李在明對朝政策基本遵循文在寅，即原則上堅持半島無核化，但認為那是長期目標，當前要做的是加大對“核朝鮮”援助，重啟南北對話交流，改善韓朝關系，維持當前和平局面，反對動用武力解決朝核問題。但問題是，業已軍事崛起的“核朝鮮”調整了對韓政策，否認朝韓同族關系，將雙方定性為交戰中的國家，否認和平統一，拒絕對話，拒收援助，這為李在明推行其對朝政策踐行其諾言平添不確定性。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張璉瑰，文章來源于“合眾聲”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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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錫悅被彈劾下臺，李在明在大選中獲勝，6月4日上臺就任韓國第21屆總統。韓國精英階層，特別是左翼人士極其樂觀地認為，這次政權左右易手意味著韓國歷史將發生“重大轉折”。因為，戰后80年來一直支配半島局勢走向的冷戰體制，因美國對朝政策的改變而將解體，李在明將領導韓國走出冷戰旋渦，突破半島舊秩序，建立與時代相契合的韓國新體制。李在明似乎也有著同樣的使命感。他公布的競選綱領強調“民生、和平、民主”三大價值，提出了3大愿景，15項政策，247項承諾，甚至喊出了“真正的大韓民國從現在開始”，展示了其政治抱負。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李在明政府的首要課題

競選中李在明明確表示，面對低迷的韓國經濟，他上臺后將把經濟和民生放在首位。這好理解。因為只有把經濟搞上去，民生得到改善，才能彰顯他在政治動蕩之后上臺執政的合理性，也才能為其新政提供民意支持和財政保障。

李在明的目標是“讓韓國成為引領世界的經濟強國”（競選綱領）。為此，他將推動韓國經濟發展模式由“效仿型”轉為“引領型”。他認為，在當今全球經濟和技術競爭加劇的情況下，韓國在戰略產業中應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他特別強調國家競爭力和產業主導權，主張國家應在市場經濟中充當干預者的角色。國家應對高新技術企業進行“大膽投資”，因為單個企業在全球競爭中力量有限，國家必須通過資金、政策與合作為本國企業“撐腰”。

為振興韓國經濟他提到的一些具體措施是：

——組建由他本人（總統）直接指揮的“緊急經濟應對工作組”，統籌領導各部門經濟振興工作。

——政府牽頭制定實施有效的經濟提振方案。

——編制補充預算案，制定經濟扶持臨時政策。

——改革監管制度，提升企業自主性，保障企業創新發展。

——不拘一格選用人才，不問其意識形態和黨派傾向，只以能力、忠信和廉潔為用人條件。

——通過電子信息開示制度嚴防權勢人物和集團利用內部信息謀私套利，營造有利于中小企業發展的環境和公平公正的市場秩序。

李在明的“國家主導、高科技驅動”經濟發展戰略頗有當年樸正熙的味道。當年樸正熙組建“國家經濟企劃院”，以軍隊作戰方式和強力手段抓經濟，創造了“漢江奇跡”。但這種發展模式存在天然陷阱：國家資本干預市場，有可能使韓國本已存在的“政商勾結”更加猖獗；平衡國家干預與市場活力之間的矛盾是傳統難題；經濟發展模式由“效仿”轉向“引領”，需要持續的科技投入和人才培養，而這又需要穩定的政策長期支持，這在左右主張相左、輪流坐莊的韓國是很難辦到的。

李在明急于啟動“政治變革”

為時半年的政治動蕩充分暴露了韓國政治和社會長期存在的頑疾。

——社會撕裂，政治極化。韓國左右兩大勢力鮮有協商合作，黨同伐異、相互扭斗為常態，有時甚至煽動“仇恨政治”，以置對方于死地而快，導致政潮迭起，社會動蕩。

——“大民主”思潮泛濫，情緒化表達盛行。無論是政治精英還是一般民眾，動輒集會示威、靜坐絕食，甚至通過自殘或他殘等極端手段進行發泄，街頭政治成為表達訴求的常見方式。

