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風問題”這個詞，這幾年不怎么見有人再用了。在上世紀五十六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它還曾經是常見的。

如果僅從字面上看，這個詞兒并沒有一點骯臟的意思。但誰也知道，它是一種指代。它是“不正當男女關系”的代稱，特指那種男女之間的曖昧關系甚至奸情。

這個詞兒的出現和使用，令人不解。我們曾經使用過“三八作風”，指的是政治色彩極為鮮明的“三句話八個字”。解放軍至今還要求“作風過硬”，這里的作風顯然不含貶義。什么時候起，“作風問題”包含了“耍流氓”、“搞破鞋”這樣不堪的含義呢？

“作風問題”的兩種用法，大體上是從革命根據地沿用過來的。八路軍干部進了城，根據地的語言成為強勢語言，“作風問題”的使用，很快也就從革命隊伍內部普及到大眾。尤其是公職人員，一說起“作風問題”，大家都約定俗成地知道它指的什么。

也就從這時起，“作風問題”成為一個惡謐。誰要是沾上它，誰就會惹上一身騷氣，聲名狼藉，威望掃地。

同理，作風正派也就成了組織和群眾最有價值的褒獎。正人君子不得不小心冀冀地面對男女之間的交往，生怕招惹某些嫌疑，落下閑話。

從另一面來說，如果有人想要攻擊對手、仇家的話，也經常喜歡編排一些對方的桃色口風甚至奸情傳聞，借以有力地攝級對方的名聲。那時誣人清白的最有效的手段，莫過于散布對方男女關系的傳聞。而如果是被組織或者對手結結實實抓住了這一方面的把柄，不只單位要“嚴肅處理’，周圍的同事也要同仇敵愾，憤怒譴責。甚至一些閑人也喜歡指指點點，奚落嘲笑。

唾沫星子淹死人，組織處理和民間輿論兩面夾擊，犯錯誤的當事人不但降職降薪，處分開除，僥幸換一個地方吧，也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

人生在世，犯錯誤不可避免。這錯誤，當然也包括男女關系方面的錯誤，即所謂“作風問題”。犯錯誤，組織當然要處理，同志們當然要批評。問題在于，從五十年代開始，我們對于“作風問題”的處理，一直是偏于嚴酷寧左勿右的。

對于和配偶之外的異性發生性關系，我們的態度是，未發生時，刻意防范，互相監督，如同恩格斯所說的人人戴一副“妓院眼鏡”。既發生時，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組織處理從重從嚴，更嚴格的是思想批判大會檢查這一關。深挖“思想根源”，才能痛改前非么。

這種思想根源，有點文化的，還會用一個文縐縐的詞兒，叫“資產階級淫亂思想”。大老粗的批判火力更猛，一般都會痛罵“禽獸不如”，“和畜生一樣”。

我也參加過難以計數的批判會，惟獨這類批判，是可以放開痛罵，不論怎么難聽都不過分的。

一個人被眾人指著鼻子痛罵，本來已經足夠丟人敗興，出了門，丑事一傳開，如果犯法，還有人同情，這是犯淫，人們連施以憐憫的膽量都沒有。如同古人說的“人人輕且踐之”，這是要毀了你一輩子的。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在部隊，我們的文化干事因為長得黑，大家都叫他杜黑子。杜黑子能干，那個時候的文化干事，實際上是部隊一切大型活動的組織者。部隊的每一項集會井井有條，繁復有序，和杜干事的調度當然分不開。人們調笑他是“吹拉彈唱，打球照相，迎來送往，布置會場，首長講話，帶頭鼓掌”。

偏偏杜黑子的老婆是農村婦女，兩人沒話說。杜黑子很快結識了唐山市的一個女大學生，兩人書來信往，不久成了相好。文化人交好，免不了互傳情書，打情罵俏的。

有一陣，杜干事的信多了起來。那時的個人，沒有私密空間可言，家信也經常亂拆了傳看。一天杜干事又來了信，政治處李干事帶頭起哄：“拆開大家看！”拆開念了沒幾句，李干事愣住了。

原來，這是那個女大學生寫給杜干事的情書，深情回想他們交歡的經過。有句話說：“每當回想起我們在一個被窩里翻滾的時候，我總是感到無限甜蜜。”此信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李干事手把朋友隱私，尷尬慌亂。

依照那時的規矩，這類事情是絕不能隱瞞組織的。李干事于是持信向組織舉報。奸情敗露，輿論大嘩。

“每當回想起我們在一個被窩里翻滾的時候”作為名言傳遍部隊。在“司政后”三機關的聯合批判會上，團長幾次宣讀“被窩翻滾”的原話，大罵杜黑子“不要臉”。當年他就被處理復員。

我還認識武漢部隊一位青年詩人小金。七十年代初期，他在全軍就詩名盛傳。《解放軍文藝》復刊時，我們同時被點名參加復刊工作，住在西直門總政招待所。

也是初來乍到，孤獨寂爽，有一天他看到隔壁住進了一位女性，入了夜，他便輕輕叩隔墻，聽聽有沒有回應。一連幾次，那當然有勾引對方的意思。

不料那個女人不買賬，隔天就告到文藝社，此事要在現在，充其量算個性騷擾，那時卻是不折不扣的“耍流氓”。小金很快就被打發回去，從此人琴俱杳。我不但沒有再見過，連他的詩也無影無蹤，在報刊上消失了。這些才子，都可稱當時的人尖子，他們再沒有機會施展宏才，我不知該惋惜他們的不自重，還是該怪那時的“一棍子打死”。

無論怎么說，這兩位還都是和別的女人有染或者企圖有染，最抱屈的是當時還有這么一批朋友，他們只是和自己的對象即未婚妻提前發生了性關系，他們也毫無例外地受到嚴懲。

那時即便成婚，兩地分居也很普遍，更不要說未婚夫妻了。部隊官兵的對象多在老家，常年隔離，小伙子大姑娘都正在青春期，性躁動格外強烈，年輕人干柴烈火，異性身體的神秘誘惑點燃偷嘗禁果的欲望，每當女方來部隊探視的時候，這類事情就時有發生。

