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6 月 13 日凌晨，德黑蘭的夜空被爆炸聲撕裂。以色列無人機精準命中伊朗武裝部隊總參謀長巴蓋里的住所，這位同時掌管國防軍與革命衛隊的 “軍方第一人” 當場身亡。僅僅 4 天后，接任的新司令沙德馬尼又在空襲中喪生。

連續兩任最高指揮官被定點清除，伊朗軍隊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亂。但細心的人發現，此次被以色列定點清除的伊朗軍隊高官，均來自伊朗革命衛隊，而伊朗國防軍的官員被清除的人極少。

這時候，一個巨大的問號就浮現在所有觀察者的腦海里：伊朗不是有兩支軍隊嗎？那支繼承了巴列維王朝“家底”，擁有正規海陸空三軍的“國防軍”去哪兒了？為什么每次挨打的都是革命衛隊？難道國防軍在看戲？

還是說，這背后隱藏著一場我們看不見的，德黑蘭權力深處的“紙牌屋”游戲？

革命陣痛：霍梅尼的雙重枷鎖

兩者從 1979 年革命那天起，就陷入了 “用而不信、防而不離” 的內斗循環，如今已成為伊朗國家機器里的一顆 “定時炸彈”。

（霍梅尼）

我們把時間撥回到1979年，那是一個天翻地覆的年份。精神領袖霍梅尼從巴黎飛回德黑蘭，踩著舊國王巴列維倉皇出逃的背影，建立了一個全新的神權國家。然而，新生的共和國，從降生的第一天起，就浸泡在深深的恐懼和不信任之中。

這種恐懼，不是被害妄想。

在推翻巴列維王朝的伊斯蘭革命當中，伊朗的國防軍軍隊總司令阿巴斯普爾選擇 “中立”—— 下令軍隊撤回軍營，不參與沖突。這種 “中立” 在霍梅尼看來就是 “不忠”：他親眼見過軍隊推翻國王、鎮壓宗教運動，怎能相信這支 “有政變傳統” 的軍隊會忠于新政權？

而且這支軍隊在意識形態上，又與霍梅尼格格不入。

這支軍隊，是巴列維王朝用美國人的美元和石油財富喂養大的“猛獸”。軍官們在西點軍校和桑德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受訓，開著美國F-14“雄貓”戰斗機，英國的“酋長”坦克，從骨子里就透著一股親西方的“洋味兒”。

當時，國防軍內部充斥著對新政權不滿的軍官，他們鄙視那些穿著長袍的教士，懷念國王時代的榮光。

霍梅尼和他的核心圈子，夜不能寐。他們深知一個真理：槍桿子里出政權，但如果這槍桿子不完全姓“神”，那它隨時會頂在自己的腦門上。

怎么辦？答案簡單粗暴：打造一支絕對忠于自己，忠于革命，忠于伊斯蘭教士階層的全新武裝！于是，1979年5月5日，“伊斯蘭革命衛隊”應運而生。

伊朗革命衛隊誕生的使命，根本不是去守衛國境線，而是守衛革命的“心臟”——德黑蘭的那群教士們。它就是霍梅尼的“錦衣衛”，是神權共和國的“黨衛軍”，其成員多是狂熱的宗教青年，他們對霍梅尼的忠誠，超越了對國家的忠誠。

革命衛隊一出世，國防軍就成了“后娘養的”。上萬名軍官被清洗，許多人被解職甚至處決，士氣跌到谷底。而革命衛隊則迅速崛起，成員多是革命熱血青年，直接聽命于最高領袖。這種“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的結構，從一開始就埋下了內斗的種子。

兩伊戰爭：戰場上的明爭暗斗

伊斯蘭革命后不久，伊朗的鄰國伊拉克就趁伊朗新政權立足未穩之時發動進攻。面對外來入侵，兩支軍隊被迫攜手起來抵抗侵略，但在這場戰爭中，伊朗國防軍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之間也開始了明爭暗斗。

（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標志）

戰爭初期，伊朗面對伊拉克的入侵，國防軍和革命衛隊本該聯手抗敵，但現實卻是一地雞毛。據英國《衛報》報道，兩軍在戰略上頻頻“各唱各調”，國防軍主張正規化作戰，革命衛隊則熱衷于“人海戰術”和非對稱戰法，雙方指揮權之爭讓前線混亂不堪。

1982 年兩伊戰爭的蘇桑吉爾德戰役，革命衛隊用少年兵肉身趟過伊拉克的地雷陣，用化學武器襲擊后的焦土上，他們的信仰狂熱化作了政權最堅硬的盾牌。此時的革命衛隊，與國防軍在戰場上形成奇特的共生關系 —— 前者用 “人海戰術” 消耗敵軍，后者用重武器鞏固防線。