——制度設計不周，法律體系不健全。在某些地方權力過于集中，缺乏制約，濫權成為亂政之源；另一些地方疊床架屋，權力之間相互打架。在某些領域罪和非罪界限不清，造成執法混亂。

把尹錫悅趕下臺后，為鞏固這一勝利，李在明表示他將推進包括修憲在內的重大政治變革。他提出的目標是：克服內亂，國民團結，恢復憲政秩序，讓韓國成為民主強國。

為此，競選時李在明向國民保證將“根絕政治報復”，推進國民團結，但同時他堅持要對“發動內亂的人”及“隱藏在國家機關內部破壞憲政秩序的人”進行清算，甚至誓言要讓尹錫悅在監獄中終老。他提出要由“干凈的法庭”處理這些人。至于如何化解社會矛盾，增進國民團結，他并沒有想出具體辦法。

為實現“干凈的法庭”，李在明提出要對監察和司法制度進行改革。鑒于尹錫悅在監察系統的影響，他提出要把原隸屬于總統的監察院劃歸為國會直屬，將偵察權和起訴權分離，加強對監察起訴權的制衡。他提出要增加最高法院法官數額，稀釋法官個人權力。

針對這次政治動蕩中尹錫悅的表現，李在明提出，在強化總統職責的同時，要分散總統的權力。總統任期要改為4年連任制，以便讓國民在中期選舉時對政府行政作出評價。他提出總理任職由總統提名改為國會推薦，高級公職人員和關鍵部門首長任命要經國會同意，確保其政治中立性。要限制總統行使否決權。

李在明還提出，國家要成為國民生命和財產安全的保護者，加強尊重勞動、保障人權的社會建設，等等。

李在明的這些政改主張大多需要通過修憲才能實現，但修憲是件不容易的事。

韓國現行憲法是1987年制定的。38年過去，有些內容已不適合現實需要。韓國幾屆總統都曾提出并推動過修憲，由于利益沖突各方無法達成共識而作罷。這次政治動蕩后朝野罕見地都主張修憲，李在明任內實現修憲的可能性增大。但是，李在明修憲主張帶有明顯的黨派利益色彩。如，左翼力量在國會，李在明修憲傾向是“分散總統權力，國會主導國政”。因此，他的主張剛一提出便遭到了物議，這預示著修憲將是一場激烈的肉搏戰。何況，即使實現修憲，李在明追求的“政治變革”能否達到目的也是未知數。因為韓國的許多問題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遠非一種政策一種舉措可以解決。

例如，當前困擾韓國的左右惡斗，就是歷史傳統和地緣政治相互加持的產物。韓末國家陷入生存危機，為尋出路，韓國上層分化為慕華、從日、崇歐等多派展開政爭。后國家為日本吞并，政爭簡化為媚日和反日兩派，水火不容。日本敗亡，半島又被美蘇分割占領，它們分別扶持代理人建國，親蘇（左）親美（右）兩者之間甚至兵戎相見。蘇東劇變，關系緩和，韓國對朝實施“陽光政策”，反而使北方的“主體思想”在南方找到了信奉者。朝鮮擁核使韓國面臨安全危機，左翼主張通過加大對“核朝鮮”援助，改善韓朝關系謀求安全；右翼則主張強硬應對，借美國核保護傘和韓美日三國同盟確保安全。二者相互攻訐，互贈“從北反國家勢力”、“親美極右勢力”謚號，最終導致了這次政治地震。

又如，朝鮮本以儒學立國，崇尚平和禮讓，被稱為“禮儀之邦”。但近代史開始以來國難頻仍，一度亡國。面對強敵殘暴鎮壓和長期威權統治，民眾伸冤無門，在絕望中便選擇了示威暴動甚至暗殺為對抗手段，日久便成民風。

在復雜的歷史環境中形成，以尖銳的利益沖突為內容的這些社會頑疾，不可能在短短的5年內（即使李在明成功修憲，新憲法也只能從其下任始生效）治愈。

李在明對外關系基調是韓美同盟和實用外交

李在明曾宣布，其外交政策基本方針是鞏固韓美同盟關系，以國家利益為重，推進實用外交，在此基礎上發展同周邊4強關系。

1，韓美關系

戰后以來，韓國一直被置于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中，以韓美同盟為基礎構筑其國家安保、政治和經濟體制。同其歷屆前任一樣，李在明服膺這一現實，視韓美關系為其對外關系的重中之重。

