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早些時候，404media撰寫了一篇題為《美國制造的iPhone純屬幻想》的文章。簡而言之，特朗普將所有高科技制造業遷回美國的夢想極難實現，因為全球供應鏈錯綜復雜，制造經驗主要集中在中國、越南、柬埔寨等國家，而手機零部件往往也在其他國家生產。

　　但目前有一款智能手機符合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美國制造”的標準，它就是由Purism公司生產的“自由手機”（Liberty Phone）。該手機是Purism旗下Librem 5的定制版——中國制造的Librem 5售價800美元，而Liberty手機售價2000美元。它配備4GB內存，測評者稱其硬件規格已相當過時。盡管Liberty手機并非所有零部件都產自美國，但該公司一直竭力使其盡可能實現“美國制造”。這一產品的存在本身就堪稱奇跡，而Purism的制造模式也頗具新意，因此我們（404media）致電Purism創始人托德?韋弗（Todd Weaver），探討智能手機供應鏈、美國本土科技產品制造及關稅等問題。以下是經過精簡和梳理的對話內容：

　　
問：你所做的事情非常有趣，且我知道你已為此努力許久。過去幾周，關于“制造業回流美國”的討論層出不窮，但供應鏈、零部件等因素讓此事困難重重。而你已盡最大努力將Liberty手機帶回美國生產。能否談談這款手機的定位，以及你為此籌備了多久？

　　托德?韋弗：首先，我在2014年創立了Purism公司。最初的商業計劃正是我們過去十年努力踐行的目標，其中許多做法與當下行業慣例截然不同。

　　選擇美國本土制造的原因很多：供應鏈安全（我們能掌控所有零部件）、完全透明化（甚至能公開原理圖），同時這也助我們瞄準安全市場——該領域需要對技術棧擁有控制權，并驗證其宣稱的性能。公司初創時先做了筆記本電腦，因為我知道若想涉足手機領域，必須先通過筆記本積累硬件、軟件服務的落地經驗。我們推出的第一款手機是Librem 5。

　　在Librem 5眾籌成功后，我們組建了自己的電子工程師團隊，并在2018至2020年間與中國的設計和制造團隊合作——畢竟當時所有手機都產自那里。我們不得不借助海外積累的技術知識，以此完成設計、培訓團隊，并生產出Librem 5。隨后，我們將所有設計轉化為自有SMT（表面貼裝技術）能力，真正實現了在加州工廠完成設備全電子元件的生產，將制造帶回美國本土。目前我們的產品線中，有幾款不同規格的產品均在自有工廠生產。

　　Liberty手機的電路板（圖片來源：Purism）

　　我們的產品在零部件原產國和整體生產地上存在差異：一端是英特爾參考設計的服務器，由中國制造并進口；另一端則是Liberty手機和Librem Key，100%在加州卡爾斯巴德的工廠生產。

　　這兩款產品的生產流程如下：從空白的印刷電路板（PCB）開始，由產線工人通過表面貼裝技術，將電阻、電容、集成電路等元件焊接到板上，經過質量檢測、固件加載，再組裝成完整手機，最后為客戶加載軟件并直接發貨。整個流程從始至終都在我們的工廠完成。

　　問：“美國全流程制造”與“美國組裝”存在本質區別。你認為Liberty手機是否實現了從原材料到成品的全本土制造？

　　答：毫無疑問。兩者的區別由FTC明確界定：“組裝”是將零部件拼接，其細分定義中甚至包含“螺絲刀組裝”——即若僅用螺絲刀等簡單工具拼裝部件，則不能宣稱“美國制造”，甚至不能稱“美國組裝”。而Liberty手機的生產中，我們從空白電路板開始，完成所有電子元件的全流程制造：將電阻、電容、集成電路焊接到板上，在工廠內實現從原材料到成品的轉化。隨后將電路板組裝進手機外殼，加載自主研發的操作系統，再交付客戶。也就是說，我們不僅在本土工廠完成全電子元件制造，還自主開發、發布了操作系統。

