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被譽為“中國革命的搖籃”。紅色資源為何集聚上海？上海何以成為秘密斗爭的理想場所？

01

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高地

清末民初的上海，是西方文化輸入中國最大的窗口。以馬克思主義傳播來說，1898年上海廣學會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就述及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1899年，《萬國公報》發表的《大同學》，述及歐洲社會主義流派和馬克思學說。這些是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中國最早傳播的記錄。

西方新學說、新思想傳播到上海，其數量之大、比例之高，今人可能是很難想象的。當時，全國新的出版物，上海要占到75%以上。其中，以新學說、新思想為主要內容的書籍比例更高。從洋務思想、維新思想到革命思想，上海都是全國傳播基地和思想高地。

拿與中國共產黨創立關聯度最高的新文化運動來看，上海既是發動地，也是制高點。《新青年》在上海創辦；“五四運動”以后，上海進一步成為全國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高地。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不同地方的知識分子多認可上海在新學說、新思想、新文化方面的領先情況。所以，1920年醞釀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候，上海已成為中國共產主義出版事業的主要中心。對此，有人作出了這樣的具體描述：“上海是中國社會主義者的活動中心，那里可以公開從事宣傳活動。那里有許多社會主義性質的組織，出版300多種出版物(報紙、雜志和書籍)，都帶有社會主義色彩。那里時而舉行群眾大會。出版的書籍、報紙和雜志，刊登有蘇俄人士，特別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照片，購買踴躍。”

由于這樣開放的文化氛圍，上海聚集了很多進步文化人才，出版了很多宣傳共產主義和民主革命的文藝作品。從建黨初期的《新青年》《共產黨》、中共早期創辦的日報《熱血日報》《紅旗日報》，到頂著白色恐怖面世的《前哨》、宣傳抗日救亡的《大眾生活》，再到解放前夕出版的《新少年報》、《文萃》；從馬恩原著譯本、進步讀物《大眾哲學》、《西行漫記》、《魯迅全集》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到《國際歌》翻譯、《大刀進行曲》與《義勇軍進行曲》創作，無一不在這里。

民主革命時期，幾乎所有重要的馬恩列名著都是在上海出版的。需要強調的是，上海不是只出版馬恩列的著作。這一時期，舉凡西方的哲學、經濟、社會、歷史方面的名著和著名的文藝作品，在上海都有翻譯，而且銷路不錯。

正是在這個大潮中，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拓寬了眼界、飽讀了西方書籍、汲取了豐富的營養，并經過比較和檢驗，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

02

秘密斗爭的理想場所

上海是近代中國工人階級人數最多、最為集中的地方。就紅色資源的社會基礎而言，還可以作三點補充，即城市規模、移民人口與知識分子。

1900年，上海已是超過百萬人口的中國第一大城市。1919年，上海已是一個超大城市。那一年，上海人口為240萬，比第二名的廣州多80萬，比第三名的天津多150萬，差不多是北京人口的3倍，并超過后四名即蘇州、重慶、香港、成都四座城市的人口總和。

移民人口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活動至關重要。近代以來，上海移民通常占城市總人口的80%左右，這些移民來自全國各地。如此高比例、多來源的移民人口，為全國各地人口在上海立足與活動提供了難得的土壤。建黨初期，在上海活動的中共領導人，他們在上海都有同鄉甚至親屬，這是移民社會為他們提供的極大便利。

近代上海也沒有嚴格的戶口管理。保甲制度在別的城市可以推行，卻在上海難以推行下去或者推行不徹底。這為中共領導的秘密斗爭提供了比較理想的場所。

1923年，毛澤東在上海閘北的中央辦公處住了近3個月，對外以報關行職業為掩護。這所房子里住了3戶人家，即毛澤東楊開慧夫婦和孩子、蔡和森向警予夫婦和孩子以及羅章龍一家，都是湖南人。這是當時上海通行的散中有聚的居住方式，即同一個地方的人習慣于集中居住在同一個地段或同一幢房子里。

