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就是你自己讀書畢業或肄業的學校。

母校一詞屬于外來語。20世紀初由日本傳入中國。當時，安徽宿州人，狀元，武英殿大學士，充學務大臣孫家鼐受慈禧太后與光緒帝之命創辦的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聘用日本籍教員，其中，“正教習”服部宇之吉對中國師范教育建設貢獻很大，服氏在1907年向第一期畢業生講話時提到了“母校”一詞，由于該詞通俗，飽含親切感，易于接受，后來就在全國流行開來。

很多人的母校是老牌名校，提起母校，充滿自豪。然而我始終尋找不到這種優越的感覺，更羞于在人前提起我那些寒酸的母校。但中國有句老話：“兒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貧。”我的母校再低微，再無名，但她畢竟是我的母校，我不可能把她忘懷。

時至今日，我正正規規只念了幾年書，但我卻讀過了9所學校，這九所學校應當都是哺育我的母校，但是，現在她們都在哪兒呢？

嘉山縣舊縣公社楊套學校。聽說這個學校的前身好像是建于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嘉山縣女山鄉（1959年撤銷，并入舊縣鄉）張坪小學，父親就是在這里插班讀完小學考入嘉山師范學校初師班的。張坪小學校址設在張坪東頭的一處建于清末的宗教場所三元宮，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學生聽課鬧革命，三元宮無人管理，最后倒塌整1968年秋，學校復課。因沒有了校舍，就遷入1公里左右的楊套，使用的是楊姓地主家族清末民初建造的青磚瓦房，內部為木質三架梁柱，雕梁畫棟，寬敞明亮，氣派堅固。我記事時住在高咀，兩個莊子基本挨在一起，我家距離學校操場（所謂操場，其實只有一副用木棍制作的簡易籃球架而已）只有50多米。父親1961年畢業于嘉山師范學校，分配子啊女山學校任公辦教師。1963年響應毛主席號召，下放回鄉從事農業生產勞動；回鄉后又響應劉主席號召，勞動之余兼教耕讀學校。1969年秋天父親被舊縣公社山北大隊安排到舊縣公社楊套學校任民師，每月津貼6元，楊套生產隊每年給父親記2000工分。那時整勞力每天勞動可得10個工分，10個工分秋后最高時可換算成5毛錢，最低時不足2毛錢。除去雨雪天，一個普通勞力滿勤每年可掙2000至2500個工分，壯勞動力滿勤一年最多掙3000個工分，換算成人民幣60至150元。父親周末、節假日仍然可以回生產隊參加農業生產勞動掙工分，一年還可以掙1000多個工分，惹得許多人紅眼嫉妒。大約在父親擔任民師的那一年年底或是下一年年初，我開始上學了，就是舊縣公社楊套學校，當時這個學校有一年級至初三8個班，學生接近400人，高年級主要以學農勞動為主，有關方面曾在校園里放映過電影《春苗》，學校曾號召高年級學生以春苗為榜樣。全校只有3個公辦教師，其余均為民辦教師。莊子上因有了這所學校，人氣盛旺，熱鬧非常。我在這個學校讀一年級不到兩個月，就患了腎炎。那時醫療條件有限，治療腎炎很麻煩，需要忌鹽，但不吃鹽，我開始接受不了。那個時候，我的自我約束能力極差，控制不了自己，經常偷吃鹽。父母將家中的鹽、菜收藏起來，我偷吃不到，我就到大伯家、鄰居家偷吃。一偷吃鹽就會犯病，渾身腫得鐵亮，經常住院，只好輟學。輟學后在家帶弟弟妹妹，每天無處可去，只能帶到校園里玩耍，這里熱鬧。有時我也溜進班里或者趴在門檻上聽聽課。一次一個楊姓老師上二年級語文課，他在黑板上寫上生字“忠”字，問學生怎么讀，全班學生大眼瞪小眼，無人回應。我坐在門檻上說：“那是‘忠’字，‘無限忠于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忠’字。”那位老師一聽勃然大怒，大吼一聲：“滾！”把我嚇壞了，好多天我都不敢再到學校。此事我一直記憶猶新。

