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中國歷史上極具重要意義的朝代之一，其經濟的飛速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交通運輸業的繁榮。尤其是在大運河貫通之后，沿岸各地經濟迅猛發展，許多商業城市逐漸興起，天津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天津地處九河下游，是河流與海洋交匯的重要節點。金代時期，這里尚是一片荒涼的鹽堿灘涂，環境惡劣，但為了海防需要，設立了“日直沽寨”這一軍事防御據點，主要負責守衛河海交匯的戰略要地，并連接武清縣與柳口鎮楊柳青一帶。

直到元代，因直沽緊鄰元大都（今北京）且位于河海交通咽喉要道，元朝統治者在此設立了管理糧食轉運的接運廳和萬戶府，派駐重兵守衛，并建立了糧倉儲備。延佑三年，直沽改名為海津鎮（《元史·仁宗本紀》載）。盡管天津在元末以“東吳轉海輸粳稻，一夕潮來集萬船”著稱，但當時僅是官糧與物資的轉運站，尚未發展成重要的經濟中心。

《——·天津漕運的發展·——》

明代永樂年間，政治與軍事中心北移，但經濟中心仍集中于南方。為了快速連接這兩個區域，明朝政府大力發展漕運，天津因其地理優勢成為京畿要道上的重要節點，迅速邁入政治經濟舞臺，地方經濟隨之活躍。

永樂二年，明成祖朱棣因直沽海運便利且海口土地適合屯軍守衛，設立衛所并派官監督筑城。城建成后，永樂三、四年相繼將天津衛及左、右衛遷入城內駐守。雖然當時的天津城仍是土城，且沿河無護城河，但已具備初步的城防形態。

與此同時，明朝在天津大量建設糧倉。永樂三年，在衛城北建露天倉庫1400余所，永樂六年，在城北尹兒灣修建“百萬倉”，專門儲備海運糧食，保障國防物資供應。

永樂十三年，南極江口至大通橋的南北大運河全線貫通，河運極為便利。政府遂廢止海運，實行“支運法”，糧食先運至淮安等四大倉庫，再由官兵分批運輸，每年四次，年運量達三百萬石以上。

天津當時距京城約兩百余里，是南北交通的樞紐。每年數萬石糧食通過此地，采用小船或淺舟轉運至京畿，或乘海船送至薊遼。天津三衛擁有300多艘運輸船，配備潛正與貼旗軍140余人負責船只交接搬運，還有500余名人丁隨時維護水道，確保糧船暢通。

永樂十九年明廷遷都北京，天津遂成為重要的糧食轉運中心。參與運輸的衛所軍士逐漸轉型為造船、修船、駕船和搬運、治河的專職居民。

隨著南方對糧食和物資需求增長，明代潛運方式不斷革新，天津的地位日益重要。宣德六年，改行兌運法，命民間將糧食運至瓜州、淮安，再由衛所軍隊接運北上，加強對船舶轉輸的管理。同時以耗米、腳價等名義增加運費。正統初年，潛糧年運量高達450萬石，比元代最高峰多近百萬石（見《元史紀事本末·運潛》）。如此龐大糧食在天津匯集，短期難以消化，明朝政府便在天津大規模興建糧倉。

宣德時期，天津倉庫數量大幅增加，原有倉庫外新建“天津左衛大盈倉九廉，計四十五間”，“天津右衛廣備倉七威，計三十五間”，“天津衛大運倉六底，計三十間”，還設戶部分司，派員監管倉儲與分發（《天津衛志·倉威》）。至正統年間，倉儲糧食數量驚人，天津成為明代重要的糧食儲備和運輸基地。

弘治三年，因天津地處東海之濱，成為水陸交通要沖，朝廷設立天津按察司副值一員，統領三衛軍兵，負責軍事訓練、城池修繕及運河管理，打破了此前“三衛各自為政”的混亂局面，強化地方治理。

弘治六年，因天津衛土城年久失修，副使劉福督促重修。新城墻周長九里，高三丈五尺，寬二丈五尺，設有四門，雖無護城河，但城防明顯加強。

這座初步成型的衛城和軍事屯田據點，標志著天津從軍事防御向封建城市的過渡，為地方經濟繁榮和商業城市形成奠定了基礎。

隨著明代運河的發展，南北物資交流日益頻繁，商品經濟迅速擴大。大量貨物停泊天津，進行買賣和集散，極大地促進了地方經濟發展。明朝推行“簡遭為命”政策，允許運輸軍隨船攜帶土產銷售。初期每船載土產10石，后放寬至60石。

