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1780-1831）曾將戰爭定義為 “政治關系的延續” 和 “用其他手段實現政治目的”，這一論斷至今仍未過時。自上周五以伊戰爭爆發以來，金磚國家中的俄羅斯、伊朗和印度已卷入軍事沖突，北約同盟幾乎成為烏克蘭沖突的直接參與者，以色列作為西方在中東的前哨正多線作戰，而蘇丹、埃塞俄比亞等地的內戰則被擠到了幕后。

克勞塞維茨時代，戰爭從 “內閣戰爭” 演變為 “人民戰爭”；20 世紀，戰爭規模膨脹至 “總體戰”，1945 年更出現核戰爭。兩次原子彈轟炸后，核戰爭成為禁忌，但戰爭本身從未消失。1945 年至 1989 年間，當時被稱為 “第三世界” 的全球南方國家爆發了 150 多場重大武裝沖突 —— 這些冷戰中的 “熱戰”，是美蘇軍備競賽的代理人戰爭。

1990 年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陣營瓦解后，世界迎來短暫單極時代，只有美國及其盟友有權逃避責任或違反國際法，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及巴爾干干預都是典型案例。但這個單極時代在 21 世紀初畫上了句號。

所有禁止戰爭和軍事力量的嘗試均以失敗告終。古老的 “正義戰爭” 原則（即存在戰爭理由時的開戰權）反而愈發強勢。即便 1945 年二戰后通過、對 193 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具有約束力的《聯合國憲章》，也未能阻止 1990 年前的 150 場戰爭，更無法避免此后的沖突。

如今，預防性進攻戰爭大行其道。2022 年 2 月俄烏沖突爆發時，烏方并未做好戰爭準備（事實上，連烏克蘭政府都承認，2019 年 12 月巴黎 “諾曼底四方” 峰會后就已開始蓄意籌備對俄 “大戰”），加入北約也只是遠期計劃。以伊沖突的情況也如出一轍：伊朗根本沒有以色列所宣稱的 “核威脅” 武器，但侵略者都以 “預防性排除假想威脅” 為自己辯解。

斯普林格出版集團總裁馬蒂亞斯?德普夫納在《世界報周日版》的文章中，將以色列的進攻辯解為 “文明戰爭”。他聲稱如果以色列未達目標，“世界將迅速改變”，并將對以色列加沙軍事行動的批評歪曲為 “受害者與加害者的角色顛倒”。“我們（德國或西方）正在輸掉文化斗爭，而這實際上早已演變成文明戰爭。” 德普夫納談及烏克蘭時，惋惜西方在 2022 年 2 月沖突初期 “未做出堅決抵抗”，換言之，西方本應向非北約成員國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只因信奉 “文明戰爭” 理念。他嚴肅表示：“一旦以色列倒下，歐洲和美國將成為焦點，伊斯蘭主義者已為此準備了數十年…… 襲擊針對的是我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在他看來，“文明戰爭” 是西方對伊斯蘭圣戰的回應。

當今全球化世界正摒棄所謂的 “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該體系因 1648 年結束三十年戰爭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而得名，至今仍是基于主權國家理念的世界秩序基礎，也標志著歐洲宗教戰爭的終結，其核心原則之一便是國家及其公民的意識形態和宗教自決。

超國家的伊斯蘭共同體 “烏瑪” 無法接受這一體系，因為現代主權國家是歐洲的產物。在全球化浪潮中，這一架構正面臨壓力，尤其是在與伊斯蘭教的沖突中。極端圣戰分子的目標 —— 以武力在全球傳播信仰 —— 與幾個世紀前歐洲基督徒的計劃并無本質區別。

國際法治權威日益受到質疑，猜忌彌漫，各方都指責對手為私利濫用權利。不僅哈馬斯，以色列和伊朗也將重要指揮機構設在平民區附近。有記者指出，德黑蘭 “早已將國際法變成戰略工具”。

《聯合國憲章》生效八十年后，焦點已非法律原則，而是法律漏洞。每場新沖突都削弱了遵守國際法的意愿，“文明戰爭” 一詞本身就意味著毫不妥協 —— 不抓戰俘。1945 年后多邊體系中自愿自律帶來的有限穩定，是否即將終結？

換個角度看，戰后數十年的秩序是否只是 1945 年沖擊后的短暫現象，如今已到失效期？畢竟納粹曾將與布爾什維主義的斗爭稱為 “文明戰爭”，冷戰中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抗也具有文明對立性質。21 世紀會否成為 “雙重圣戰”（阿拉伯語 “斗爭” 之意）的時代 —— 西方個人主義與伊斯蘭威權主義的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