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聯(lián)文學的浩瀚星河中，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與伊薩克·巴別爾的《騎兵軍》無疑是兩顆耀眼的星辰。兩部作品都以紅軍為主角，聚焦俄國內戰(zhàn)與蘇波戰(zhàn)爭的殘酷歲月，卻以截然不同的筆觸勾勒出戰(zhàn)爭的復雜面貌。

尤其在處理紅軍士兵的暴行——如強奸事件——時，兩位作者的選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對比不僅關乎文學技巧，更折射出他們對人性、革命與歷史的深刻思考。

時代洪流中的文學抉擇

蘇聯(lián)文學的誕生與發(fā)展，離不開20世紀初那段動蕩的歷史。1917年的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統(tǒng)治，俄國內戰(zhàn)（1917-1922年）隨之爆發(fā)，紅軍與白軍展開殊死搏斗。與此同時，蘇波戰(zhàn)爭（1919-1921年）進一步考驗了年輕的蘇維埃政權。

紅軍作為革命的主力軍，既是理想的化身，也在戰(zhàn)爭的混亂中暴露出紀律渙散的一面。歷史資料表明，紅軍在某些地區(qū)確實存在搶掠、暴力甚至性侵等行為，這些問題在蘇波戰(zhàn)爭期間尤為突出。如何在文學中呈現這些敏感事件，成為作家們必須面對的挑戰(zhàn)。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創(chuàng)作于1930年代，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是紅軍的老兵，曾在戰(zhàn)場上身負重傷，癱瘓在床。這部小說以主人公保爾·柯察金為中心，講述了一名少年在戰(zhàn)火與磨難中成長為共產主義戰(zhàn)士的故事。作品遵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要求，旨在歌頌革命精神與紅軍的英雄形象。

奧斯特洛夫斯基寫作時，蘇聯(lián)正處于斯大林領導下的鞏固期，文學被賦予了宣傳與教育的功能。2023年，俄羅斯教育部將小說重新納入10年級課程，學生通過“名著導讀”了解其核心內容，足見其文化影響力。

相比之下，《騎兵軍》由巴別爾創(chuàng)作于1920年代，基于他在蘇波戰(zhàn)爭中的戰(zhàn)地記者經歷。巴別爾是一名猶太裔作家，出生于敖德薩，隨紅軍第一騎兵軍作戰(zhàn)，親眼目睹了戰(zhàn)爭的混亂與暴行。他的短篇小說集《騎兵軍》以冷峻的現實主義筆觸，描繪了紅軍士兵的復雜面貌，既有英勇無畏的一面，也有搶掠、殺戮等黑暗行為。

小說于1926年出版，受到高爾基等人的贊譽，但因其直白的負面描寫，在蘇聯(lián)時期曾被指為“反革命”。如今，《騎兵軍》是俄羅斯11年級課程的必讀內容，學生需研讀《基大利》《鹽》等篇章，感受戰(zhàn)爭的殘酷真相。

兩位作者的創(chuàng)作背景塑造了他們的文學選擇。奧斯特洛夫斯基身處斯大林時代，文學創(chuàng)作受到嚴格的政治約束，需突出紅軍的正面形象，傳遞革命信念。巴別爾則處于列寧逝世后的過渡期，文學創(chuàng)作相對自由，社會動蕩使他的作品充滿對人性與戰(zhàn)爭的反思。

這種時代差異直接影響了他們在處理紅軍暴行時的態(tài)度。奧斯特洛夫斯基選擇將負面事件融入正面敘事，通過正義的懲罰強化紅軍的道德形象；巴別爾則以近乎紀實的手法，呈現戰(zhàn)爭中人性的扭曲。這種差異不僅關乎個人風格，更與蘇聯(lián)文學的整體發(fā)展密切相關。

蘇聯(lián)文學的形成深受俄國現實主義傳統(tǒng)的影響。19世紀的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等人，以人道主義精神關注底層民眾的苦難，奠定了俄羅斯文學的善良底色。奧斯特洛夫斯基繼承了這一傳統(tǒng)，將人道主義融入革命敘事，力求在殘酷的現實中尋找光明的面向。

巴別爾則更接近20世紀初的現代主義潮流，受到未來主義與表現主義的影響，注重揭示人性在極端環(huán)境下的復雜性。他的作品雖真實，卻缺乏對道德的明確指引。這種文學傳統(tǒng)的分化，為兩部作品的對比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兩部作品在俄羅斯教育中的并存，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學對立。10年級學生閱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感受到紅軍的英勇與人道精神；11年級學生研讀《騎兵軍》，則直面戰(zhàn)爭的殘酷與道德淪喪。這種對立讓學生在理解歷史時感到困惑，也引發(fā)了關于文學如何呈現戰(zhàn)爭真相的討論。奧斯特洛夫斯基與巴別爾的處理方式，恰好為這一討論提供了鮮活的案例。

紅軍強奸案的藝術處理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強奸事件出現在紅軍占領波蘭小鎮(zhèn)的背景下。紅軍騎兵部隊剛剛結束一場激戰(zhàn)，接管了當地的控制權。事件的核心是一名波蘭軍官的妻子遭到三名紅軍偵察兵的侵害企圖。

這三名士兵中有兩人是前馬赫諾匪幫的投誠者，紀律渙散，行為肆無忌憚。他們闖入民宅，發(fā)現這名婦女后，試圖實施暴行。事件尚未得逞，拉脫維亞連長布列季斯帶領一隊士兵及時趕到，制止了罪行。