按照’‘明媒正娶”的性道德，這當然越了軌，但是這畢竟只是“先上床后登記”，一方對另一方都是負責的。現在的社會學家為了把它和一般的性隨意相區別，特地創造了個新名詞叫“婚禮前性行為”。它按理更加應該得到社會的寬容和理解。稍微要是講一點人情人性，網開一面也就過去了。據最近的社會調查，由于社會對于“先上床后登記”日益寬容，新一代的年輕人接近人群半數幾乎都有過婚禮前性行為。但那是一個“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的年代，即便是未婚夫妻，提前發生“第一次的親密接觸”，也毫無例外地要受到懲戒，讓你沒有好日子過。

我們通信連有個副指導員，年輕有為，已經內定再提職。喜上加喜，未婚妻來部隊探視。小伙子把持不住，住隊期間便沖破了禁區。小兩口的秘密，甜在心里，連里也沒人知曉。不料女的返回以后，突然來信說懷孕了。

看來紙包不住火了，副指導員連忙向組織坦白交代，同時打報告要求結婚。幾番檢查終于過關，背了個處分，提拔也就自然泡了湯。

于是回去辦喜事吧，月余以后回來，看他吊著個長臉，我明知故問：嫂子有喜了吧？他怒氣沖沖地回答：喜個尿，說是肚子大了，放了個屁啥也沒啦！

原來這女人全然不懂男女之事，月經晚了幾天，就驚恐莫名，連忙向丈夫（當時是未婚夫）告急。這下可好，孩子沒懷上，丈夫的前程也毀個干凈。

對于干部來說，縱然受了處分，總還有隱忍努力、東山再起的希望，如果是戰士遭遇此類麻煩，一般是干脆利索打發復員，那是影響一生的重大轉折。

我們電影隊有個戰士小張，高中畢業，“文革”時期，當兵的高中畢業就算高學歷了，學技術來得很快，有希望提拔電影隊隊長。小張的女友是高中同學，兩人愛得那叫個如火如茶，情書不斷，那信中思念挑逗，小張每次都看得火燒火燎的，得意時也悄悄地讓我開開眼。

偏巧在討論提拔小張的時候，女友來相會了。大家最擔心這兩人“提前接火”，無奈事情還是發生了，小張和對象不但“初試云雨情”，而且女方真真切切懷了孕。

坦白交代檢查這一關一關要過自不必說，那時節正好剛剛推出革命樣板戲《龍江頌》，第四場演的是階級敵人搞破壞，要提前把儲備的柴草燒了磚，女支書動員社員們不要上當。這里有一段情深意切的唱。唱腔大家很快學會了，不過倒不是因為劇情，而是唱詞中間有兩句特能嘲弄小張。從此大家見了小張，碰了頭就唱：

——咱們想啊一想，

提前燒窯對不對？

要警惕，陰暗角落逆風吹——

唱腔很快傳遍部隊，小張沒有臉面不說，部隊首長也覺得“影響太壞”，當年決定讓他“復員算了”！歡送小張，政治部聚餐，小張明顯喝多了。為了活躍氣氛，有人提議：歡迎小張唱個歌好不好？

好！

小張醉眼迷離，一張口就唱：“咱們想啊一想，提前燒窯對不對？——”

朋友們頓時目瞪口呆，接著是長久的沉默，大家還能說什么呢？

三十年過去了，當年的副指導員和電影放映員都也年過半百。偶爾能聽到他們夫婦的消息，知道他們婚后的和諧與幸福。《當代中國人的性行為與性關系》的作者曾經做過一個統計，證明有過登記前性行為或婚禮前性行為的夫婦，婚后的性生活較一般人要更加豐富多彩。這中外四個作者的聯合調查表明，在1989年之后這一代人，有此行為的比例已然劇增到86%。為此他們感嘆，改革開放以來的“婚前性行為大潮”絕不是個別人的沖動，“這是一種全社會的涌動，是整整一代人的正步走”。如今誰又能奈何他們？

可惜了我那兩位戰友，當年他們為了自己的“出格”，卻是付出了遠大前程的代價。六十年代和“文革”時代對性越軌行為的嚴酷處理，有時竟然到了毫無人性、只有荒唐的程度。它連人之作為人，甚至作為動物的天性都一律不予考慮。它把人的一切活動都和世界觀相聯系，即使作為人的生理需求，肉體發育，也成了思想品德問題，年輕人成長時期的性發育現象，也要納人道德品質的范圍去衡量裁度。這里，不知制造了多少荒誕和殘酷的人生悲劇。

我們部隊歷史上有過戰功。有個連隊，在粟裕指揮的豫東戰役中阻擊打得漂亮，當年有過光榮稱號。這個連的一班自然是英雄連隊的英雄班。班長姓任，是個機槍手，有文化，人也精干。毛病是自由散漫，說話隨便，屬于所謂“大錯不犯，小錯不斷”那一類。

一天突然聽說，任班長終于出大錯了。那是有一天閑了逗笑，連里一幫光棍，少不了談說女人，有兩個戰士發愁退役后找不上老婆。任班長順手拿起一張報紙，慷慨地要給他們一人分配一個。報紙頭版是中央領導人節日出面的照片，這小子一時犯愣，指著其中的兩位女性首長，說：這個給你，那個給他。

這下可闖了大禍。兩位女性首長正兇焰萬丈，連里哪敢保護他，匯報到政治部，當然要處理。組織部門的同志認為，既然有這樣反動下流的思想，肯定還有其他言行，動員任班長徹底交代，徹底清理。

無奈這小任只是說話隨便，實在沒有其他流氓行為。政策攻心思想工作，任班長終于交代他去年在軍訓期間曾經有過手淫。幾次檢查批評，終于結案。開除黨籍，開除軍籍。

在組織部門填寫任班長的檔案時，無意中我看到了任班長記錄在案的錯誤，除了侮辱中央首長外，還有另外一條：1971年某月，不顧緊張的軍事訓練，在小山子洼地草叢玩弄生殖器一次。

