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6月17日，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廖群在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發表文章，分析了“十五五”規劃期間，我國經濟發展為實現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目標所承擔的兩大關鍵使命，提出“十五五”規劃需通過更積極的宏觀政策，平衡總量增長與質量提升，確保2035年現代化目標實現。現將文章轉發如下：（全文約6700字，預計閱讀時間15分鐘）

我國“十五五”規劃，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預研階段，剛剛開始。

五年規劃是我國國民經濟計劃的重要部分，內容包括總體發展規劃、專項規劃、區域規劃及其他相關規劃等。無疑，總體發展規劃，也就是宏觀規劃，總攬全局，最為重要，尤應謀思。

“十四五”規劃提出，我國要用“十四五”“十五五”“十五五”3個五年規劃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十五五”規劃作為3個規劃的中間銜接，承上啟下，意義之重大不言而喻。

其實，意義之重大更在于，“十五五”規劃期間，即2026-2030年間，我國經濟發展為實現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目標所承擔的兩大關鍵使命。一是為2035年GDP比2020年實際翻一番，從總量上基本實現現代化奠定基礎；二是為2035年達到高質量發展水平，從質量上基本實現現代化奠定基礎。

研究分析這兩大使命對“十五五”期間我國經濟分別提出了哪些發展要求和政策呼喚，對“十五五”規劃的科學制定無疑具有重大意義。筆者擬對這兩大使命的發展要求和政策呼喚分別進行探討。本文是對第一使命關于總量的探討，第二使命關于質量的探討將隨后進行。

第一使命對總量增長的要求，既包括對GDP實際增長，即以2020年價格計算之增長的要求，也包括對GDP名義增長，即以當年價格計算之增長的要求。

01

GDP實際增長要求：“十五五”期間年均4.8%

為何有此要求？這是由2035年我國GDP比2020年實際翻一番的目標所決定的。

已廣為人知的是，2035年比2020年實際翻一番意味著2020-2035的15年間年均實際增長4.73%。從目前形勢來看，今年我國GDP實際增長5.0%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則”十四五“期間，即2021-2025年間我國GDP將年均實際增長5.3%。

那“十五五”期間，GDP的年均實際增長速度應該是多少呢？

首先須認識到，翻一番的目標是硬性的，則2021-2035年年均4.73%的增長速度是最低要求。又由于如上所說2021-2025年年年均增長5.3%，則對2026-2035的10年來說，年均增長4.55%是最低要求。這是對2026-2035年我國GDP年均實際增長速度的第一個約束。

同時，就4.73%而言，1年如此增長并不難，但15年年均以此速度增長的難度遠高于此。這不僅是因為通常意義上可持續增長的困難，還在于這15年間我國GDP實際增長速度必然放緩的趨勢，更在于放緩速率的不可低估。

我國GDP的實際增長速度，從2010年開始就歷史性地從10%以上的高速逐步地向中高速放緩。這是經濟發展階段的演進使然，是必然的，不可改變也不奇怪。GDP增長曲線，與任何其他事物的增長曲線一樣，呈拋物線形態，即在起飛階段高速增長，在一定時刻拐點出現，然后增長速度不斷放緩，向中高速、中速，最后正常速度邁進。經濟理論上，這正是羅斯托（W. W. Rostow）的經濟階段成長論所揭示的。

2010年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DP增長曲線的拐點；此后的放緩就是拐點已過所致，且必然持續。因此，2021-2035年間我國GDP實際增長速度必將呈現“前高后低”持續放緩的態勢。

問題還在于，我國GDP增長曲線的斜率，在起飛上升時期很高，則在放緩下行時期也必然不低。這就是說，“前高后低”放緩的速率必然會較快。今后有多快難以準確預測，但從我國GDP年均實際增長速度自2010年的10.6%放緩至2011-2015的8.0%、2016–2020年的6.1%和2021-2025年的5.3%（如前預測）的趨勢來看，2026-2035的10年間放緩的速率平均每年0.1個百分點，或每5年0.5個百分點不是一個悲觀的估計。這可以說是第二個約束。