但是，如今情況發生變化，特朗普正在重構包括美韓關系在內的整個同盟體系。作為精明的商人，他要求所有盟國保證美國的一切付出必須得到足夠的回報。對韓國他提出了具體要求：

——韓國承擔更多的駐韓美軍軍費；

——今年2月美國防長下達文件《國防臨時戰略指南》，指示駐韓美軍主要任務由遏制朝鮮轉為鉗制中國，朝鮮威脅由韓軍自行應對；

——在遏制中國方面韓國應充當更積極的角色；

——韓國同美國就安保、經濟、軍費分擔、關稅等方面進行“一站式采購”，等等。

美國的要求使李在明頭疼。韓國手里沒牌，故既不能拒絕，也不能接受。因為這些要求完全改變了韓美同盟的性質，不僅嚴重損害韓國國家利益，而且綁架韓國將之擲入危境。

目前我們看到李在明的應對是，一方面推進職能部門就關稅問題與美談判，同時派自己的心腹金鉉宗赴美溝通，坦陳韓美同盟的價值和韓美日三國合作的重要性，告訴美國人“問題必須在韓方能夠接受的范圍內加以解決”。韓國智囊人士給李在明提出建議是，韓國應盡快確立自主戰略，國家安全不能完全托付給美國；要收回韓軍戰時指揮權，提升韓軍獨立作戰能力和戰力；與此同時，在科技、高端制造業、培育未來產業及提高研發能力等方面也應確立自主戰略。

若此，這意味著韓國與美拉開距離，弱化同盟。但是，面對“核朝鮮”，把安全押寶在美國“核保護傘”的韓國，對此是難以做到的。

2，韓中關系

李在明被某些韓國人貼上了“親華”標簽，指責他有“屈辱性的親華事大主義外交觀”。因為他曾說過“中國是韓國重要的貿易伙伴，也是對韓半島安全有著重要影響的國家”，上臺后他“將修復并穩定管控因上一屆政府失策而惡化的韓中關系”。他反對韓國介入臺海問題，稱“無論臺灣海峽發生什么事情，大陸和臺灣地區關系如何發展，均與韓國無關。韓國不應介入兩岸關系”。他主張韓國應在中美之間保持某種平衡，堅持“均衡外交”。他強調：“無論中國還是日本、俄羅斯、美國，都需要建立友好關系。韓美同盟是韓國的外交根基，這是現實，非常重要，但也沒有必要與其他國家關系敵對化”。他明示將“促進中韓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成熟發展”。

李在明的清醒主張在韓國遭到批判，反映了韓國彌漫著“厭中”、“仇華”情緒。今年4月首爾出現反華示威。

這種情況的出現，直接原因是尹錫悅為打擊“從北反國家勢力”實施戒嚴，但出于安全考慮，他又不能公開有關情報資料，于是炮制并渲染所謂“中國間諜事件”，為其戒嚴制造借口，引發社會反華惡潮。此前，2002年中國啟動邊疆史地研究的“東北工程”，被某些韓國人曲解為崛起的中國欲借高句麗問題進行“擴張”，引發雙方在歷史和文化方面產生諸多爭議，雙方民間開始相互嫌惡。促使中韓關系進一步惡化的是朝鮮核問題。朝韓敵對，韓視朝核為其生死威脅。他們認為中國在安理會為朝核辯護，是“站隊朝鮮”。韓國在朝鮮核試后引進“薩德系統”，在中國看來是“媚美反華”。于是雙邊關系更加不侔。

好在李在明清醒，有改善韓中關系的愿望，中韓關系有可能向好，但回到建交初期的蜜月狀態是不可能的。

3，韓日關系

李在明在競選綱領中說：“日本是韓國重要的合作伙伴”，他將“按原則對待歷史問題和領土問題（指日本侵朝、雙方獨島之爭），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則轉變方向，以面向未來的姿態夯實持續穩定雙邊關系的基礎”。