多少年過去了，每當想起任班長的不幸遭遇，我都不禁有一種無邊的憤怒和悲涼涌上心頭。那是什么年月，人活得不如一條狗。我們的單位，實在是法力無邊，它全知全能到了無以復加無微不至的地步。它連這種青春期的生理現象也要管，它連這種純粹的個人私密空間都要照亮，讓每一個人的私處都無情地暴露在陽光下。有學者統計，“文革”中間，青少年的自慰率比建國初期還低了六個百分點。這一極端個人化的生理欲望，竟然也成了社會規范打擊的對象。任班長只有灰溜溜地回村，接著去做他的農民。

改革開放以后，部隊曾經找到他的那個山村，組織部門宜布給他平反。聽說他外出打工，沒有見人。他一個農民，無職務可恢復，無工資可補發，有什么“反”可平。

自從1949年以后，我們就和各種各樣的性研究、性宣傳隔絕了，“文革”以后，那更是進入了性忌諱、性壓抑、性禁錮的時代。只要一沾上性，全民曦若寒蟬，閉口不談。面對性問題和性實踐，我們只有革命與下流的兩極結論，我們只有圣者和流氓兩類人。這樣，一些有性心理疾患或者性變態取向的行為就遭了殃。比如窺陰癖，比如露陰癖，比如戀物癖，那時一言以蔽之：統統是耍流氓。但說到底，這都是一些心理疾患，也有的近于生理疾患。既然它是一種病態，救治它的只有醫學。硬要“上綱”，說成是政治覺悟和道德水平問題，那只能是這個社會出了毛病。但可憐的自然科學，面對“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政治化”多么軟弱無力。這些病態，也無一例外被拉上了“革命”的審判臺。

我們的干部科長是個老革命。解放戰爭入伍，參加過抗美援朝，我當兵時他已經休息了。聽人說，楊科長提拔不了，原因是他有個老毛病，多年來多次調戲婦女，屢教不改。楊科長調戲婦女，那可謂是不分時間地點，不管有沒有人在場，隨時隨地出洋相。比方說部隊在露天舞臺演一場節目，他就會鉆到大姑娘小媳婦人窩里，隔著衣服到人家屁股上擰一把，到人家奶頭上摸一下。比方說他在營房門口的莊稼地轉悠，看到澆地的農婦，突然就會像阿Q一樣發出“我和你困覺”的請求。像楊科長這種手段，他當然不會得逞。

但楊科長的特點就在于，他從來沒有得逞過，但他也從來沒有停止過。隔上一陣，就會有駐地附近的女人找到營房指認，怒喝一聲：“就是他！”于是照例批評檢查。

楊科長的檢查在我看來確實夠深刻，每次他都痛罵自己“豬狗不如”，“畜生一樣”（他的女兒比我們大，就住在軍營。有一次大會檢查，楊科長痛恨地說：“我自己也是有兒女的人，要是別人糟蹋我女兒，我能容忍嗎？”

這檢查難道還不夠觸及靈魂？但檢查歸檢查，過后照犯不誤。他說：“那會兒就像鬼迷了心竅，就不由我。”

最可笑的一次是他在師醫院住院，一間病房四個病人。中午女護士例行測量體溫，拉了拉他的手，遞給一支溫度計。楊科長卻性欲頓起，一把抓住小護士的胳膊，就往蚊帳里拉。光天化日的，嚇得女護士大喊大叫，醫院病人都來圍觀。

事后，楊科長照例是深刻檢查，照例是屢整屢犯。批判的火力倒是越來越猛，對楊科長卻收效甚微。

楊科長這是怎么了？連部隊首長也在嘆息：老楊要改了那毛病，除非把那老家伙騸了。十年以后，各種性學著作漸次在書店露頭，國人終于可以坦然地面對性心理這門科學。二十年后，各家醫院紛紛開設了精神衛生科，心理咨詢也成為一種新興專業走進了我們的生活。這時候我們終于想明白了，楊科長的屢教不改，其實是一種心理疾患。我且命名它為“強迫性性挑逗”吧，它一般沒有暴力傾向，對侵犯對象傷害也較輕微。對付它，心理醫生們有疏導的辦法。它不是一個改造世界觀的問題，革命大批判的吼聲也嚇不退它。政治思想工作那時被譽為“一抓就靈”，面對一個革命老干部“性錯誤”卻每每失效，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尖銳的諷刺。“文革”中奉為萬能的“思想教育”在這里顯示出了它的局限，也顯示了它的蠻橫。它頑固地翻占著一切領地，把其他科學一概排拒在外。一種簡單的心病，想對癥也那么難。

去年夏天我去北京，曾就楊科長的病例求教過著名的社會學家李銀河。我詳細敘述了楊科長的歷年行狀。李女士鄭重地說：“他應該去找心理醫生。”她沉默了一下，又接著說，’‘那時，沒有啊。”

是啊，那時，沒有。不是不應有，是不能有。楊科長于是只好不斷地檢查，又不斷犯病，不斷地挨批，不斷地挨罵，一直到老死。

現在一般的性社會學家都認為，“文革”以后撥亂反正，一直到1985年，中國人的性文化水平才大體上恢復到1950年代的狀況。

就在八十年代初期，讓“文革”給鬧得十分荒謬的事情還是屢見不鮮的。那時我已經轉業到山西運城，一天我去醫院看病，到外科，已經有幾個病人候診。其中有父女二人，那父親看樣子四十多歲，女孩也就十六七歲。這男人一臉怒氣不息的樣子，那女孩驚恐地看著父親，好像是做錯了什么事。

一會兒，輪到他們自訴癥狀，那男人突然對醫生大喊：“丟死了人了！我沒臉說！你叫她自家說！你叫她自家說！”