在上述兩個約束下，要實現2035年比2020年實際翻番的目標，2026-2030年和2031-2035年我國GDP年均實際增長速度應分別為4.8%和4.3%。所以，“十五五”期間我國GDP年均實際增速應達4.8%。否則，2035比2020年實際翻番的目標就難以實現。這就是“十五五”期間GDP年均實際增長速度應達4.8%的經濟與算術邏輯。

對此，有人會不以為然，認為現階段，包括“十五五”期間，我國不應再追求GDP增長速度，不應有增長目標或增長目標不應定在4%以上。如上所析，這實際上就是說不應有年均增長4.73%和2035年翻番的目標。

這一觀點的依據是，今后我國追求的應是高質量發展，而不是經濟總量的增長。在此有必要澄清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很多人說，發展不等于增長，這沒有錯，兩者是有所不同。但必須看到，增長是發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發展涵蓋增長、深化和升級三個方面，增長居于首位，所以談經濟發展是不能脫離經濟增長的，特別是對于現階段仍然須有中高速增長且具有此等潛力的我國經濟而言。

后兩個方面，即深化和升級，代表經濟質量提升，當然很重要，我國經濟正在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但不能由此否定第一個方面的經濟增長。不能將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和較快增長對立起來；兩者是互相依存與促進的關系。

在哲學意義上，這其實是質量和數量之間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如同形式和內容之間的關系一樣。于后者，沒有內容形式就沒有意義，而沒有形式內容根本就不存在；于前者，沒有質量數量就沒有意義，而沒有數量質量根本就不存在。

對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而言，高質量發展只能在較快的經濟增長過程中實現。尤其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現階段人均GDP僅為發達經濟體平均值的1/3左右而又處于努力追趕過程中的經濟體來說，在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同時不可能不仍然追求一個相對較快的經濟增長。

其實，雖然重視程度不同，世界各國，包括發達國家，都將經濟增長作為首要的宏觀經濟指標，定期發布的最重要數據都是GDP增長速度。發達國家尚且如此，作為最大的新興和發展中國家的我國是否就更有理由這樣做呢？貶低甚至蔑視GDP增長速度的傾向是有害的。

“十四五”規劃對于GDP的增長沒有設定5年年均目標，但提出各年度設定預期要求，也就是年度目標，實際上也這么做了，說明仍然十分重視GDP增長。估計“十五五”規劃也將如此處理，是正確的選擇。

02

GDP名義增長要求：“十五五”期間年均5.8%

為何又要有這個要求呢？是因為，在很多政府文件和研究分析中都還提到2035年我國成為中等發達國家的目標。由于中等發達國家的標準不甚明確，而最低發達國家的標準按人均GDP是清楚的，所以2035年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超過最低發達國家，也就是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較易判斷，也更易實現。

即使如此，也并非輕而易舉。據IMF，2024年最低發達國家，即人均GDP最低的發達國家是克羅地亞，人均GDP為23380美元，今年預計上升為24000美元。假設其人均GDP在今后10年按保守估計年均名義增長2.5%（1.5%實際增長和1%通脹率），則2035年將達30722美元。

2020年我國人均GDP為10409美元，在此基礎上，假設實際增長翻番實現但GDP平減指數（整體經濟的廣義通脹率）上漲為零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不變，2035年我國人均GDP將為20818美元，比最低發達國家的30722美元仍相差48%。所以，僅靠實際增長翻番仍然難以進入發達國家行列，還必須依靠人民幣升值和GDP平減指數上漲來消除這一48%的差距才能進入。

筆者相信48%的差距是可以消除的。就是說，今后10年我國人民幣升值和GDP平減指數上升合計達到48%是大概率事件，因而2035年我國人均GDP超過最低發達國家的水平，從而跨入發達國家的行列，是很可能的。