　　問：你們并非從海外采購零部件再到美國拼裝，而是連零部件也在本土生產？

　　答：零部件（如電阻、電容、集成電路）需從西方分銷商采購，每個芯片組都有原產國。我們盡可能選用美國或西方廠商的零部件，例如意法半導體（ST Micro，總部瑞士但在美國有工廠）、德州儀器等，這些芯片均在美國本土生產。我們也會深入供應鏈，從美國或西方分銷商/制造商處采購電阻、電容等元件。當談及PCB（空白電路板）和PCBA（印刷電路板組件）時，我們是將這些原材料焊接到板上，形成完整的電子線路板。而其他公司通常進口的是成品——包括外殼、電池、整套電子元件，少數情況下可能僅進口主板（即PCBA）。我們的獨特之處在于，真正實現了從庫存零件到成品的全流程制造，這是垂直整合的生產模式，在行業中極為罕見。

　　問：原材料的開采來源呢？你是否嘗試與使用美國礦產的供應商合作？還是說供應鏈追溯太深，難以實現？

　　答：我們確實在努力，但其中復雜程度可想而知：有時是主觀意愿存在，卻找不到對應零件；有時與供應商的談判因我們的生產規模而變得極具挑戰性。另外，采購規模也影響話語權——若生產數百萬臺設備，制造商的議價能力遠高于幾萬臺的規模。因此，在原材料的合同采購中，能推進的深度有限。我們在生產Liberty手機時，傾向于選擇西方分銷商，因其在零部件來源上需遵守更嚴格的監管標準。

　　（“若在美國全境搜尋，熟練電子工程師的數量仍能數清；但在深圳，每層樓都擠滿了這類人才。”）

　　從創立初期，我們對美國制造的理念就是：盡可能公開原理圖、溯源零部件、公示硬件物料清單（HBOM）的原產國，同時透明化所有自主開發的源代碼，以驗證我們的所有宣稱。

　　問：實現“全本土制造”的愿景花了多久？

　　答：2017年我們正式提出“要在美國本土生產手機”，并先在同一工廠生產了Librem Key（一款小型安全令牌），這是更簡單的產品，卻證明了本土制造的可行性。2019年，我們拿到了PVT（生產驗證測試）樣品，這兩年間我們不斷優化設計，同時培訓電子工程師——每當采購中國電阻時，都要確保能找到美國產的同規格電阻。我們始終維護著兩份物料清單：中國元件版和西方元件版。通過中國合同制造，我們對Librem 5進行了五次迭代，歷時約18個月才最終定型，隨后將全部經驗遷移到美國本土生產。

　　（經過三年研發，Librem 5 USA于2020年發布。）

　　可以說，從“將中國制造的現有產品復刻到美國”的想法萌芽，到落地實現，整整經歷了三年周期。

　　問：是否存在某些零部件因美國無生產商或供應商，而難以本土采購或制造？

　　答：是的。我們將采購來源分為三類：美國制造、西方采購（如德國、歐洲、加拿大），以及無法從西方獲得的零件。例如，手機中一種用于計時和測量的晶體元件，目前僅有中國和韓國能生產，我們只能從這兩國采購。即便我們力求100%本土化，深挖一層總會發現：某原料來自美國以外的地區，不得不進口。這讓人思考：這些原料何時能在美國生產？是否有企業愿意涉足？當處理200多種獨特零件的全供應鏈時，這顯然是個復雜的問題。

　　試想，大多數電子產品公司只是從海外制造商拿貨，他們不在乎供應鏈透明，甚至對產品設計和內部構造一無所知。

　　問：Liberty手機官網的零部件原產表顯示，多數零件來自美國，但M2調制解調器模塊標注“原產中國”。為何這個模塊無法實現美國制造？

　　答：M2模塊有美國和德國等版本，具體選用取決于網絡頻段或成本。我們出售的中國版Librem 5搭載的是中國調制解調器，但也有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模塊可選，可在后期或總裝時更換。顯然，中國模塊更便宜，且支持的頻段更廣。

　　問：美國制造的Liberty手機性能不如最新款iPhone。美國能否生產最新的高端芯片和零部件？若要實現，需要什么條件？

　　答：簡單來說，能。但您沒問時間——這需要數年時間、巨額投資和全方位投入，且必須證明有投資回報和市場穩定性（例如“這是我們將擁抱的未來，因此值得投資”）。

　　蘋果、三星、谷歌手機的芯片組是集成了CPU、內存、基帶調制解調器的完整計算機，通常來自高通或聯發科，這些芯片組的生產地不在中國。您所說的“制造”本質是將半導體和200多種其他零件組裝成成品，而蘋果等巨頭的這一環節主要在中國制造。