1972年，舊縣公社陸上面積分離出來成立邵崗公社，次年，修筑了邵北土路，山北大隊劃分為山東、山北兩個大隊。上級決定拆除嘉山縣舊縣公社楊套學校，搬遷到邵北路盡頭，坪西（張坪劃分為坪東、坪中、坪西三個生產隊）與費郢之間重建新校——嘉山縣邵崗公社楊套小學。嘉山縣舊縣公社楊套學校老房子被夷為平地，令人嘆惋。這處古建筑要是沒有被拆除，早就被公布為省級文保單位了。今天這里已痕跡全無，荒草萋萋，但她當年是這里一處文化圣地，無疑是我的第一個母校。

山東大隊高咀小學。我的腎炎病經常復發，家中已無錢醫治，父親決定聽天由命。母親依然不肯放棄，請來山西村莊子上的一個“香頭”（就是巫婆，當時據傳她已修煉成功，得道成精）為我念經禱告，驅妖逼邪。“香頭”用雞蛋清在我肚子上揉了一晚上，手舞足蹈，念念有詞。一會兒大笑，一會兒大叫，一會兒胡言亂語，一會兒自言自語，一會兒與神仙談心，一會兒與妖魔對話，說我被鬼怪附體，問我怕不怕，我小小年紀，哪經過這樣場面？早被嚇得幾乎魂飛魄散，渾身顫抖，但我仍然堅持說：“不怕！”“香頭”馬上厲聲道：“你還不怕？你是嘴硬！你在發抖，你怕死了！發芹這孩子是個好孩子，你附人家身上干嘛？趕快滾開！滾得越遠越好！要不，我抓到你非揍扁了你！我要是告訴玉皇大帝，非把你下油鍋、打到十八層地獄不可！……”末了，她燒了一張草紙，燒完的灰落在一碗清水里，她嘴含一大口水，突然噴到我身上，我恐懼到了極點，簡直就要崩潰了。末了她說：“好了，明天就可以吃鹽了。絕對不會再發病！”次日，母親想試試，父親依然不同意我吃鹽。結果母親給我做飯時不小心用錯了帶鹽的刷鍋把子，我又立即發病，渾身腫了起來。母親從此不再相信迷信。但無錢醫治我的病，也只好聽之任之了。一年多時間，一次又一次發病都因為吃鹽，吃鹽就會有生命危險，我開始害怕，特別是想到大伯家堂兄的離去，我就更加害怕。不吃鹽可以，但我不能不要生命呀！于是我決定克制自己，堅決不吃鹽！父親專門給我支了一口小鍋，我自己燒刷，以免鹽分子混入。這樣過去了兩年，我一次沒有發病，氣色明顯好轉。父親帶我到縣城明光嘉山縣人民醫院檢查，一查好了！全家人皆大歡喜。好了我要求讀書。但父親說不行，家里太窮，年年透支，不堪重負，你得給生產隊放牛掙工分，一年1800工分。我只得服從。牛如果在耕田就不用放，或是秋末到清明這一段時間牛不用放，父親就安排我邊帶弟弟妹妹邊上學，上學的地點就是山東大隊高咀小學。這是一所臨時小學教學點。嘉山縣舊縣公社楊套學校遷走后，楊套、高咀（包括小北郢、上郢）、王咀的一二三年級小孩上學路途較遠，很不方便。楊套、高咀兩個生產隊就在大隊書記楊照付（家在楊套）安排下，在原嘉山縣舊縣公社楊套學校操場路東一塊荒地上建造兩間草房，成立山東大隊高咀小學。大隊安排了高咀生產隊回鄉知青楊照云任民師，教一二三年級復式班，學生有30個左右。楊照云曾是父親學生，他家與我大伯家連屋搭山，與我們家距離只有10幾米，既是近鄰，又能續上親戚，另外，他與我老舅是同學至交。由于這層關系，父親就安排我到高咀小學聽課。高咀小學設備簡陋，教室里壘有幾排土凳，除一塊小黑板外，一無所有。因沒有門，楊老師每天上完課要將小黑板提回家，上學時再提回來。我在這里不是正式學生，可以來去自由。兩年后我們家離開高咀搬進楊套，我也開始正式上學，就此離開高咀小學。1976年，高咀小學撤銷。幾年后，房屋倒塌。原址現在是農田。時間已過去近50多年，每當我回鄉，經過這里，一直珍藏在我記憶深處的當年情景就會清晰地浮現在我的眼前，往事歷歷在目。山東大隊高咀小學是我的第二個母校。