那女孩不敢看人，只顧低頭吸吸地哭。吵吵嚷嚷的，我們終于聽明白了。這女孩到了性成熟的年齡，前不久有了自慰行為，她順手用了一根縫衣針，不慎滑入陰道，溜進子宮。本來，這就是女孩最私密的事，她只能求告親人。進了醫院，也是個很小的手術，當天就可以走人。這個父親，顯然認為女兒做下了傷風敗俗夭理不容的丑事，這已經屬于性蒙昧性無知。即使這樣，父親也該保護女兒的隱私，悄沒聲地取出走了，誰知道？這個憤怒的父親卻已經是氣炸了，看樣子他決心要張揚女兒的“丑聞”。親情也壓抑不住他的沖動，他自覺地維護道德風化的決心和勇氣讓我吃驚。

這讓我想到了這個父親之外的千萬民眾，如果他們連自己親生的女兒都不愿保護，對于家人以外的“作風問題”，他們施以重拳還有何顧慮？五六十年代以至“文革”，我們民族的捉奸熱情令人驚訝。破門而入，堵在床上，掛上破鞋，五花大綁。有信來定是情書，面帶笑大約懷春。單人外出，可視密約，男女同行，疑似通奸。旅館監視，嚴格審查。小腳偵緝隊，群眾大聯防。人人都是衛道士，各個都是革命家。人人看牢了自己下身，人人緊盯了他人下身。“文革”的性壓抑后遺癥遺害國人身心，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統計，就在我們的大城市，婚前沒有接吻擁抱的夫婦竟然占到近半。這在發達國家文明社會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我們的民族怎么啦？我們的社會怎么啦？我們就在這樣的日子里禁錮了幾代人。

這樣的日子不堪回首。那么，就暫時不要回憶了吧。

改革開放僅二十年的工夫，我們就發現周圍的變化可稱翻天覆地。僅就當代中國人的性關系和性行為講，那也可謂移風易俗了。“作風問題”這個詞兒，幾乎已經沒有什么人使用了。年輕一代的性開化，也越來越得到社會的寬容。組織領導對人的評價更加客觀，不再因為緋聞問題“一票否決”。避孕技術的進步，使得性與生殖相分離，進一步加劇了婚前和婚外的性行為。性心理研究和性科學的發展，使得傳統意義上的“性變態者”開始證明自己行為的合理無害。一些反常的具體性行為方式，已經不再受到大眾的指責。一種新興的性觀念和性哲學開始在民眾中流布和滲透。僅看看這些詞兒吧：

二十年前完全是貶義的“第三者插足”變成了中性的“婚外戀”，接著又變成了褒義的“情人熱”。一直沿用的粗俗的“上床”、“睡覺”，先是變成了中性的“夫妻生活”和“性生活”，后又變成了富有感情色彩的“親熱”和“做愛”，而且與前者相比較，“親熱”和“做愛”顯然沒有嚴格的性伴侶限制。

性知識教育普及到接近泛濫，再沒有青少年為了自己的秘戲而自責侮疚。男女之間的交往氣氛也空前寬松，有專家已經概括出了有別于友情愛情親情之外的“第四種感情”。性問題已經不再是社會傳播的禁忌，人們可以坦然地談論探討性問題與性經驗。

維爾特曾經預言過：“最終有一天，德國工人會習慣于從容地談論他們自己白天夜間所做的事情。”在中國，今天這已經是見慣不驚的事情了。總的來說，在這個領域，罪與非罪，罪與錯，大錯小錯，錯與不錯，無所謂對錯，這些界限，整體上都劃得清清楚楚。聽到“作風問題”，就一鍋燴了，統統打殺，那是荒唐的歷史了。

人類未來的性行為與性關系是何等情形的，恐怕誰也難以預設出一幅藍圖。但傳統的道德倫理必將被新的價值觀念所取代，則是確定無疑的。恩格斯早就說過，面對偷情，我們不僅要問是否合乎道德，我們更應該問是否基于愛情。

弗洛伊德認為，文明進步所付出的代價就是由于負罪感的增強而導致的幸福喪失，人的歷史就是人被壓抑的歷史。

馬爾庫塞則認為，只有愛欲得到解放，人類的解放才會到來。他預言：新人類遵循的是幸福原則，“這種幸福原則排斥一切道德標準”。

這些人類的思想家的思考都指向同一個方向：人的解放才是社會發展的未來目標。盡管我們對于新的性道德、性規范看法并不一致，但是，尊重人之為人，尊重任何一個人，哪怕是青少年，哪怕未婚者都具有的與生俱來的不損害他人為前提的性權利，業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人性解放的原則日甚一日地沖擊著過時的陳舊的性觀念與性行為準則。這時，我們再回憶六十年代及“文革”十余年的性禁錮性懲罰，越發感到那是一個多么荒謬多么嚴酷的禁欲時代。

【延伸閱讀一】

百萬知青的婚姻難題：禁欲釀苦果

來源：三峽之子

作者：定宜莊 劉小萌

“文革”后期，越來越多的知識青年遇到了婚姻問題。上山下鄉的特殊場合，使這個問題有別于一般意義上的社會婚姻，而成為運動中糾結著諸多矛盾的一個焦點問題。剖析這個問題，有助于加深對運動性質和一代青年悲劇性命運的了解。本文主要從知青的婚姻政策、知青婚姻率、知青婚姻類型三方面記述了百萬知青的婚戀生活。

▋婚姻政策 經濟條件差 提倡“晚婚”

知青下鄉以后或遲或早都會遇到婚姻問題，上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是運動的高潮期，新聞媒介不厭其煩地宣傳在農村“扎根一輩子”的思想。使下鄉知識青年“扎根”在農村的有效手段莫過于鼓勵他們在農村結婚，安家落戶，但有關部門卻把提倡晚婚作為知青工作的一個重點。

1970年5月14日《人民日報》報道了貧下中農積極教育插隊知識青年，正確處理婚姻問題，勸導他們實行晚婚的消息。在這則消息中，是否堅持晚婚，被聳人聽聞地提高到“階級斗爭”的高度加以認識，而一些地方出現的早婚苗頭則被斥責為“階級敵人”破壞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一股“妖風”。

197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接見參加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全體代表時，周恩來明確指出：“計劃生育，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分不開。城鎮青年下去以后，要做模范。”他還特別夸獎女知青代表徐敏光是晚婚的“模范”。徐17歲時還鄉務農，此時已經28歲，還沒有結婚。