盡管如此，從最近幾年的情況來看，也不能視為當然。首先看人民幣，實際上近年來對美元貶值了10%左右。考慮到目前人民幣和美元在實際購買力上的巨大差距，長遠來看，人民幣確有很大的升值潛力。但人民幣國際化是其升值潛力實現的必要條件，而人民幣資本項下可兌換又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必要條件。問題在于，保持人民幣資本項下不完全可兌換是我國防止外部金融沖擊，保持我國金融市場進而經濟穩定的重要防火線，我國從未承若何時放棄。

今后10年，正是美國及一些西方國家阻擋我國經濟繼續崛起的關鍵時期，防止外部的金融和經濟沖擊更為重要，所以仍不會承諾也不會硬性地過快推行。于是，今后10年人民幣將對美元升值，但不能認為升值48%是當然，而且如果GDP平減指數繼續為負的話，人民幣的升值幅度須比48%更高，更不能視為必然。

這就要求GDP平減指數，也就是廣義通脹率也要做出貢獻，為此起碼須從近年來的負值區間走出至正值區間。至于正值于什么水平，看看其他GDP實際增長率在0-3%的國家的通脹率目標都設定在2%，對我國這樣一個GDP實際增長在4.5%以上的國家來說，年度廣義通脹率或GDP平減指數上漲率達到1%的水平應該不是一個很高的要求。

這就意味著，“十五五”期間我國GDP的年均名義增長速度應達5.8%。

如此，今后10年GDP平減指數將上升10.5%。在此前提下，人民幣只需升值37.5%，這更為可能，2035年我國名義GDP就將超過最低發達國家，從而實現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目標，成為中等發達國家的可能性也明顯提高。

實際上，2-3%的GDP平減指數上漲率對我國經濟更為理想，將大幅加快我國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和成為中等發達國家的步伐。不僅如此，也更有利于經濟的實際增長。應該認識到，通脹率太高當然不好，會降低居民的實際購買力和消費水平。

但太低，特別是為負，也會對經濟的實際增長產生很多負面影響。第一，降低企業的銷售收入從而利潤，因為銷售收入不僅取決于產品銷售數量，也直接取決于產品銷售價格。這將抑制企業投資。第二，企業利潤降低使得員工的工資獎金等收入增長減慢。這將抑制居民消費。第三，通脹低迷使得居民和企業都感覺現金珍貴，所以更不愿消費或投資。這些都將直接抑制GDP中的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兩大主要元素，從而GDP的實際增長。

所以，將GDP平減指數或廣義通脹率從負值區間提升到正值區間并達1%或以上，應成為我國經濟發展“十五五”期間的重要目標之一。

03

宏觀政策呼喚：

更加積極有為，大幅改進供求關系

上述GDP實際增長和名義增長兩大要求的共同挑戰是，當前我國商品市場嚴重供過于求，需求明顯不足，同時供給顯著過剩。這一挑戰造成經濟擴張欠缺力度，從而GDP實際增長速度難以達到潛力水平，同時又導致通脹率易跌難升，使得GDP名義增長速度更慢于實際增長速度。

既然如此，提升需求和減少供給是實現兩大要求的根本途徑。鑒于今后外部需求將不可控制地惡化，提升需求主要是提升內部需求，即內需，包括國內消費和固定資產投資。減少供給，的首先是控制新的產能建設，防止內卷式的規模擴張，同時消減過時的舊產能和舊產品。

鑒于供過于求的嚴重程度，提升內需和減少供給的力度都應達到非常強勁的地步。為此，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更加地積極有為，大力提升寬松力度。

●財政政策應切實地更加積極。

首先，通過財政渠道根本性地提高中低階層居民的收入。這些居民是我國消費不足的主要群體所在，消費傾向高，提高其收入將取得顯著的政策邊際效應；中長期而言又具減小收入差距的重大意義。所謂根本性地，是說不只是一次性的補貼如消費券等，而是通過政府轉移支付和稅收調節等手段進行持續性的收入二次分配。