從晚清到民國，上海會館公所的數量，少的時候有五六十個，多的時候有兩百多個。它們為各地移民提供安排住宿、介紹工作、排解糾紛、防病治病、聯絡鄉誼等服務，有的還提供從小學到中學的教育。江蘇、浙江、安徽、福建等地的人，在上海有的是一個府有一兩個同鄉組織，有時候是一個縣就有一兩個同鄉組織。同鄉組織、同業組織，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都很重要的社會組織。在早期發動民眾起來斗爭的時候，常常是一群一群地發動，就要利用業已存在的各種社會組織和團體。

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全部是知識分子；其早期活躍分子，也主要是知識分子，尤其是留學歸國人員。他們了解中國情況、了解外國的情況，所以成為民族最先覺醒的部分。建黨以前，中國集聚知識分子最多的地方是上海。上海的知識分子除了在大學里，還活躍在諸多文化機構，包括商務印書館和報刊，以及律師事務所等。

03

便捷的交通和通訊系統

很長一段時間里，全國沒有哪一座城市有上海這么發達的交通系統。上海襟江帶海，其他省市的人要去國外，不少都必須經過上海。上海航運系統在19世紀后期已經形成，有內河、長江、沿海和外洋四大航運系統，出入上海的輪船和噸位占全國總數的1/5以上。晚清時候，上海就有鐵路通往南京、杭州，再由南京通往天津、杭州連至寧波，進而與全國鐵路網相連。

上海的市內交通也遠比全國其他城市發達。中國共產黨人要搞工人活動，特別是搞地下活動，市內交通是非常重要的支撐條件。晚清時期，上海已有人力車、馬車、有軌電車、出租汽車等交通工具。到了民國時期，又增加無軌電車、機動渡輪、公共汽車，公交車輛線路更多。

這一時期，上海道路系統多元而復雜。尤其是南市、閘北、滬西等地方，有些地段汽車很難開進去。汽車不能進去，黃包車卻可以行駛。對于隱蔽戰線的斗爭而言，這反倒更加有利于隱藏。所以，有不同類型的交通工具，對于黨組織在上海的活動有特別的價值。這也是日后中共中央機關長期設于上海的一個重要原因。

民國時期，上海郵路可與全國各地、世界各國相連接。上海口岸停泊著眾多國家的郵船，國內郵差線經上海可聯郵世界各國。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俄國等在上海均設有郵局。

通訊方面，到19世紀末，上海的國際電報北可以經日本與俄羅斯通報，南可以經香港與歐美各國通報；國內通報更是四通八達。這一通訊系統的建立首先是為了滿足商業、軍事等方面的需要，但客觀上也為政黨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

就與外部聯系而言，中共中央與各地黨組織之間、與共產國際之間，需要保持密切而通暢的聯系。周恩來、李立三、劉少奇、陳賡、陳毅等領導人，常常在全國各地活動；在上海市內，中共組織大多數時候處于秘密狀態，黨員住處時常變換，聯絡地點和方式時常變換……在這種狀態下，沒有便捷的交通和通信網絡，是很難想象的。

以處理顧順章叛變為例。1931年4月24日，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25日晚，人在南京的錢壯飛獲悉此信息；26日清晨，情報就傳遞到人在上海的周恩來這里。周恩來立即安排中共領導機關轉移，并安排天津的中共地下情報員胡底轉移。等顧順章到達南京見蔣介石時，周恩來這邊已經轉移妥當。

1932年夏，蔣介石籌劃第四次對蘇區的“圍剿”，擬定了對鄂豫皖根據地的具體進攻計劃，以及所謂的掩體戰略。共產國際派到上海來的紅色間諜左爾格獲悉此情報后，立即將情報交給陳翰笙。陳翰笙通過宋慶齡，及時把這個重要情報送到了蘇區。當時，鄂豫皖根據地的紅軍以徐向前任總指揮的紅四方面軍為主力。得到情報后，他們立即作戰術轉移，使國民黨軍撲了個空，又一次粉碎了蔣介石的圖謀。

據《解放日報》熊月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