周恩來專門談到知青“晚婚”與房子的關系。他說：要提倡晚婚。剛下去，不到20歲，下去后頭七八年，十來年，可以不發生住房的問題。以后他可以自給了，有了積累，再給點補助，到結婚時就可以另蓋房子了。

▋個案白啟嫻 一個“反潮流”典型

第二年年初，新聞媒介對知青婚姻基調卻發生了顯著轉變，轉變的開端是由白啟嫻投訴報紙引起的一場風波。

白啟嫻原是河北師范大學的畢業生，1968年被下放到河北省滄縣閻莊公社相國莊大隊“插隊落戶”。1972年與同隊一小學文化水平的農民倉促成婚，她努力適應由大學生向農婦的角色轉變，燒火做飯、喂雞飼鴨、操持家務、侍奉公婆、生兒育女。丈夫雖為人厚道，但不乏根深蒂固的夫權觀念，無故挨丈夫的打很快成了她的家常便飯。她的婚后生活毫無美滿可言，也不斷遇到周圍人的冷嘲熱諷。

1973年底，在一次口角中，與白啟嫻同在公社執教的一名教師將這起婚姻說成是個“丑（聞）”。白在盛怒之下連寫幾封信寄給各家報社。信中稱，“有人說嫁個農民沒出息，依我看，那種貪圖個人享受，看不起嫁莊稼漢的人最可卑”；“有人說，落在農村沒前途，我堅信在廣闊的農村奮斗終生大有作為，前途無量”。為了駁斥各種非議，她不惜美化自己并不如意的婚事，將偶然湊合的婚姻說成是“決心扎根農村干一輩子革命”的自覺舉動。白啟嫻的信適逢其時，當時以江青為首的極左派領導人竭力推波助瀾的“批林、批孔”運動剛剛拉開帷幕，正需要造就白啟嫻這樣的“反潮流”典型。

1974年1月27日《河北日報》以《敢于同舊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為通欄大標題，發表了她的來信和《編者按》。《編者按》吹噓她的信是“一篇生動的批林、批孔和進行路線教育的好教材”，并“希望涌現出更多的敢于與地主資產階級的舊思想、舊傳統觀念決裂，敢于反潮流的人物，這對于反修、防修，對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有其深遠意義的”。不久，《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她的事跡。

隨著白啟嫻名聲的鵲起，全國各地競相樹立自己的“白啟嫻”式人物。意味深長的是這些人物為清一色女性，而且大多是在下鄉頭一兩年就嫁給當地農民的。本來招致非議的人生抉擇卻成了贏得種種美譽桂冠的政治資本，宣傳喉舌關于知青婚姻政策的重心迅速由倡導晚婚轉向鼓勵知青在農村結婚。

▋婚姻率 禁欲主義幽靈在游蕩

就絕大多數知青而言，在下鄉的頭幾年，戀愛婚姻還沒有提上日程表。一種風靡的觀念是：優先考慮個人問題與革命的大目標是格格不入的。許多青年憧憬的是為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奮斗獻身，認為沉湎于個人的卿卿我我，意味著失去獻身的資格、禁欲主義的幽靈肆無忌憚地在青年中間游蕩。于是，緊閉初開的情竇，將求愛者一口回絕者有之；將熱情的情書交給領導者有之；將隱秘的情愛之火熄滅在革命祭壇前者亦有之。

生產建設兵團政治環境也助長了禁欲主義的彌漫。輿論認為，知青到兵團的任務是“屯墾戍邊，反修防修”，談情說愛被看成“資產階級的思想”。極左思潮籠罩下的兵團，將“男女大防”奉為金科玉律，任何“越軌”行為常受到懲辦。有的連隊自定土政策；掌燈后男女青年接觸，必須有“領導”陪同；有的干部專門稽查男女知青幽會，私拆情書，并拿到大會上宣讀，作為“階級斗爭的反映”，或者扣上“侮辱婦女”的罪名。對人權的公然踐踏，時常激化矛盾。有的青年不堪其辱，逃出境外，成為罪不可赦的“叛國犯”，甚至萬念俱灰，走上絕路。

相形之下，農村插隊青年所處的環境則寬松得多。知青中第一批結婚者在受到知青群體冷落之余，通常能從當地淳樸敦厚的農民中尋找到慰藉。

1974年末，全國已婚知青有48萬人；1975年增至61.4萬人；1976年為72.6萬人；1977年達到創紀錄的86.1萬人，占全部在鄉知青的10%。在這以后，隨著運動迅速退潮，在鄉知青大舉返城，已婚青年的人數逐年遞減。

▋婚姻類型 知青與農民結合苦果最多

知識青年的婚姻大致分為三種類型：雙知青類型（夫婦雙方均為知青），知青與農民類型，知青與國家職工（軍人）類型。以下三份局部性資料對插隊青年的婚姻類型進行了一個粗淺的統計：

第一，1980年吉林省的統計，已婚青年中，與農民結婚的占74.9%；知青之間結婚的占21%；與城鎮職工結婚的占4.1%。

第二，1978年河北省保定地區的統計，已婚青年中，與農民結婚的占75.5%；知青之間結婚的占15.2%；與職工結婚的占9.3%。

第三，1976年吉林省懷德縣的統計：在已婚青年中，與農民結婚的占74.8%，知青之間結婚的占17.9%；與職工結婚的占7.3%。

在三種婚姻類型中，知青與知青共結連理一般具有較為堅實的感情基礎。但農村艱窘的生活卻給這種“理想的婚姻”蒙上濃重的陰影。許多知青婚后只有菲薄的收入，經濟上無以自立。若再生兒育女，對捉襟見肘的生活無異于雪上加霜。一首知青歌曲唱道：“人家的丈夫，當官拿數數（四川方言：錢）；知妹（四川對女知青的簡稱）的丈夫，年終要倒補。”“人家的丈夫，都有樓房住，知妹的丈夫，光呀嘛光屁股！”