一位國防軍老兵寫道：“我們計劃好了一場防御戰，結果革命衛隊突然發起自殺式沖鋒，害得我們陣地暴露，損失慘重。”這種不協調，直接導致了多次戰役失利。

更別提后勤資源了，革命衛隊仗著“革命親兵”的身份，優先搶奪武器彈藥，國防軍常常“喝西北風”。

那時候的伊朗戰場，就像一個巨大的試煉場，考驗的不僅是士兵的勇氣，還有兩軍能否放下成見。

但事實證明，內斗的裂痕在戰火中不僅沒被彌合，反而被燒得更深。國防軍的老兵們回到家鄉，嘴里不說，心里卻滿是對革命衛隊的怨氣；而革命衛隊則覺得自己是“革命脊梁”，對國防軍越發不屑。

這場戰爭，不僅是伊朗對外的苦戰，也是兩軍內斗的“第一幕高潮”。

戰爭結束后，革命衛隊因“革命功績”地位暴漲，國防軍卻被貼上“舊勢力”的標簽，待遇和話語權進一步被削弱。

伊朗版的“八旗”與“綠營”

戰爭的硝煙散去，和平年代的斗爭，轉移到了一個更現實、也更殘酷的戰場——經濟。在這里，國防軍和革命衛隊的差距，被拉到了一個令人絕望的程度。

據統計，伊朗國防軍的軍費占比從 1979 年的 25% 下降到 2020 年的 10%，而革命衛隊的軍費占比從 5% 上升到 40%。

（伊朗革命衛隊的導彈）

這種資源失衡直接導致國防軍戰斗力下降：空軍的 300 架戰機中 80% 是巴列維時期的老舊機型，缺乏維修零件；陸軍的坦克、裝甲車大多是兩伊戰爭時期的舊貨，沒有多少現代化信息化裝備。

(老舊的伊朗國防軍空軍的F-14戰斗機）

所以在以色列空襲伊朗核設施，國防軍空軍根本沒有有效反擊，被媒體批評為 “波斯貓”——“只叫不咬”。

而革命衛隊以“功臣”自居，打著“建設祖國也是保衛革命”的旗號，成立了龐大的經濟實體，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哈塔姆·安比亞建設總部”。

這個聽起來像軍事單位的機構，實際上是伊朗最大的建筑承包商和工程集團，壟斷了石油、天然氣、大壩、公路、港口、電信等幾乎所有暴利行業。

這種經濟實力的天壤之別，直接轉化為政治影響力的碾壓。革命衛隊有錢，就可以更好地武裝自己，可以給手下發更高的薪水和福利，可以把退役的將軍們安插到各個經濟部門當高管，形成一個盤根錯節的“衛隊利益集團”。這個集團滲透到伊朗的方方面面，能量大到連政府總統都得敬畏三分。

打個不恰當的比方，伊朗革命衛隊好比是為大清建立立下汗馬功勞的八旗軍，而國防軍就好比是由投降明軍組建成的綠營。

外部壓力下的內斗裂痕

進入21世紀，伊朗面臨的外部壓力如山一般沉重，美國的制裁、以色列的空襲、沙特的對峙，讓這個中東強國如履薄冰。

但即便在這種“外敵環伺”的情況下，國防軍和革命衛隊的內斗依然沒有緩和的跡象。

革命衛隊直接效忠最高領袖，頻頻參與國內鎮壓和海外行動，而國防軍則被限制在“守家”的角色，話語權越來越弱。2009年伊朗“綠色運動”期間，革命衛隊高調介入鎮壓，國防軍卻幾乎隱身，這種“站隊”差異進一步加劇了雙方的隔閡。

（伊朗軍隊的標志）

兩軍的對抗甚至蔓延到戰場。2017年摩蘇爾戰役期間，革命衛隊故意向國防軍提供錯誤坐標，導致后者遭遇ISIS伏擊。陣亡士兵家屬舉著染血的軍裝圍堵議會時，革命衛隊媒體反嗆：“懦夫的血玷污不了圣戰旗幟。”

據一位伊朗學者私下透露，國防軍內部不少人認為，革命衛隊的激進政策才是導致伊朗頻遭制裁和打擊的根源，私下罵他們是“惹禍精”。

2020年革命衛隊誤擊烏克蘭客機的事件，震驚了全世界。事后，國防軍內部傳出聲音，認為革命衛隊的“草率行動”讓伊朗蒙羞，甚至有軍官私下表示：“如果是我們負責防空，絕不會出這種低級錯誤。”這種“事后諸葛亮”的批評，雖然沒公開，但卻在軍營里傳得沸沸揚揚，進一步加劇了兩軍的對立情緒。

年輕一代的對抗更顯荒誕。國防軍網絡戰部隊曾黑入革命衛隊的加密貨幣賬戶，將2億美元轉入虛構的“馬赫迪救世主基金”。而革命衛隊黑客則篡改國防軍無人機程序，讓其在演習中向自家指揮部投下面粉彈。2025年德黑蘭大學泄露的郵件顯示，國防軍少壯派軍官甚至建立秘密論壇，討論用AI模擬最高領袖聲音調動革命衛隊。

2023年以色列對“圣城旅”的精準空襲事件。這次打擊導致多名高級指揮官喪生，革命衛隊內部群情激憤，主張強硬報復，甚至不惜與以色列全面開戰；而國防軍卻傾向謹慎防御，避免把伊朗拖入更大的戰爭泥潭。