嘉山縣邵崗公社楊套小學。文革期間，父親看不到希望，他已不打算安排我上學，計劃讓我繼續放牛掙工分，好減輕我們家透支困難。另外，我那時已經12歲，父親覺得我年齡大了，可能念不出來了，同齡人都已念三、四年級，我再從一年級開本讀書，似乎有點滑稽。放了兩年牛了，我每天孤獨地騎在牛背上，風吹雨打日曬，非常苦悶，做夢都想讀書。許多年后，我曾在一首詩里再現了我當時放牛的情境：“與老牛對話人生／向花草傾訴煩惱／苦風中淚水彷徨／冷雨里心海咆嘯／鮮活的青春化作東逝的流水／干涸的心情長不出嫩綠的禾苗∥當你欣賞我的孤獨落寞時／我正渴望你的富有妖嬈∥”因此，我不愿再繼續放牛，堅持要上學讀書。大隊書記楊照付得知后，主動上門勸說父親：“發芹這孩子要讀書是好事。別人家小孩不讀書很正常，你是老師，你家小孩不讀書絕對說不過去！發芹的聰明全公社都沒有，不念書太可惜了！”這樣父親把牛交給二弟三弟兩人，他們一對一天放牛，一對一天讀書。我插班正式跟同齡人一道讀書。但我得承包家里所有挑豬稞喂豬燒刷等所有家務，就這我也覺得比放牛快樂多了。我正式上學的學校就是嘉山縣邵崗公社楊套小學。這所學校先后更名為嘉山縣邵崗鄉楊套小學、嘉山縣女山湖鎮楊套小學，明光市女山湖鎮楊套小學。1973年初建時為8間坐北面南的開放式房屋，磚、門、梁棒都來自嘉山縣舊縣公社楊套學校房舍，房頂竹椽、席笆、灰瓦系上面撥款購買。因房子不夠用，不久又在東頭加建了6件草房。20世紀80年代初期，再次全部拆除重建，四方形院落，大門朝東，面向邵北路，院內兩排正房各8間。后來又曾拆除原地重建，最后一次好像是2010年。后來，我的父母一直住在這個校園里，去年才搬離。1986年，我曾在這個學校任教9個月。那時學校有7個班，11個老師，300多個學生。然而彼一時也，此一時也，這個學校原為村完全小學，本世紀初改為初級小學，不久改為教學點。至2012年只有2名老師，一二三年級只有2名學生，另外還有4名幼兒園學生。2014年，該校徹底停辦。真是人世滄桑，今非昔比。我的小學就是在嘉山縣邵崗公社楊套小學畢業的，她是我名正言順的母校，但我的這個母校目前只剩下一個院子兩排房子了，不就得將來可能將夷為平地。

嘉山縣邵崗公社上莊學校。上莊小學位于山北大隊上莊。可能是1972年，山北大隊分為山東、山北兩個大隊，分開后的山北大隊設立。我正式上學的那一年春天曾在該校上過學，好像不超過兩周時間。此事記憶不深，具體原因我想不起來了，可能是我在楊套小學上學經常遲到的原因，我上學遲到是常事。我每天一早上起來要把稀飯燒好，然后提起籃子到野外挑豬稞，挑滿一籃回來切碎喂好豬后再吃飯上學，上學時提個籃子，若上課時間沒到就在學校周圍附近挑豬稞，預備鈴響了再奔往教室。放學后立即到田野里挑豬稞，挑滿一籃回到家中切碎喂好豬后再吃飯上學。因此，我遲到是常事。有很多學生也學我遲到，但他們都是因為逃學，在路上玩耍、跳毽子、撲花牌、摜洋炮、走羊窩……才遲到的，與我明顯不同。但不管如何都是遲到，經常遲到，令老師很為難。好像一次我遲到了，老師將我罰站門外。此事被父親看到了，父親不能接受，與我的老師發生了爭執，就叫我到上莊小學念書。我不知道父親當時是怎么想的，他作為老師，一貫要求學生遵守紀律，不準遲到，自己的兒子為什么可以享受特殊待遇，不遵守紀律，怎么可以經常遲到呢？可能父親覺得我是做“正事”遲到的，不是因為玩耍，不應當受到處罰。不過，他們的矛盾很快緩和了下來，我又回到了楊套小學繼續讀書。此后，我的遲到好像少了一些，但每周兩三次仍然難免。因我成績在班里始終第一，老師不再計較我遲到之事，其他學生也不敢與我攀比，他們每次遲到都要被罰站，我遲到再多，也不會被罰了。