知識青年與農民的結合在全部婚姻中涉及面最廣，釀成的苦果也最多。白啟嫻揚名后，地位陡然變化，先由地委書記介紹入了黨，繼而被增補為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擢升為河北省知青辦副主任，地區文教辦副主任，公社黨委副書記。白啟嫻的歸宿是可悲的。“文革”結束后，她調到滄州師范專科學校教務處任副主任。1982年11月煤氣中毒致死，年僅39歲。

男知青強健的體格，較強的群體意識，與艱苦環境抗爭的能力，在這些方面，女知青都遜色一籌。一些地方知青集體戶的破裂直接強化了女知青的困境，處在孤立無援的境地，更需要別人的愛撫、友情、關心、幫助。尤其是當下鄉初的熱情冷卻，幻想破滅，她們很容易為農村青年的慷慨幫助所打動，成為婚姻的俘虜。

促使女知青走上這條道路的另一個原因是“血統論”的壓力。最早一批與農民結婚的女青年，很多是對前途喪失信心的所謂“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分子）和“走資派”的子女。不少知識青年因家庭出身問題受到百般歧視。“出身不由己，配偶可選擇”，在廣闊天地里，他們毅然選擇貧農子女為配偶，以期改換門庭。

[本文原載于《中國知青史·初瀾/大潮》，作者定宜莊、劉小萌，當代中國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文革時期的結婚證

【延伸閱讀二】

文革時期的婚姻：男女結合不看感情，只看出身

編輯整理：歷史大觀園

一個人年輕的時候，很稀罕一種東西，叫愛情。

經年之后發現，我們愛的是一些人；與之結婚的，可能是另一些人。

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恩格斯這么說的時候，我們已經不道德了數千年，還經歷了一個最不道德的年代。

永遠不變的是變化。

時代在變，社會在變，價值觀在變，我們的擇偶觀也在變。但擇偶觀的核心幾千年來一直保持著頑強的慣性，這個核心就是“郎才女貌”——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社會，不同時期，“才”與“貌”的衡量標準與表現形式。

于是，漂亮的女子不論出身高低，總是前途不可限量；而優秀的男人，不管年老還是年少，總是滑不溜手。

在這個意義上，今日與幾千年前，并無不同。

紅色年代，愛情缺席

我們甚至有過那樣一個時期，性是被嚴格壓抑的，而愛情是羞于啟齒的。

法國社會學家穆勒在分析了婚姻基礎的基本內涵后認為：人類歷史上的婚姻有三大動機：即經濟、子女與愛情。在上古時期，經濟第一，子女第二，愛情第三；中古時期，子女第一，經濟第二，愛情第三；到了現代，變為愛情第一，子女第二，經濟第三。這種劃分大體上反映了人類婚姻中擇偶標準的變化。

我們的情況或許還有些特殊，因為政治曾經在這個國家近乎瘋狂地起作用，上世紀90年代以前，幾乎所有的問題都不免是政治問題，包括擇偶與婚嫁。

我們甚至有過那樣一個時期，性是被嚴格壓抑的，而愛情是羞于啟齒的。

1950～1960 “英模崇拜”成為擇偶主流

社會學家李銀河在接受《小康》采訪時總結：在上個世紀50年代以前，中國幾乎沒有擇偶的自由。

我們的故事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事實上，那時候也并沒有什么驚心動魄的關于愛情的故事發生。

但關于愛情自由的夢想已經萌芽。正是在那個時候，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風靡一時。其中敢愛敢恨的小芹成為青年男女的楷模，而行一貫家長作風的何仙姑在眾人的哄笑中灰溜溜地下臺，標志著中國進入擇偶自由的階段。

“昨夜晚小芹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了二黑哥你當了模范。人人都夸你是神槍手，人人都夸你打鬼子最勇敢。”小芹在影片里的唱詞同樣形成那個年代的擇偶理想。

那是一個價值單一的時代，不似現在黑白模糊，以單一價值選出的“模范”、“英雄”成為1950～1960S擇偶的關鍵詞。

“誰是我們最可愛的人呢？我們的戰士，我感到他們是最可愛的人。”魏巍的一則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給了軍人前所未有的社會地位。嫁給軍人，尤其是獲得榮譽的軍人是當年女性的理想。即便從戰場走回來的軍人身體已不再健全，但這些都不重要，軍人的光輝與榮譽足以讓窈窕淑女趨之若騖。

生產工作中的“模范”成為在軍人爭奪戰中不幸敗下陣來的女性們的次優選擇。當年，農村與工廠或者國家機關都會興起“勞模”或“工作積極分子”的評比。那些站在臺上胸帶大紅花的男女自然成為擇偶的熱點。

那時候，人們找對象首先考慮的是，對方政治上是否要求上進，在工作上是不是模范；那年頭，處對象的時候，“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如何爭取工作上的進步”成為交流的主題和中心，并借此發展成為光榮的“革命家庭”。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徐安琪在一份調查報告中稱，1948年到1966年，擇偶條件中最關鍵的是本人成份、政治面貌以及家庭出身等。

而當時的媒人在介紹對方的時候，通常首先就會推出黨員身份，以上進的政治面貌作為賣點尤其盛行。

1966～1976 政治決定一切

文革十年，對一個國家來說尚且是一段不愿掀開的傷痛；而對一個人來說，尤其是那些正處于青春年華的人來說，更為殘酷。

那是一個悲情的年代，許多青年受到了雙重迫害。那些叫知青的人，不僅在身體上突然間要承受繁重的勞力；同時，正處于青春期的他們還需要面對沉悶、落后的環境而失去了愛的能力。

“或許有很多人從此再也不能體會到愛情的純真與激情。”對于那個年代的傷害，作家胡發云以“慘痛的代價”作評價。

很多故事現在聽來是荒唐的，而在當時，卻以認真的形式在生活中上演。

那時候，一件鮮艷一點的衣服不小心就代表了資本主義的腐朽思想。人們的服裝一律灰藍色，發型也趨于統一。中國幾億人的生活中空前地只剩下一種思維方式，人們只能用談工作為由進行“地下活動”，情書的開頭一定要稱呼某某同志，結尾也一定是革命的敬禮。