這種戰略分歧，讓兩軍在危機中的協調難上加難，簡直像兩個人在拉一輛車，卻往相反的方向使勁。

一山不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但在伊朗，這兩支“雄獅”是如何在最高領袖的掌控下共存，甚至暗中較勁的呢？這正是伊朗權力結構中最微妙也最核心的部分。

這就是伊朗權力設計的最高明，也是最“魔鬼”的地方。這一切內斗，都在一個人的掌控之下，他就是伊朗的最高精神領袖。

對他而言，國防軍和革命衛隊的并存與內斗，不是一個BUG，而是一個精心設計的“權力保險絲”。這套系統的核心邏輯，在政治學上被稱為“政變免疫”。

他讓兩支軍隊相互競爭，看誰更忠誠，誰更能辦事。這種“忠誠競賽”確保了槍桿子永遠指向外部的敵人和內部的反對者，而不是指向他自己。

革命衛隊權力再大，也始終有一支規模龐大的國防軍在旁邊“盯著”。國防軍雖然失意，但它依然是法理上的“國家軍隊”，擁有相當的專業素養和重型裝備。任何一方想要單獨行動，都必須忌憚另一方的存在。

所以，伊朗的最高宗教領袖才是這場內斗的最終裁判和最大受益者。他時而扶持一下國防軍，給點新裝備，安撫一下情緒；時而又大力嘉獎革命衛隊，給他們更多的權力和資源。他就像一個高超的馬戲團馴獸師，手握兩條鞭子，驅使著兩頭猛獸，既讓他們相互咆哮，展示武力，又絕不允許他們真的咬死對方。

國際博弈：美國的手術刀與以色列的離間計

再厲害的耍蛇人搞不好都有被蛇咬死的時候。伊朗最高宗教領袖玩的這套軍隊平衡戰略，對內穩定住了自己的權力，但沒想到的是，有人會勾引外部的力量。

伊朗雙軍的內斗，本來是“家務事”，可美國和以色列卻像嗅到了血腥味的鯊魚，迅速游過來，試圖從中漁利。他們的邏輯很簡單：伊朗是中東最大的對手，如果能讓伊朗內部自亂陣腳，何必大費周章地直接開戰？

美國和以色列的情報機構——CIA和摩薩德，早就盯上了伊朗雙軍的裂痕。他們深知，國防軍中有不少人對革命衛隊的“霸道”心懷不滿，尤其是那些老一輩軍官，很多人對巴列維時代還有懷念之情。

于是，美以情報人員通過各種渠道，試圖拉攏國防軍中的“異見分子”。比如，他們會通過中間人，向一些國防軍軍官提供“好處”，甚至承諾如果伊朗政權更迭，他們可以獲得政治庇護或經濟支持。

注意看以色列和美國的打擊模式，這是一場登峰造極的心理戰。他們幾乎只打革命衛隊，甚至在空襲后，會有意無意地通過渠道釋放信息：“此次行動與伊朗國防軍無關。”

（以色列外科手術式打擊伊朗革命衛隊高官）

這就等于在公開對國防軍喊話：“你們是好人，壞的是他們。只要你們不摻和，就沒你們的事。” 這種做法，一方面在國際上把伊朗的“侵略性”與衛隊死死綁定，另一方面，在伊朗國內，它像一把鹽，狠狠地撒在兩軍的傷口上。

它讓國防軍產生一種“隔岸觀火”的心態，徹底瓦解了伊朗武裝力量的統一性。

更毒辣的是，他們利用伊朗內部的民族矛盾和派系斗爭，扶持主和派對抗革命衛隊。2025 年以色列空襲后，佩澤希齊揚的內閣迅速啟動與美國的秘密談判，試圖通過 “棄核換解禁” 緩解經濟壓力。

以色列的 “定點清除” 戰略則直指權力核心。2025 年的空襲中，以軍 F-35I 戰機精準摧毀革命衛隊總部，其情報來源被證實包括國防軍內部的線人。這種 “借刀殺人” 的策略，不僅削弱了伊朗的軍事能力，更加劇了兩軍之間的猜忌。當革命衛隊高層被斬首時，國防軍的將領們私下里流傳著 “以色列在幫我們清理對手” 的言論。

伊朗的 “一國兩軍” 體制，本質上是霍梅尼為維護神權統治埋下的定時炸彈。革命衛隊從 “信仰戰士” 異化為 “利益集團”，國防軍從 “國家柱石” 淪為 “政治棄兒”，這種權力結構的畸形，最終將整個國家拖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當革命衛隊的導彈在特拉維夫上空被攔截，當國防軍的將士領不到軍餉，我們看到的不僅是軍事上的潰敗，更是一個文明古國在現代性沖擊下的迷失。

歷史終將證明，任何將軍隊異化為權力工具的政權，都難逃自我毀滅的命運。伊朗的教訓警示我們：真正的強大，不在于導彈的射程或石油的儲量，而在于一個國家能否建立起超越派系利益的治理體系。

當革命衛隊的將領們在豪宅里數著美元，當國防軍的士兵們在街頭尋找面包，波斯帝國的黃昏，或許早已在權力的絞殺中悄然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