上莊小學當時有兩排房子，坐北面南一排，做西面東一排，中間是操場，一至五年級，約150個學生。上莊小學20世紀80年代末降為教學點，20世紀90年代末并入楊套小學。校舍現在已不存在。我在這里上過學，盡管時間極短，但我仍然對她懷有母校般的感情。

嘉山縣邵崗公社女山學校。這所學校位于女山東面東姚莊南邊的一塊平地上，可能建于20世紀50年代末，父親師范畢業后，曾于1961年至1963年在這里任教過。我初中一、二年級曾在此就讀。以前這所學校是什么樣子我不清楚，我讀初中時，是兩排南北對面各10間青磚灰瓦平房。校舍不夠時，又在東西兩邊加建了10多間草房。這里是當時邵崗公社一所“戴帽子”學校，所謂戴帽子就是小學開設了初中部。小學一至五年級5個班，學生來自當時趙橋大隊。初中每個年級兩個班，共6個班，學生來自當時山東、山北、山南、趙橋、前進5個大隊。我初中一二年級曾在此就讀2年半時間，不過真正上學的時間只有1年半時間。初一學年國家延長1個學期，是3個學期1年半時間。初一，我因生病，大半個學期沒有上學；初二又因生病，近1個學期沒有上學。我在這個學校讀書時是這個學校最興盛時期，教師30人左右，學生接近600人。那時我成績一直是全校第一，老師和學生都認識我。在這里我度過了文革結束后，認認真真的一段學習時光，奠定了我中考的扎實基礎，沒有女山學校老師的教誨，沒有女山學校那段苦讀時光，就沒有我今天。女山學校是我可愛的母校！但是女山學校今已不存在了。女山學校1981年秋天撤銷初中部，并入邵崗中學。后女山學校更名為嘉山縣邵崗鄉女山小學、明光市女山湖鎮女山小學。21世紀處由村完小降為村教學點，不久，教學點也撤銷了，至今已20多年了。我當時讀書的校舍經過幾次翻蓋，仍然存在，不過已出租給別人養豬。當年培養人才的地方竟然成了養豬場，實在讓人匪夷所思。這里也不可能再恢復為學校，真叫人無語。我昔日可愛的母校，今天的養豬場，我當年的校友還記得您嗎？

明光市蘇巷職業高級中學。明光市蘇巷職業高級中學，原名嘉山縣蘇巷高級中學，曾更名為嘉山縣蘇巷高級職業中學，簡稱蘇巷中學。為了我能考取學校，1979年秋天，父親托我老姑父堂兄——當時蘇巷區委副書記戴榮金先生幫忙，將我轉到區屬蘇巷中學。這一學年，蘇巷中學挑選出精英陣容教師隊伍任教初三畢業班，爭取中考達線5-10人，打造蘇巷中學品牌。為此，學校舉行初三升學測試，通過者方能讀初三，否則留在初二。我參加了升學考試，表伯戴榮金先生得知后非常生氣，本來有他這層關系是可以免考的，一旦考試通不過就很被動，無法做工作了。我也很后悔參加了考試，但結果證明我參加升學考試是對的。分數沒有公布，但我通過了。