在政治席卷一切的年代，男女青年擇偶的關注點只有政治面貌與家庭出身。那是“根正苗紅”，出身越窮越光榮的時代。青年人在擇偶時，出身的好壞甚為重要，貧下中農、幾代紅之類的出身是一個頗有份量的條件，它起碼可提供一個較為可靠的政治背景，以保證在飄乎不定的政治風云中不會使家庭出現大的動蕩。出身好的一般找出身好的，而出身不好的地主、資本家、富農的后代在擇偶時較為困難，他們只能找相同境遇者。

而對于知青來說，他們的愛情婚姻更加曲折、悲情。“那些無奈選擇留在農村的女知青是一個悲劇。”胡發云說。

一位曾在“北大荒”下鄉的知青這么回憶自己的隊友：一位漂亮的女生，當年出于狂熱的政治崇拜而被鼓動去內蒙古插隊。但嬌弱的身體無法適應牧區生活，只能聽從牧民的勸告，嫁給當地一戶人家作兒媳婦，以此期盼由夫家來承擔她的勞動任務。但最終不但沒能卸下自己的任務，自己的命運也就此改寫了。

這位知青以“苦澀”來形容自己的知青生活。“在那個年代，不允許談愛情，這是個人私情，而國家提倡的是建設祖國。我們是感情被荒廢的一代。”接受采訪時，他語調激動：“即使有一些知青在這十年間結婚了，但他們大多數只是出于生存的考慮，為了獲得一張政治的護身符或者一個生活的避難所。”

這是一個不堪回首的年代，除了政治，一切都不存在。如果說五六十年代還存在愛情婚姻自由的話，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在文革期間，一切都被政治剝奪了。

一個時代的錯誤與傷害，深深地烙印在這一代人的記憶深處。這或許是1980年代初期，傷痕文學能迅速興起的原因。同時，也解釋了為什么許多青年在觀看電影《被愛情遺忘的角落》時失聲痛哭。

王國斌油畫《狂瀾與潛流》

【延伸閱讀三】

“文革”時期的婚戀

作者：李秉奎

版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5年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全球風起云涌的社會運動中，青年總是立足潮頭，開時代風氣，扮演著急先鋒和主力軍的角色，“文革”自然也不例外。從紅衛兵到青年造反派再到知識青年，年輕一代在政治生活領域的沉浮起落引人矚目。然而以往的“文革”研究都將這一代人簡化為單一維度的“政治動物”，而忽略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戀愛、婚姻觀念與行為，以及此“個人領域”與他們的政治實踐及當時歷史條件和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外學者將注意力轉向“文革”期間的社會文化生活與人們的日常行為的研究，《狂瀾與潛流——中國青年的性戀與婚姻(1966-1976)》就是其中一部著作。作者李秉奎結合了歷史學、家庭社會學、婚姻經濟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克服了史料難尋的困難，填補了“文革”研究中青年婚戀史的空白。

作者認為“文革”“可以分為‘可以發動的文革’與‘可以發生的文革’。前者主要是圍繞著自上而下發動‘文革’而展開的，后者則是圍繞著人人都參與‘文革’而展開的。”因此，要討論這場席卷了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的復雜政治運動的不同面向，僅僅關注于精英政治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如何重新進入歷史的語境，勾畫普通人、尤其是年輕一代是如何“參與創造歷史”的，又是如何被歷史改變自身的政治信仰與生活軌跡的。

這部著作除了改變了以往“文革”研究集中于城市政治運動的局面，改變了學界在“文革”一代婚戀問題研究上的集體失語外，也挑戰了不少長久以來約定俗成的“常識”觀念。因篇幅所限，我主要指出此書在兩個方面的創新與洞見。

那個年代是完全禁欲的嗎？

經由八十年代以來文藝作品的再現，“文革”在大眾想象里通常是和清教倫理式的禁欲主義聯系在一起的，而主流媒體的報道和討論通常加深了這一常識性的印象。作者引用了《中國青年》1978年發表的一篇文章：“這些年來，由于林彪、‘四人幫’的破壞和干擾，青年們在生活問題上得不到應有的指導和幫助。戀愛婚姻問題成了‘禁區’。”這些“破壞和干擾”的主要表現為，“視一切男女愛情為‘邪惡’”，“文藝作品不許描寫愛情；大量的中外名著被封為‘禁書’不準閱讀；報刊上不讓登載有關戀愛婚姻的指導文章；電影上不能出現愛情的鏡頭；青年團也不能關心青年的生活問題”。

“文革”真是如此完全禁欲的年代嗎？

在《狂瀾與潛流》一書中，作者并未簡單接受這一通俗常識，而是通過對檔案資料的詳細考察，指出在“文革”的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和不同群體的青年人之間，禁欲主義和青春期暗流之間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矛盾、競爭和此消彼長的關系，而“文革”一代在不同年齡段也有著不同的情愛表達和婚戀行為。

“文革”初期，高度政治化的社會氛圍催生出了較“十七年”時期更為保守的兩性關系倫理。青年學生被樹立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接班人”，他們的婚戀問題被劃入個人領域，對其過多地討論和關注被視為偏離了革命路線，而男女生理、兩性健康的知識更被貼上文化和政治的雙重禁忌，令青少年無從通過正常渠道獲取，“與性、性別有關的內容往往被紅衛兵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簽，將之視為邪惡、下流、骯臟而且危險的東西。”

但值得注意的是，要討論“文革”初期紅衛兵的性觀念，除卻革命意識形態的大環境外，年齡和地域都應當是納入考量的重要因素。Neil Diamont在其研究“文革”的著作中指出往往是城市里的年輕學生才具有更為“純潔”和更為保守的清教徒式戀愛觀念，反而農村在這方面更為“開放”。因此不少知青作品里都提到他們上山下鄉后經歷的“性啟蒙”。