明朝對運輸期限嚴格管控，如“無故違誤，運官住體間罪”，導致許多土產貨物在途中無法出售，只能到達交卸地點后驗收轉賣。天津因此成為南來土產的重要集散市場。

因缺乏詳細統計，當時土產種類和規模難以確定，但根據萬歷年間《遭禁》禁令，運輸軍攜帶的貨物種類繁多，除自帶土產外，還包括商人和官員帶來的酒、面、糯米、花草、竹木、器皿等，需報關辦理手續，表明天津貨物流通范圍廣泛，商品多樣。

《——·對天津城市造成的影響·——》

明朝統治者為保障漕運暢通，采取多項有效措施，確保大運河通行無阻，成為南北經濟和交通的重要動脈。

當時商品經濟蓬勃發展，《李長卿集·卷十九》記載，“燕、趙、秦、晉、齊、梁、江淮之貨，日夜商販南行；蠻南、閩廣、豫章、楚、頤越、新安之貨，日夜商販北進。”天津作為“天下糧艘、商舶魚貫而進”的關鍵港口，連接海運和陸運，成為商賈云集、繁華熱鬧的商業中心，被稱為“南賈之所、北賈之集、五萬民眾雜處之地”。

北方雖大規模種植棉花，但因土地干燥、紡織技術粗糙，產布質量差，價格便宜；南方雖紡織技藝精湛，布料堅實細膩，但受土地狹窄限制，棉花供應不足，棉價高昂，布價低廉。各地商人依靠運河便利，調運棉花和布料，形成“棉運南方，布銷北方”的貿易格局。

天津成為北方棉花南運、南方布料北銷的重要中轉站。北方棉花沿永平新河、白河運抵天津，西河棉花經大清河、淖沱河運入天津，最后由河船或海船運往南方。回程則裝載南方布料，在天津出售或繼續運輸。據記載，載布船常沿清苑河向西行駛，直達雄縣城下。

此外，明清時期福建紙商每年將貨物裝船，航行至天津，在神靈庇護下順利抵達，繼而轉運至京津冀地區。這些史實載于《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和《雙延邵紙商會館碑文》中。天津還盛產蘆鹽，商販借船只優勢運輸鹽。

除官鹽外，許多商販私運鹽，利用小船夾帶運河官糧船北上抵通州，南下販賣至臨清，借助權貴勢力發展私鹽貿易，巡鹽官兵無力制止（《鹽法通志·政績》）。近海地區山余私鹽常在海豐等地換市或經陸路銷售，《長蘆鹽法志》附編《援證六》中有記載。江南北方軍民也因制造遮洋大船，利用海運販賣鹽。

南北商旅頻繁往來，天津逐漸繁榮，商業興盛，交易場所不斷增多。宣德至成化年間，天津已有五處市集，弘治元年增設五集一市（《天津衛志》）。市集不僅匯聚各地商販，且有外洋商船前來貿易。以天后宮為中心，沿宮南北大街及運河兩岸形成天津最早商業中心。

時人有詩描繪天津市集盛況：“玉帛都來萬國朝，梯航南來接天遙，千家市遠晨分集，兩家河平夜退潮。貢賦舊通滄海道，星辰還象洛陽橋，何由四塞襟喉地，重鎮還須借使貂。”（李東陽《過天津》）

隨著天津商業的興起和商品經濟的繁榮，明朝在天津設立關卡征收商稅。永樂二十一年，遷都北京兩年后，監察御史陳濟上奏建議監控商販稅收，朱棣采納，此舉成為明代天津設關置卡、征商稅的最早記載。

洪熙元年，天津開始征收“市肆門攤課鈔”，向攤販征稅。宣德四年，稅額增加五倍，連店鋪、倉庫等均納稅。至萬歷時期，全國商業稅目達十余種。

綜上所述，明代中后期，天津商品經濟迅速發展，由最初的官運糧米中轉站逐漸轉變為各類商品集散地，成為北方重要商業中心。天津成為今日中國經濟貿易重鎮，正是明代漕運興盛與大運河暢通的歷史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