開學第一天，老師就開始重視我，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后來得知，初三升學測試3科，我數學滿分第一，物理滿分第一，語文分數不清楚，但總分第一。老師們開始有懷疑，一個村校來的學生怎么會有這樣成績？怎么能成為區中學尖子生呢？但事實就是如此，我來蘇巷中學就是拿取第一的，就是為了考取中專的，而且我只能成功，我必須成功，我絕對不可以失敗，我沒有任何失敗的退路。老師們開始全力以赴，開始把我列為重點培養對象，最后教導主任華路先生要求所有老師把我作為唯一的培養對象，要不惜一切代價，確保我考取中專。華路先生中考兩個月前當著我的面告訴我的班主任桑老師，考取中專5-10人根本不可能，要把所有力量都下在貢發芹身上，確保貢發芹考取，確保蘇巷中學1980年中考不光頭。在全體老師們的精心栽培下，我緊張而又安全地拼搏了1年，順利考取了安徽省嘉山師范學校，終于實現父親和我端上“鐵飯碗”的夢想，也實現了教導主任華路先生蘇巷中學中考不光頭的愿望。我在蘇巷中學讀書的時候，校址在今蘇巷小學，原房舍幾經改造，早已不存在。那時，校長劉德和先生正帶領有關老師在1.5公里外的荒灘老牛墩建設新校園。師范畢業3年多后，在校長劉德和先生的幫助下，我又回到了蘇巷中學上班。在這里我奮斗了8年，從初一教到了高三，由開始不被信任成長為一名骨干教師，奠定了我勝任教初、高中任何一個班級的基礎，從此，沒有人再會懷疑我的教學能力。蘇巷中學開始為普通高中，不達線不可能錄取，高中平行兩個班，還辦了文理補習班，20世紀80年代曾有高考10人的達線記錄，輝煌一時。后改為職業中學，辦過職業中專，初中曾經平行6個班，最多時學生總數1300多人，教職工近100人。但后來漸漸招不到學生，雖說是高級中學，只有初中班級。我離開蘇巷中學已經30度年，現在的蘇巷中學與過去已不可同日而語。我在蘇巷中學任教時的房舍早已消失，代之為一幢幢莊嚴堅固的樓房，但是學生越來越少，10多年前，蘇巷中學校長是我當年蚌埠教育學院函授數學班的同學，前不久，我去拜訪了他，他告訴我，現在蘇巷中學還有300多名學生，再過幾年蘇巷中學能否繼續辦下去，已是一個重大問號！如今，蘇巷中學還有幾十個學生了，真的面臨辦不下去的困境了。蘇巷中學，我深愛的母校，社會發展，你怎么會是這樣呢？