1967年元旦《人民日報》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發表后，“文革”從紅衛兵運動階段發展為“全面奪權”階段，青年造反派代替以學生為主的紅衛兵成為運動的主力軍。青年造反派不僅較學生年齡大，生理上更為成熟，而且其中很多成員在此前政治運動中因家庭出身遭受過排斥甚至打擊，“因此工廠、企事業單位的青年造反派更加激進、更加不擇手段。”在造反派制和老牌紅衛兵的派系武斗中，出現了大量性暴力的事件，這既可解讀為特殊時期的情欲發泄方式，也是青年一代的政治報復行為。

1967年底到1968年底，軍隊通過“三結合”進入地方接管政權后，在武斗基本平靜，而1969年上山下鄉高潮尚未到來的間隙里，北京青年因逐步被政治運動邊緣化，而開始盛行“拍婆子”。同時，在上海、廣州、成都、長沙等城市也都出現了年輕人對革命灰心喪氣，開始將興趣更多地轉向“個人問題”，讀愛情小說，“軋朋友、蕩馬路、談情說愛”。這一時期，結婚率和生育率都一度上升，一些城市的婚姻登記率甚至比“文革”后還高。這股被眾多學者忽視了的“文革”婚戀潮可被解讀為厭倦了政治的年輕人以戀愛代革命，用談情說愛的方式來消極抵抗“文革”，發泄不滿情緒和失落感。

1968年后，上山下鄉運動在全國范圍開展，幾百萬知青從城市遷居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然而在這眾多的知青人口中，雖然“出現不少‘非法同居’、未婚先孕、墮胎、同性戀的現象”，結婚率卻一直走低。

1970年，大批機關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后，他們留在城里的子女則處于一種“有家無長”的無政府狀態，如王朔半自傳體小說《動物兇猛》所述，這些年輕人通過打架斗毆、追逐女孩子，乃至傳閱“黃色”地下手抄本來發泄青春期過剩的荷爾蒙。

從針對女性的性暴力到“拍婆子”之風盛行，作者對“文革”一代情與愛的描寫似乎停留在男性中心的視角上，中間短短一段提到女紅衛兵的意識淡化所帶來的身體解放之感。然而，作者將其解讀為性別認同出了問題，這未免失于簡單化，重新落入了性別本質主義的窠臼。

那個年代是徹底反傳統的嗎？

在社會生活方面，“文革”時的擇偶標準和婚戀行為是完全響應國家革命號召、破舊立新的嗎？狂飆突進式的政治運動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積淀已久的婚姻家庭傳統倫理和社會生活中的兩性政治？“文革”一代的婚戀情況和“文革”前后有著怎樣的變化和延續性？

針對這些中心議題，作者考察指出其實“文革”時期的婚俗并不如想象中的激進，“運用革命的鐵掃帚”橫掃一切“四舊”傳統習俗。相反，“文革”一代的婚戀行為受到革命和傳統兩者的制約，在“新事新辦”和“新事舊辦”兩極之間搖擺不定。

一方面，由于對階級身份的極度重視，青年的擇偶對象被劃分為紅黑兩類。紅類往往是大家追逐的目標，也是“黑五類”們期待通過婚姻獲取的政治身份。然而，傳統父權意識仍然在家庭生活中起重要作用。例如，雖然“文革”時期曾經在青年人中提倡男到女家結婚落戶，并將入贅稱為“是實現男女平等的革命行動”。但是，據作者調查發現，“從夫居在多數情況下仍然是被沿用的社會習俗之一。從夫居的習俗意味著，更多地是妻子通過婚姻改變階級成分和家庭出身，多數情況下丈夫依然要繼承父母的階級成分或家庭出身。”這也說明，民間傳統宗族倫理在和國家提倡的婚戀行為革命化的競爭中仍然占了上風。

此外，廣州、上海、哈爾濱等地居民的調查顯示“身體健康”“人品”“性格”“志趣相投”等仍是多數人最看重的幾個擇偶標準，而“政治面目”“家庭背景”反而排在上述這幾個標準之后。與大眾刻板印象里的“文革”期間婚姻徹底政治化不同，“文革”一代的婚戀觀既延續了傳統擇偶觀對結婚對象品性健康的注重，也強調了男女雙方感情的和諧與志趣的相投，一定程度上體現了1950年頒布的新婚姻法所提倡的建立在兩性平等基礎上的自由戀愛精神。

而另一方面，“門當戶對”、“男高女低”式的“擇偶梯度”等傳統擇偶觀念并未被完全“革命”掉，只是在“文革”時期特定的社會政治條件下換了一副面目，也仍然左右著青年人及其家長的婚戀觀念和實踐，其中國家與民間圍繞著“收受彩禮”這一“四舊”習俗而展開的角力是極為典型的一例。“文革”時期的公共輿論與相關部門，不斷強調破除“買賣婚姻”、提倡“移風易俗”。然而，雖然革命話語大力提倡新型的革命的婚戀觀念與行為，舊的風俗習慣卻屢禁不止。

更為吊詭的是，建國以來國家主導的婦女解放運動所帶來的女性地位的提高卻為收受彩禮（也稱為女性的“身價錢”）提供了某種合法性。據作者分析，“雖然‘文革’時期仍然存在普遍的‘男女同工不同酬’現象，但年輕女性從事工農業生產，仍然會有工分或工資收入。因此，女兒的出嫁無疑會給女方家庭帶來經濟收入上的損失，而從夫居習俗使得新娘婚后通常會將上述收入從女方家庭帶入男方家庭。這使得高于嫁妝的彩禮具有某種程度的‘合理性’。”

收受彩禮乃至“買賣婚姻”等舊風俗的復辟回潮可以被解讀為以激進的城市革命青年的“純潔”意識形態來改造錯綜復雜的社會生活的失敗。也說明了移風易俗，尤其是在最古老的社會單位——家庭內部的變革，僅僅通過脫離當時社會歷史條件、狂飆突進式的青年革命是遠遠不夠的。

由此可見，要考察婚戀關系中性別話語的轉變，必須將多方面社會歷史條件納入考量，深入分析革命話語、婚姻法改革、婦女解放、傳統習俗等不同勢力是如何不斷博弈又相互交織，從而重新定義了女性在新舊交替之間的家庭結構和社會生活里的角色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