布列季斯下令將三名偵察兵押到院子里的馬廄旁，當場執(zhí)行槍決。處決過程迅速而果斷，三名士兵倒在泥土中，事件以正義的懲罰告終。奧斯特洛夫斯基通過這一情節(jié)，展現了紅軍內部的嚴格紀律。

布列季斯作為拉脫維亞人，象征著紅軍中不同民族的團結，他的果斷行動強化了紅軍的道德形象。小說明確指出，這三名士兵是投誠的匪幫成員，早已背負惡行，他們的行為不代表紅軍的整體面貌。通過將罪行歸因于個別敗類，奧斯特洛夫斯基巧妙地維護了紅軍的正面形象。

這一事件的敘事策略是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高明之處。他并未回避戰(zhàn)爭中的暴行，而是將其作為反面教材，突出紅軍的自我糾錯能力。小說通過布列季斯的行動，傳遞了一個清晰的信息：紅軍不僅是戰(zhàn)斗力量，更是道德的捍衛(wèi)者。

這種處理方式符合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要求，既直面了現實的黑暗面，又為讀者提供了道德上的滿足感。奧斯特洛夫斯基還將事件安排在一名士兵的舊事復述中，進一步拉開了敘事距離，使其不直接沖擊紅軍的整體形象。

相比之下，巴別爾的《騎兵軍》在處理類似事件時選擇了截然不同的路徑。在短篇小說《鹽》中，紅軍士兵在一列軍車上發(fā)現一名婦女攜帶私鹽。他們起初對她抱有尊重，甚至將其視為母親般的形象。

然而，當發(fā)現她懷中的“嬰兒”只是偽裝的私鹽后，士兵們憤怒地開槍將其殺死。巴別爾以一封士兵寫給編輯的信為框架，敘述了這一事件。信中，士兵為自己辯解，稱這是對“叛徒”的懲罰。巴別爾并未對此作出評判，而是將暴行的細節(jié)赤裸裸地呈現給讀者，留下無盡的壓抑與震撼。

《鹽》中的事件揭示了戰(zhàn)爭中人性的扭曲。紅軍士兵的暴行未受任何懲罰，事件以悲劇告終，凸顯了戰(zhàn)爭的道德淪喪。巴別爾的筆觸冷峻而克制，他不試圖美化或掩飾紅軍的黑暗面，也不為讀者提供任何救贖的希望。

巴別爾在敘述中甚至帶有一絲艷羨的筆調，描寫士兵對暴力的宣泄，仿佛將其視為戰(zhàn)爭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這種處理方式與俄國文學的人道主義傳統(tǒng)背道而馳，缺乏對受害者的悲憫。

奧斯特洛夫斯基與巴別爾的對比，凸顯了前者在藝術處理上的高明。奧斯特洛夫斯基不僅直面了紅軍的負面行為，還通過正義的干預，將其轉化為對革命理想的肯定。他在小說中反復強調紅軍與白軍的區(qū)別：白軍被描繪為毫無紀律的匪幫，而紅軍通過嚴格的內部管理，維護了其正面形象。

兩部作品在處理強奸事件時的差異，還與作者的創(chuàng)作意圖密切相關。奧斯特洛夫斯基旨在通過文學激勵青年投身革命事業(yè)，他的作品充滿對未來的憧憬。

巴別爾則更像一名觀察者，試圖通過文學記錄戰(zhàn)爭的真相，他的作品充滿對人性的復雜剖析。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選擇使《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成為一部跨越時代的經典，而巴別爾的《騎兵軍》則更適合作為歷史與人性的鏡鑒。

文學影響與歷史回響

強奸事件的處理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布列季斯的果斷行動震懾了部隊，士兵們在處決后列隊返回營地，空氣中彌漫著肅殺的氣氛。士兵安德羅休克事后向同伴講述此事，語氣中帶著憤怒，稱這些敗類是害群之馬，必須清除。

這一事件迅速在部隊中傳開，成為一個警示：任何玷污紅軍軍旗的行為都將受到嚴懲。奧斯特洛夫斯基通過這一情節(jié)，強化了紅軍的紀律性與道德感，使其成為小說的核心主題之一。

對于主人公保爾·柯察金來說，這一事件進一步堅定了他的革命信念。他在部隊中聽聞此事，意識到紅軍的偉大不僅在于戰(zhàn)場上的勝利，更在于其對人道的堅持。這一認知激勵他更加投入到革命事業(yè)中，哪怕后來身負重傷，依然堅持戰(zhàn)斗。

奧斯特洛夫斯基通過保爾的成長，展現了“鋼鐵”般的意志：無論面對怎樣的磨難，都要為理想而奮斗。小說結尾，保爾因傷病失去視力與行動能力，卻拿起筆繼續(xù)為革命事業(yè)書寫。他的堅持呼應了小說的標題，成為無數讀者心中的勵志象征。

在全球范圍內，《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影響力遠超《騎兵軍》。中國自1940年代起大規(guī)模翻譯蘇聯(lián)文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成為“紅色經典”，對幾代青年產生了深遠影響。巴別爾的《騎兵軍》雖在西方文學界備受推崇，卻因其冷酷基調，難以成為大眾讀物。

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高明之處在于，他不僅直面了戰(zhàn)爭的黑暗，還通過藝術的手法，將其轉化為對理想的歌頌。這種能力，使他的作品跨越時代與國界，依然在今日的課堂上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