安徽省嘉山師范學校。嘉山師范創辦于1957年7月，校址原在今學堂路老縣醫院，1960年遷至龍廟山麓新校區，即后來二中路老職高院內，1962年停辦。當年最為輝煌的時期是1959年，在校生達700余人。1975年，有關方面在卞莊火車站加水塔南1公里處的荒山林地上創辦了社來社去性質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嘉山縣“五七大學”，文革結束后，該校政治使命終結，于是在嘉山縣“五七大學”舊址上重建安徽省嘉山師范學校，隸屬于滁縣地區行署教育局。1985年1月移交嘉山縣管理。1991年，送走最后一屆畢業生，嘉山師范學校從此消亡。我1980年作為蘇巷中學唯一達中專線的考生錄取嘉山師范學校。她改變了我的命運，讓我成為國家教師，端上了當時人人羨慕的“鐵飯碗”。雖然，我在嘉山師范3年，曾有兩學期因病基本沒有上學。我堅持沒有休學，最終于1983年7月順利走上鄉村小學教師工作崗位。嘉山師范學校是我的真正意義上的母校，沒有嘉山師范就沒有我今天的一切。沒入嘉山師范前，我讀的書加在一起不足100本，且基本上是教材。作為一個農村孩子，我真正單純得像一張白紙。一次我和二班同學曹萬三在明光火車站候車，一個身著喇叭褲的痞里痞氣的小伙子走過來問我們是哪個學校的，我說嘉山師范，他說：“這個學校有什么念頭？一朵花都沒有。”曹萬三馬上答過去：“對對對，一朵花都沒有。”我說：“我們校園里那么多……”“花”字尚未說出口，就被曹萬三制止住了，他又搶著補了一句：“就是的，一朵花沒有。”那個小伙子臉上顯出鄙夷的神色，用極端嘲諷的眼光看了我一下，離開了。我馬上與曹萬三爭吵了起來：“我們校園到處都是花，你怎么說一朵花沒有？”曹萬三不屑一顧道：“你個土老咪，人家講的‘一朵花都沒有’是講一個漂亮女孩子都沒有，你扯哪去了？不怕人笑話！”我愕然！我的臉滾燙，當時肯定紅到脖子，我竟如此無知！我不再爭辯！我進入嘉山師范開始一心鉆研理科，希望走上工作崗位之后還有機會可以考大學，因為讀中專，我實在心有不甘。但考大學必須學英語，我們中考時英語不計入總分，因此我的英語基礎一無是處，嘉山師范開始開設了英語課，一年后停止，加上我生了兩次病，我清醒地意識到，將來考大學只能是南柯一夢了。一天我的下床同學謝永清給向我推薦了歐陽山的長篇小說《一代風流》五部曲之一《三家巷》，我看了幾頁后就愛不釋手，書中主人翁區桃的命運死死的牽動著我的神經，讓我放心不下，從此我愛上了文科書籍，特別是文學書籍，整天泡在圖書室里，如饑似渴地閱讀中外文學名著、哲學著作。許多個寒暑假期我都沒有回家，就在學校讀書。嘉山師范圖書室里的兩萬多冊藏書雖不可能讀完，但都被我翻篇了。我開始節省一切的錢用于買書，嘉山師范3年，全校學生只有我一人冬天沒有墊被，需忍受寒冷的肆意侵襲；夏天沒有蚊帳，需忍受蚊蟲的猖狂叮咬，但我一點不后悔。我安心讀書的時間，主要是在嘉山師范，嘉山師范奠定了我的寫作基礎。我發展到今天都是因為上了嘉山師范，我沒能考上大學取得更大發展也是因為上了嘉山師范。嘉山師范是我真正的母校，我在嘉山師范讀書時，是嘉山師范最輝煌時期，有7個班約350個學生.沒想到我畢業后僅僅8年時間，嘉山師范就結束了其歷史使命。校舍換給了位于韓山路的嘉山縣水泥廠，水泥廠遷走后原址上建起了明光幼兒園。遷進嘉山師范的嘉山縣水泥廠，后來改為明光市水泥廠，10多年后走到末路，改制賣給了私人，但回天無術，最終倒閉。我曾組織過嘉山師范1980年一班同學畢業15年聚會活動，大家參觀了嘉山師范舊址——明光市水泥廠后，物是人非，無限感慨，唏噓不已！2013年端午節，我再次來到嘉山師范舊址， 30年前唯一氣派的兩層教學樓，而今已經破爛不堪，像一位風燭殘年的老者，隨時都有坍塌的可能。見狀，我心潮澎湃，無言以對，差一點哭了出來！現在嘉山師范校址依然存在，只有斷壁殘桓和荒草野蒿，據說也有不少校友前來憑吊，他們與我的感受一樣嗎？這就是我真正的母校嘉山師范，您怎么成了這樣了啊？別人問起我的母校，我該怎么敘述您、描繪您、形容您呀？

