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18日上午開幕的2025陸家嘴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國家金融監管總局、中國證監會三大金融監管部門的一把手齊聚現場。央行行長潘功勝宣布了八項重磅政策措施，每一條都是提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能級的干貨，旨在打造離岸金融“領頭羊”，設立數字貨幣國際化樞紐，提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能級。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迎來了“政策高光時刻”。復旦發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孫立堅接受東方衛視和鳳凰衛視采訪，對相關問題進行解讀。以下內容由發展研究院根據采訪內容及孫教授增補內容編輯而成，供讀者參考。您也可以點擊閱讀原文查看采訪視頻。

Q1

國內其他城市在數字人民幣國際運營領域已開展諸多有益探索，但為何央行最終選擇將數字人民幣國際運營中心設于上海？央行究竟看重了上海的哪些獨特優勢？

孫立堅：央行將數字人民幣國際運營中心放在上海，主要是看中了上海在金融領域的諸多優勢，具體如下：一是金融市場的發達程度。眾所周知，上海今天已是全球前三的國際金融中心。2024年，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市值穩居全球第三，債券托管市值位居全球交易所債券市場第一；上海黃金交易所場內現貨黃金交易量位居全球第一；上海期貨交易所多個品種交易量位居同類品種全球第一。其完備的金融市場體系、豐富的金融產品和大量的金融交易，已經構成了打造人民幣國際化所需要的非常重要的規模效應。它們為數字人民幣國際運營提供了廣闊的應用空間和豐富的實踐場景。另一方面，上海自貿區已建立本外幣一體化資金池、自由貿易賬戶（FT賬戶）等離岸金融工具，可直接服務于數字人民幣離岸市場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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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金融開放程度和跨境金融服務的領先地位。上海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核心樞紐，2024年跨境人民幣收付總額達到29.萬億元，同比增長30%，占全國業務總量的47%。同時，上海自貿試驗區具備先行先試的制度優勢，推出了“自貿區跨境資金池3.0”等舉措，自由貿易賬戶（FT賬戶）結算金額大幅增加，覆蓋全球200多個經濟體。這些都為數字人民幣的跨境運營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和經驗。另一方面，上海擁有全國1/3的外資私募機構、90%的國際券商分支機構，外資企業對數字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需求迫切，例如特斯拉在中國已開始試點數字人民幣支付形式。

三是金融機構集聚帶來專業化和多元化的業務場景。上海的金融核心區陸家嘴匯聚了眾多國內外金融機構。眾多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的總部或重要業務部門設立于此，使得上海擁有強大的金融資源整合和配置能力。國際金融機構中國總部超60%，外資法人銀行占全國一半以上。這些金融機構可以為數字人民幣國際運營提供專業的服務和支持，推動數字人民幣在國際金融市場的應用和推廣。

四是金融基礎設施的完善。上海擁有先進的金融基礎設施，如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等。CIPS服務延伸至120多個國家和地區，這已構成的人民幣跨境流動的網絡效應也為數字人民幣的國際結算和清算提供了高效、安全的通道。央行上?？偛俊⑼鈪R管理局上海市分局等監管機構駐扎于此，擁有國內最前沿的金融科技監管（如“監管沙盒”）和跨境資金監測經驗。同時，上海在金融科技領域也處于領先地位，能夠為數字人民幣國際運營提供有力的技術支撐。上海已建立國家級金融科技風險監測平臺，對跨境資金流動、數字身份認證等有成熟技術積累，可保障數字人民幣跨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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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金融人才的豐富。上海不僅匯聚了大量金融行業資深分析師等專業人才，還有完善的人才培養和引進機制，能夠為數字人民幣國際運營中心提供充足的高素質人才。這些人才具備豐富的金融知識和國際運營經驗，有助于推動數字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的創新發展。如上海金融法院、國際仲裁中心等機構的專家團隊能提供符合國際慣例的司法保障，降低跨境支付法律風險。

六是政策支持有力。上海積極落實中央金融政策，頒布了《上海市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行動方案（2024版）》等系列政策。同時，在陸家嘴論壇上，央行又推出多項金融開放舉措，包括設立數字人民幣國際運營中心，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提供了強大的政策支持，也為數字人民幣國際運營創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