　　更深層的挑戰在于：所有高科技崗位已流向中國，ODM（原始設計制造商）扎堆于此。在美國，熟練電子工程師的數量屈指可數，而在深圳，每層樓都擠滿了這類人才——他們是設計設備電路板的核心力量，而培養這種設計能力需要長期積累。

　　其次是組裝環節：若僅看機器成本，中美生產價格相同，因為機器承擔了主要工作。但人工組裝成本差異巨大：中國可通過大量人力解決問題，而美國和西方國家更依賴工程優化。例如，中國東莞的產線上，一排排工人戴著口罩測試屏幕縮放功能，若發現異常則退回；而我們在Purism通過工程手段解決：插入手機后自動刷寫固件，運行“自動質量檢測”——通過模擬觸控事件驗證屏幕功能，無需人工操作。

　　從成本看，中國版Librem 5售價799美元，Liberty手機2000美元，差價懸殊。但公開價格未揭示全部：Librem 5的物料成本（COGS）約500-550美元，利潤微薄；Liberty手機的物料成本相近，但本土生產增加了近100美元成本，售價提升不僅因為“美國制造”，更源于安全供應鏈、全零件審計等附加價值——這些使我們能切入政府安全市場。

　　問：相比全在中國制造的企業，你是否認為本土制造在關稅方面更具優勢？

　　答：毫無疑問。對于擁有工程師、設計師和技術積累的垂直整合企業，若選擇美國制造，至少具備適應政策的能力。而那些僅負責營銷和財務、無工程團隊、外包所有生產的公司將陷入困境——想象一下“擠兌”場景：當所有人同時尋找本土制造商時，他們因缺乏技術積累而束手無策，因為整個生產流程已依賴中國。在中國，企業只需對接項目經理，由其協調各方完成設計和生產，最終收貨后即可直發客戶，甚至無需開箱。當所有人都在尋找本土替代時，很難找到能填補這一空白的美國企業。

　　問：你們在加州卡爾斯巴德設廠，是否難招到勝任高科技產線的工人？

　　答：招產線操作員（如熟練焊工或使用鑷子組裝的工人）并不難，這類“熟練勞動力”在美國各地都有分布。我們選擇卡爾斯巴德，正是因為這里有為政府合同制造商工作的熟練工人，便于我們快速組建產線并從本地企業挖角。

　　但電子工程師極為稀缺——如前所述，全美熟練電子工程師的數量能數清，而深圳可能有百萬之眾。

　　問：若大量企業同時急于將制造遷回美國，是否有足夠的熟練人才支撐？

　　答：顯然不夠。現有熟練勞動力可支撐我們當前的生產，若緩慢擴張或許可行。但培養合格的電子工程師需要多年教育，絕非朝夕之功。

　　（“若中國關稅定為100%并持續10年，企業會據此制定決策；但若關稅可能在三個月、一年或三年內變動，這種不確定性無法催生穩定市場和準確決策。”）

　　還有一點很重要：關稅政策的穩定性影響企業決策。若明確知道未來10年中國進口關稅為100%，所有企業都會基于這一假設規劃；但若政策模糊（如“可能100%，但三個月后、一年后、三年后如何未知”），企業主和董事會將難以判斷“是否值得投入本土制造”。

　　問：將制造遷回美國，對你而言是政治工程嗎？你是出于政治考量，還是為了差異化競爭？

　　答：簡言之，這并非短期政治博弈，而是基于地緣政治、安全與隱私的長期考量，理解這些因素如何交織。

　　問：過去兩周，關稅政策反復（加稅、可能取消、延遲、中方反制等），局勢混亂。你提到政策穩定性的重要性，這是否讓你感到壓力？

　　答：我們并不擔心美國本土生產的產品線，因為其大部分不受關稅影響。但對海外生產的部分，確實難以預測：三個月后關稅如何？是否該現在采購零部件？是否該囤積物資？采購團隊可能會糾結“是否再等一周”——這種微觀決策的不確定性，會層層傳導至企業的所有運營環節。

　　若中國關稅固定為100%并持續10年，企業決策會完全不同；但政策的不確定性無法形成穩定市場，也無法催生準確的商業決策。

　　原文：

　　https://www.404media.co/how-a-2-000-made-in-the-usa-liberty-phone-phone-is-manufactu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