蚌埠教育學院。我讀嘉山師范時就一直考慮今后的出路問題。我當時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中師文憑太低，不足以安身立命，必須尋找新的出路。可是小學教師參加高考、函授、脫產進修必須經過學校領導批準，那時是不可能通過的。我們分配報到后，校長就給我們打了預防針，國家拿錢培養你中師畢業就是要求你當一輩子鄉村小學教師，你不可以把上師范當作跳板，不可以再從事學歷學習，再參加學歷學習就是不安心當小學教師。不光如此，那時的教育局長也是這個觀念。當時憑我們的學識，報考函授、脫產進修輕而易舉，很多比我們水平低幾個層次的人都能考上，因為他們在中學，但我們小學老師沒有這樣的機會和權力，我沒有想到，我繼續學習的權力竟然會被剝奪，真叫人郁悶！這只有當時中國才有的呀！剩下唯一的出路是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我毫不猶豫的報了名，但校長說，自學考試不要單位批準，國家文件規定自學考試報名費、書籍費、考試差旅費可以報銷，考試時間算正常上班時間，但對于我，這一切費用一分不報，考試時間只能算事假，并且還要按規定扣發獎金。盡管如此苛刻，我還是認了。但剛畢業那一年，我意外地爭取到了函授機會。1983年暑假，二弟又考取了嘉山師范，我送二弟到明光體檢時意外地在教育局得到蚌埠教育學院在嘉山縣招考中文、數學兩個函授班的消息，我當即決定報考，但報名是一個關卡，唯一的辦法就是蒙混過關。與我一道畢業的嘉山師范三班林其文同學已分配到邵崗中學，我就鼓勵他報考，并主動為他起草了介紹信正文：“縣教育局招生辦：經研究決定，茲推薦我校教師林其文同志報考蚌埠教育學院數學系專科函授班。請予接洽。”在“函授班”與“請予接洽”之間空一行，待林其文拿到學校蓋上章之后，我把“函授班”后的句號改為頓號，又添上一行字：“貢發芹同志報考考蚌埠教育學院中文系專科函授班。”這樣我隨林其文同學一道順利通過報名、考試、錄取。當時，班里基本上是中學的中師或高中學歷老師，我在班里是唯一的小學教師，年齡也是最小者之一。這一屆蚌埠教育學院專門為嘉山縣辦了文、理兩個班，縣教育局非常重視，每次面授都有由教育局出面邀請學院資深老師到明光授課，吃住由教育局免費安排，書學費、差旅費由學校報銷，我是報不掉的，有時開到林其文名下報一些，大部分由我自己負擔，同事們都羨慕我，我也覺得很好。3年半多時間，我學到了許多知識，與林其文是嘉山師范1983年約150名畢業生中最早拿到大專文憑的兩個人。那時，我被校長發配到楊套小學上班，幸虧有這個中文大專文憑，我才得以調到蘇巷中學任教，要不，我可能一輩子就是村校老師了。蚌埠教育學院位于蚌埠西郊涂山腳下，學習3年半，只去過蚌埠教育學院一次，這里空氣新鮮，風景秀美，環境優雅，適合于讀書做學問，可惜我只是一個函授生。后來我為內弟錄取又曾到過校園一次，這時校園門口早已加掛了蚌埠高等食品專科學校的牌子了，不再是教師專業的進修學校，開始參加普通高考招生了。進入21世紀，蚌埠教育學院完成了使命，并入綜合學校蚌埠學院，蚌埠教育學院已成為歷史，名字消失已有20多年了。但是蚌埠教育學院是改變我人生命運的母校，我雖是蚌埠教育學院的學生，我只到過校園兩次，我對校園印象幾乎為零，對學院的歷史知之甚少，我該怎么向后人介紹您呢？