這表明，李在明對日政策實際上繼承了尹錫悅，并將在其基礎上繼續推進。他力主加強韓美日三國同盟和安全合作，因為面對“核朝鮮”，韓國選擇空間有限。

4，韓朝關系

李在明表示將“堅持半島無核化目標，推進韓朝關系之修復，通過全面、分階段的無核化進程，推動半島和平機制建設并取得實質性進展”。6月15日他發表文章稱,“要找回失去的時間與和平，將韓半島風險轉化為韓半島溢價，開創韓朝共贏的未來”。

在一次記者會上他明確表示“將推進韓朝首腦會談”。他說，特朗普已經放話與金正恩會談，韓方應為會談成行出力合作。他認為美朝會談時韓國不會被排除在外，會談成功后啟動對朝援助勢在必行。出資方面排除韓國參與，既無必要也無可能。

關于朝核問題李在明說，“韓國自主核武裝不現實，不可取。半島無核化實際上是朝鮮無核化。在這一過程中美國作用重大，但中國和俄羅斯的作用不可或缺。”

由此看來，李在明對朝政策基本遵循文在寅，即原則上堅持半島無核化，但認為那是長期目標，當前要做的是加大對“核朝鮮”援助，重啟南北對話交流，改善韓朝關系，維持當前和平局面，反對動用武力解決朝核問題。但問題是，業已軍事崛起的“核朝鮮”調整了對韓政策，否認朝韓同族關系，將雙方定性為交戰中的國家，否認和平統一，拒絕對話，拒收援助，這為李在明推行其對朝政策踐行其諾言平添不確定性。

任重道遠

李在明屬于韓國這片土地。生于斯，長于斯，他的每個細胞都飽含著韓國元素。他雖為總統，但他的演出是在韓國為之提供的舞臺上，按照既定的劇本進行演繹，沒有給他留下多少自由發揮的空間。總統作為國家利益的第一責任人，在其內外環境沒有發生重大變化，國家利益基本恒定的情況下，李在明的行政及其結果，不太可能與其包括尹錫悅在內的歷屆前任有重大的和方向性的變化。

記得16年前，一位中國官員在一個嚴肅的場合斷言：朝鮮核問題是半島問題的癥結。的確，在當下半島，包括韓國的內政外交，沒有任何事情不與朝鮮核問題相牽連。諸如維護半島無核化和半島和平與穩定，韓朝關系的改善與半島統一，韓國與美國軍事同盟的強化及韓美日三國安全合作的深化，韓國與中、俄關系的惡化，韓國國內左右對立和社會分裂等等，在朝鮮核問題解決之前這些問題看不到有根本變化的可能性。

國際政治的一般規律是，對峙雙方誰綜合實力更強些，誰就能把握雙邊關系的主導權。但在朝鮮半島這一條不成立。在朝韓關系中，雙方是否保持某種聯系，雙邊關系是緊張還是緩和，是對抗還是對話，若對話定何時何地何級別何議題等等，大體是由朝鮮決定的，即使是盧武鉉、文在寅左翼執政時也沒有變化。李在明上臺伊始即多次向朝示好，但主導權不在他手里，他的意愿和承諾能否實現不是由他決定的。

但是為什么有那么多精英人士認為李在明將讓韓國發生歷史性轉折呢？這是因為：

首先，他們認為，當前韓國面臨的所有問題都是尹錫悅個人“亂政”造成的，有意無意地夸大了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陷入了英雄史觀。因此堅信，只要尹錫悅下臺，反尹的李在明執政，韓國歷史就將掀開新的一頁。

其次，某些論者出于某種目的，故意回避、掩蓋了朝鮮核問題對韓國和半島事態發展的影響，對尹錫悅何以對外親美友日、對內采取“清除從北反國家勢力”等極端舉措，僅以尹錫悅是“極右分子”、“本質就壞”等等去解釋，其結論自然是：壞人下臺，好人上臺，萬事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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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