第二，顯著增強“兩新”政策，即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的實施力度。針對商品市場嚴重供過于求，一年多前推出的“兩新”政策，既去舊供給又創新需求，的確是治愈良方，且在外部需求面臨巨大挑戰的情況下也是必由之路，同時中長期而言促使我國經濟與社會面貌輪番地煥然一新，向現代化不斷地邁出大步，意義之深遠怎么估計都不過高。

既然如此，“兩新”政策的實施力度應在去年的基礎上大幅提升，以在全國各地和各行業都形成一個“兩新”的經濟浪潮。在這方面，財政政策大有可為也必須有為，以大幅的財政補貼鼓勵居民進行以舊換新，即雖還能用但用得不夠滿意的傳統舊產品折價賣出的同時購買現代化的新產品，和企業設備更新，即以現代化的新設備置換傳統的舊設備。

第三，重振基礎設施投資支出。應該認識到，我國的基礎設施投資仍有很大的擴張空間和重大的經濟意義。那種認為我國基礎設投資潛力已經耗盡的看法是沒有道理的。新型基礎設施需求正在強勢興起且潛力巨大，包括5G基站、6G網絡、大數據中心、算力平臺、AI所需電力裝機及網絡、新能源設施及網絡、節能環保裝備等等。即使是傳統基礎設施，很多新項目，包括一些巨型交通運輸項目如跨省運河修建等，也在等待投資。

據CF40研究團隊測算，未來5年我國至少還有約31萬億元的增量公共投資空間。持續強勁的基礎設施投資不僅將支持短期經濟增長，也將對我國在新經濟時代的中長期發展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意義。在以上三大方向，財政政策的力度應該充分地大，以持續性的大規模政府發債和更高的赤字率予以支持；畢竟我國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即使包括地方政府的隱形債務，也明顯低于很多其他國家。

●貨幣政策也應更加有為。

通脹水平低迷，是貨幣政策寬松的基本依據；使GDP平減指數或廣義通脹率由負轉正，是今后10年我國貨幣政策寬松的應達目標。貨幣供應量應保持總體市場流動性達到充裕的程度，同時結構性地大力增強對中低收入居民、中小微民營企業、高科技、新興產業和“兩新”政策實施的信貸和普惠金融支持。特別是，針對居民消費意愿不夠，應進一步降低儲蓄存款利率。

應該看到，我國消費需求不足，除了中低階層居民的收入增長不夠快外，還在于居民收入未能充分地轉換成消費需求，形成了堵點，而其根本原因是居民的消費意愿不夠。從2018年以來我國居民儲蓄存款連續7年雙位數增長，大大快于居民收入和支出的增長速度就可見一斑。消費意愿不夠，反映我國居民傳統的節儉意識仍然很強，喜歡存錢，謹慎花錢。

也與社會保障體系的涵蓋面不夠寬和保障度不夠高有關，很多人擔憂未來的養老與醫療，因而多存錢，少花錢。其實，銀行儲蓄存款利率仍大幅高于接近于0的消費品價格指數，更加劇了人們存錢而非消費的意愿。在這一形勢下，除了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之外，貨幣政策應進一步降息，縮小銀行儲蓄存款利率與消費品價格上漲速度之差，降低居民的存款動機，促使銀行居民儲蓄存款搬家至消費品市場。

應該說，目前我國的儲蓄存款利率水平已比以前降低了很多，但仍明顯高于發達經濟體的正常年份，與一些發展中經濟體相比也屬偏高水平。考慮到我國雖仍處于發展中階段，但是一個特殊的新興經濟體，似乎“未老先富”，商品與貨幣市場的供需關系呈現與發達經濟體類似的雙過剩局面，為提升居民的消費需求和企業的投資需求，應不惜采取發達經濟體的低利率貨幣政策，將銀行利率調至夠低的水平，有必要時甚至向零水平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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