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十公里桃花塢》里，朱丹煲雞湯后將兩個雞腿分給25 歲的周翊然和28 歲的董思成，理由是 “弟弟在長身體”。

而21 歲的女嘉賓歐陽娣娣只得到了翅尖。

寧靜質問 “是否偏愛男孩”時，她脫口而出的 “有一點” 和 “異性相吸” 的辯解，甚至將 “女孩不一定乖”“男孩不容易生病” 當作理由。

“卑微丹” 變成 “重男輕女丹”

這些帶著性別偏見的言論，瞬間讓她從“戀愛腦范本”變成了“裹腳布成精”。

但如果回溯她的人生軌跡，這場爭議更像一場被壓抑創傷的突然決堤。

那個曾在婚姻里反復強調 “周一圍是我的定海神針” 的女人，那個因抑郁癥從浙江衛視辭職后頻繁 “翻車” 的主持人……

她的 “擰巴” 從未離開過原生家庭的影子：3 歲被患肺結核的父親隔離，7 歲喪父后與母親擠在 5 平米小屋，9 歲在重組家庭里靠 “討好繼父” 換取安全感。

這種“害怕被拋棄”的生存邏輯，讓她成年后既渴望通過“付出”證明價值，又在潛意識里復制了“重男輕女”的家庭模式 。

就像她母親曾用 “姐姐要照顧弟弟” 來定義她的價值，如今她用 “男孩更需要照顧” 來確認自己的掌控感。

朱丹與“萬茜”的鏡像人生

《玫瑰的故事》里蘇更生（蘇蘇/演員萬茜飾演）的人生，像一面鏡子照見了朱丹的深層創傷。

同樣是童年缺愛，蘇蘇被繼父性侵、被母親貶低 “女孩不如弟弟”，而朱丹在重組家庭里靠 “懂事” 換生存；

同樣是自我厭棄，蘇蘇用“北大畢業 + 外企高管”的身份認同掩蓋自我價值缺失感，朱丹則用“衛視一姐”的光環包裹“卑微討好”的內核。

她們的相似在于創傷后的防御機制。

蘇蘇用 “情感回避” 保護自己：和黃牡丹發生關系后連夜逃離，隱瞞婚史到登記前才坦白，用 “欲拒還迎” 的推拉讓對方陷入痛苦。

這本質是童年被背叛后形成的 “先拋棄別人就不會被拋棄” 的生存策略。

朱丹用 “情感勒索” 確認安全：在婚姻里反復強調 “周一圍的認可”，甚至不惜用 “公開秀恩愛” 綁架對方，就像她童年靠 “主動干家務” 留住繼父的愛，成年后依然在用 “付出” 換取 “不被拋棄” 的承諾。

心理學上，這種模式叫 “強迫性重復”：我們會不自覺重復童年的創傷體驗，試圖用現在的力量改寫過去的結局。

就像朱丹把對父親缺席的遺憾投射到周一圍身上，蘇蘇把對男性的恐懼轉化為對親密關系的操控，她們都在潛意識里演著同一出 “自我救贖” 的悲劇。

重男輕女背后的“自我閹割”

朱丹在綜藝里的 “雞腿分配”，暴露出一個更殘酷的真相：

當女性長期處于“不被重視”的環境中，會不自覺將這套價值體系內化為自我攻擊，以自我價值閹割的方式適應這片土壤。

她那句“女孩不一定乖”，像極了童年時母親對她的否定；

而“男孩不容易生病”的偏見，本質是對“女性脆弱”的刻板印象認同。

像極了蘇蘇母親將第二任丈夫視為“救命恩人”。

這種自我矮化、自我客體化，隨著代際遺傳，最終變成了女性自我貶低的武器。

朱丹在一個衣食不愁的小家庭中，看似反思了自己的不足，實則還沒有意識到自己“認知”的可怕之處。

當她讓 6 歲女兒給 3 歲兒子喂飯，形容“姐姐抱弟弟像媽媽抱兒子”，這不是簡單的 “懂事教育”，而是將自己童年“姐姐角色” 的枷鎖傳遞給下一代。

就像蘇蘇母親用 “弟弟更重要” 定義她的價值，朱丹也在無意識中用 “男孩優先” 來確認家庭地位 。

她們都成了自己曾痛恨的 “加害者”，困在代際創傷的輪回里。

女性如何打破創傷循環？

蘇蘇始終是清醒的，她最終正視了母親的局限，選擇了斷親離場，向黃振華敞開心扉；

而朱丹的困境在于，她始終把周一圍當作 “拯救者”，卻從未看見自己早已是 “具足的玫瑰”。

而周一圍，比她看得清。

女性打破創傷循環，需要完成兩步覺醒：

1、認識到“自我匱乏”并不丟臉：朱丹不是被周一圍 PUA，而是用 “他需要我” 的幻想掩蓋 “我需要被認可” 的脆弱。

就像蘇蘇用 “獨立” 包裝恐懼，把“優秀” 當作逃避內心匱乏的借口。

2、停止 “創傷復制” 的無意識行為：當朱丹把 “重男輕女” 投射到下一代，當蘇蘇用冷漠推開愛人，本質都是在用創傷制造新的創傷。

杜絕他人標準來澆灌心中玫瑰

朱丹和蘇蘇的故事，撕開了現代女性的共同困境：

我們既在對抗原生家庭的烙印，又在無意識中復制著傷害。

就像周一圍說的：朱丹總是愿意尊重一些莫名其妙的規則。

這種規則，導致大多數女性閹割自我，活成別人期待的樣子。

當女性不再用 “雞腿分配” 證明自己的“公平”，不再用“事業成功”掩蓋內心的“空洞”，不再把 “伴侶認可” 當作生存“必需品”，或許才能打破那場從童年延續至今的創傷輪回。

畢竟，玫瑰的芬芳從來不需要任何人定義，它只需要允許自己在陽光下自然綻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