安徽教育學院。我到蘇巷中學工作后，忙于談戀愛結婚，忙于獲取信任、奠定我骨干教師的地位，忙于自學法律、報考律師資格，忙于調動、解決夫妻兩地分居問題，學歷學習就被迫停止了下來。等到我從初一教到高三畢業班之后，我覺得還要參加學歷學習。于是我決定報考安徽教育學院中文系本科脫產進修。據說，連續好多年，安徽教育學院招生脫產進修班分數都低于函授班幾十分，原因是絕大多數學校因是師資缺乏等因素只允許報考函授，拒絕教師脫產進修。這一次，學校順利蓋章同意我報考脫產進修班，可能校長是早已希望我離開蘇巷中學了。但意外的很，這一年，脫產進修班錄取分數高于函授班近10分，我差幾分沒進脫產班只好念函授班了。本來打算再考一年的，正在猶豫是否繳費書學費時，恰巧這一年的9月8日我接到被選調到二中任教的通知，這個機會實在難得，真正是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即使考上脫產進修班也必須放棄，因為進城目標高于一切。再考一年絕對不可以，我果斷繳費上了安徽教育學院中文系本科函授班。那時正是我而立之年，明光市第二中學恢復高中招生第一年，4個班我教3個班語文兼1個班班主任，此外兼做律師，再此外就是堅持上安徽教育學院中文系本科函授。那時青春煥發，精力充沛，一個人干幾個人事，一點也不覺得累。安徽教育學院位于金寨路上，就在省教委樓下，左近三孝口，右近稻香樓，校園較為整潔，但不大，只有兩棟教學樓，6棟學生公寓樓， 1棟行政辦公樓，1棟圖書樓，1棟禮堂、1棟食堂，1棟招待所、3個籃球場、幾棟教師公寓樓，均為6層以下，像似一所中學。教院面授均放在寒暑假，3年我共計在安徽教育學院院內生活了約4個半月時間。在合肥面授期間我很少去景區游玩，但一有空閑就到中國科技大學、合肥工業大學、安徽大學、安徽醫科大學、安徽農業大學、安徽中醫學院等大學校園里去轉悠，一次又一次，甚至許多次。此生沒有機會上有圍墻的正規大學，永遠都是最大遺憾，但能感受體驗一下這些大學的學習環境、學術氣氛也很有意義，也非常滿足。安徽教育學院讓我學到了許多東西，長了許多見識，開了很大眼界。最重要的是我拿到了正正規規的大學中文本科文憑。雖然是函授本科，但也足以人讓我立身教育界、法律界、文學界、歷史界、行政界，處在每一個領域、階層，我都不會因為生存而發愁。雖然本科文憑不高，但在20世紀90年代已經很好了，就是現在再過20年也不過時。更重要的是從此我不再覺得低人一等，我有了做人真正的自信。安徽教育學院是我引以為豪的最后的母校。可是，安徽教育學院創建于1955年，是歷史產物，20世紀90年代，開始參加普通高校招生，21世紀初，培訓使命終結，2007年更名合肥師范學院。合肥師范學院建于20世紀50年代初期，后撤銷，與設在蕪湖的皖南大學、安徽勞動大學合并為安徽師范大學。新的合肥師范學院主要是在安徽教育學院基礎上重建的，現有錦繡、三孝口兩個校區，占地540畝（2012年，規劃1200畝的濱湖校區已首批征地500畝開始建設）。三孝口校區就是我年函授的安徽教育學院。2011年的冬天，我和千金到合肥，我提議帶她到我的最后母校看一看。到了以后沒有看到安徽教育學院的大牌子，只看到一塊很小的合肥師范學院的舊木牌靠在大門右邊，如果不留意很難發現。我靠在這塊木牌上叫千金用手機給我照了一張相，作為我回到母校故地重游的紀念。我跟千金花了10幾分鐘時間才解釋清楚合肥師范學院與安徽教育學院的關系。現在的合肥師范學院是我曾經的母校嗎？我最后的母校安徽教育學院，您還能在人們的記憶中儲存多久？

我一生經歷了9所母校，每一所母校都在我的腦海里刻下了深邃而不可磨滅的印跡，都令我今生今世魂牽夢繞。但僅僅50來年時間，我的這些母校就因這樣那樣的原因，一個一個無聲無息地消失了，目前真正存在的只有蘇巷中學一所了，但存在下去的時間可能也不會長久。50年是人生旅程中一個漫長時段，但在歷史長河中卻是白駒過隙，彈指一揮間。人世輪回，滄海桑田，社會變遷如此之快，實在叫我一言難盡！

雖然，我憑借苦讀，在學術界取得一定成就，很多博士、博士后、博導見到我都對我很尊重，但沒有參加高考，沒有就讀正規的全日制大學，卻是我今生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

我始終有一個不現實的想法：我要是正正規規讀過4年重點本科、3年碩士、3年博士課程，我今天會怎么樣？我有這樣的機會嗎？我為什么沒有這樣機會呢？

2014年6月26日-7月3日初稿于市政協文史委辦公室2025年6月20修改于安徽恒維律師事務所

作者簡介

貢發芹，筆名亞魯、貢暉，高級中學語文教師，三級律師。安徽恒維律師事務所律師，安徽省文史館特約研究員，安徽散文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