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婚介所工作的朋友小林跟我吐槽了一個“怪現象”：不少來登記的女會員，自身條件相當普通——月薪五千上下，名下沒房，有的有輛代步小車。可她們開出的擇偶條件，卻清一色瞄準了“事業有成、經濟穩固”的中產及以上男士：月薪最好兩萬+，有房有車，大企業背景或自己當老板。小林感慨，能達到這標準的男士，在婚戀市場上可是“香餑餑”，人家挑對象時，不僅看年齡長相，“門當戶對”這根弦也繃得緊緊的。

這不禁讓人想問：為什么很多女生覺得“上嫁”理所當然，卻對“平嫁”或“下嫁”避之不及？ 難道真是“拜金”二字就能簡單概括的嗎？

“相親角定律”：向上看齊的背后，藏著恒古不變的歷史影子。

把姑娘們的選擇簡單貼上“拜金”標簽，未免太草率。細究起來，“上嫁”的觀念，其實深深植根于我們的歷史土壤里。

你想想看，過去幾千年，土地、財產這些硬資源，有幾個家庭會傳給女兒？到了工業社會，女性在職場上又常吃“閉門羹”。當整個社會系統性地在資源分配上把女性“擠到邊上”，婚姻對很多女性來說，就成了一條獲取生活保障的“替代路徑”。直到今天，很多家庭依然習慣性把房子、家底留給兒子，女兒呢？可能就“意思意思”給點嫁妝。這種隱形的、代代相傳的“資源傾斜”，無形中就在婚戀市場上劃出了一道深深的“鴻溝”——女性整體擁有的經濟資本，天然就少了一截。向上擇偶，對她們而言，有時更像一種生存策略的延續。

濾鏡下的“理想生活”：誰在悄悄拉高人們的期待？

除了歷史慣性，我們每天浸泡其中的環境也在“推波助瀾”。

打開手機，廣告里是拎著名牌包、住著大平層的精致生活；朋友圈里刷到的，是別人精心曬出的度假、美食、禮物……這些信息像一層層濾鏡，無形中拉高了我們對“好日子”的想象閾值。一個普通女孩，天天被“輕奢”、“中產生活”這些概念包圍，難免會受影響，覺得那樣的生活才“像樣”。

更扎心的是，社會評價一個女性的“價值”，有時還真就和她嫁的人“綁”在一起。“嫁得好”仿佛成了某種成功標簽。這種扭曲的價值觀，讓不少女性感到壓力山大——好像只有“上嫁”，才能證明自己“夠好”、“夠有眼光”。這無形中又給“向上看”的擇偶觀，加了一把火。

鏡子另一面：男性的“向上”凝視被忽視了嗎？

當然，把婚戀市場的“失衡”全算在女性頭上，實在不公平。男性的擇偶偏好，同樣帶著鮮明的“向上”色彩。

小林告訴我，那些月入兩萬、條件優越的男會員，開出的條件往往非常具體：年齡最好25歲以下，長相要“拿得出手”，還得“看著順眼”。這何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向上”選擇——追求更年輕（生育價值）、更符合主流審美（觀賞價值）的對象？問題的核心在于，整個婚戀市場，似乎被簡化成了一場精明的“資源置換游戲”。每個人都拿著自己有限的“籌碼”（年齡、外貌、收入、家境），試圖在“交易所”里換到最大化的“回報”。當雙方都在“向上看”，錯位和矛盾自然就產生了。

破局之道：真正的門當戶對，在精神層面

真正的“門當戶對”，絕不只是銀行卡數字的對等，或者房產證上的名字匹配。

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講過一個觀點挺有意思，他說婚姻本質上是“習性”的匹配。啥意思？就是兩個人有相似的生活經歷、教育背景、看待世界的方式，這些內在的共鳴，遠比外在的物質條件匹配來得重要和持久。當兩個人能聊到一塊兒，想到一塊兒，價值觀同頻，這才是婚姻穩定的基石。

更重要的是，只有當女性能夠通過教育、職業發展，獲得真正的、獨立的經濟能力和社會地位時，才更有可能跳出“把婚姻當跳板”的思維定式，更從容地選擇基于情感和尊重的伴侶關系。

說到底，婚戀市場就像一面鏡子，清晰地映照出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公、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以及消費主義浪潮下被裹挾的欲望。

要打破“上嫁理所當然”的迷思，光靠喊口號、指責某一方沒用。這需要個體觀念的覺醒——放下物化的標尺，更看重精神的契合與共同的成長。更需要社會結構的調整——保障女性平等的財產繼承權、撕掉職場上的性別標簽、拓寬女性發展的空間；同時，也要松綁套在男性身上的“成功枷鎖”，讓他們不必非得成為“頂梁柱”才能獲得價值認同。

只有當兩性都能掙脫傳統角色的束縛，自由發展，真正作為平等的個體相遇時，婚姻才有可能回歸它最本真的模樣——一場基于愛與尊重的雙向奔赴，而非一場充滿算計的生存博弈。這條路或許很長，但值得我們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