當然，其他城市數字人民幣國際運營的探索側重點與上海不盡相同，可形成良好的互補。比如深圳聚焦的是技術研發與國內場景，數字人民幣紅包試點和數字貨幣橋的構建很有特色；而在蘇州，探索的數字人民幣在產業中的應用，供應鏈金融的數字化業務的開拓等。海南則充分利用自由貿易港的優勢，聚焦數字人民幣的跨境旅游支付場景等；北京雖然不是人民幣數字化的業務龍頭，但相關的政策制定與標準研究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其是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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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今日中央三部門一把手齊聚上海參會，以及近期連續發布的中央層面文件，均明確傳遞出中央正持續強化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參與、協調與推進力度，那么，這一系列舉措究竟反映出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何種特殊重要性？又揭示了在此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哪些關鍵挑戰？

孫立堅：要說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特殊性，我認為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國家戰略重要性。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是我國參與國際金融競爭的核心載體，對推動金融、經濟高質量發展意義重大。中央明確將上海定位為“國內大循環的中心節點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戰略鏈接”，要求其承擔人民幣國際化樞紐、全球資源配置中心功能。這種戰略目標遠超城市自主能力范疇，需中央統籌外匯管理、資本開放、法律適配等頂層設計。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有助于提升我國在全球金融市場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促進人民幣國際化，服務國家“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二是金融體系的完備性。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樣，上海集聚了股票、債券、期貨、貨幣等15家金融要素市場及基礎設施，股票總市值、銀行間債券市場規模等位居全球前列。其完備的金融市場體系能為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提供豐富的產品和強大的資源配置能力。三是金融開放先行性。上海是我國金融對外開放的前沿，在推進人民幣可自由使用和資本項目可兌換方面先行先試。如陸家嘴論壇期間公布的一系列重磅政策，以制度型開放為核心，為全球資本提供多元化資產配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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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也不能回避來自以下幾方面的挑戰：一是我們面臨的國際競爭壓力。紐約、倫敦甚至新加坡等傳統國際金融中心根基深厚，在金融市場深度、廣度和國際化程度上具有優勢。新加坡、迪拜通過稅收優惠（資本利得稅低至5%）、法律接軌吸引離岸業務，而上海需中央授權突破現有政策。另外，海外離岸合約需適用《聯合國銷售公約》等國際法，而上海商事法庭適用率僅12%。上海在國際金融市場份額、全球金融資源配置能力等方面與它們仍有差距，需在全球金融競爭中脫穎而出，提升國際影響力。

二是金融創新與監管的平衡難度不小。金融創新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關鍵，但創新也帶來新風險。尤其是在今天內外復雜的環境下，既要鼓勵科技金融、數字金融等創新試點，又要防范金融風險，確保金融市場穩定，這需要精準把握監管尺度，建立適應創新發展的監管體系。當前人民幣國際化的制度瓶頸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定價權缺失：上海金融市場發行人與投資者主體過于本土化，衍生品工具不足（如外匯期權品類少于新加坡），導致人民幣資產國際定價能力弱。另一方面，循環渠道不暢：境外人民幣缺乏回流投資場景，需中央推動CIPS系統升級、玉蘭債等跨境清算和融資工具創新。另外，跨境監管的央地矛盾也比較沖突，其中規則沖突較為突出：上海需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如離岸金融法律適用），但地方司法跨境案件經驗不足（僅37%法官具相關經驗，香港為89%）；還有一個就是風險跨域傳導問題：跨境資金流動監測需央行宏觀審慎評估與地方監管科技（如區塊鏈溯源）深度協同。我們必須意識到，當前上海面臨的關鍵短板（如資本項目開放、離岸市場建設、跨境監管）均涉及國家金融安全與制度型開放的深層矛盾。另外，離岸與在岸市場割裂問題從而需構建“風險隔離但功能聯動”的特殊體系（如自貿賬戶升級），這也是在考驗中央與地方的監管協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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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高端復合型人才的短缺。隨著金融科技等新興領域的發展，對既懂金融又懂科技、法律等跨領域知識的復合型人才需求旺盛。上海雖有豐富金融人才，但在滿足高端、復合型人才需求上仍面臨壓力，人才短缺可能制約金融中心建設的創新發展和國際化進程。這里有一組對比數據(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研究院，2025)：上海、倫敦、新加坡，外籍金融人才占比分別是7.2%，38%，45%。國際資格互認數分別是62項，218項，189項。

四是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當前國際形勢復雜多變，貿易摩擦、地緣政治等因素給全球金融市場帶來不確定性。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在推進金融開放、加強國際合作時，易受外部環境沖擊，如美西方在金融領域對我國的遏制，給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等帶來挑戰。

來源 | 看看新聞、鳳凰衛視

文字整理&排版 | 楊怡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