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全國高校掀起了一場學生參加整風運動的“大民主”運動。

然而，上海醫學院一片冷寂，無人響應，和其他學校的熱鬧形成鮮明對比。

在這種情況下，到了6月，校黨委副書記汪珊終于坐不住了。她召開學生大會，嚴厲批評了本校學生干部麻木不仁、缺乏朝氣。

臺下，一個名叫徐洪慈的年輕人聽得熱血沸騰。他決定帶頭“大鳴大放”。

回到宿舍，徐洪慈召集14位同學，草擬了一份大字報，提了51條意見，第二天就貼了出去。

這就是上海醫學院史上有名的“第一張大字報”。

徐洪慈沒想到的是，這張他精心策劃的大字報拉開了他悲劇人生的序幕。

未來多年，他幾度入獄、顛沛流離、遠走他鄉，上演了一場中國版《肖申克的救贖》。

被打成“右派”

1933年，徐洪慈出身于上海一個大資本家大買辦家庭。

由于家境不錯，他接受過不錯的教育，很早就接觸到了馬列主義。

1948年，15歲的徐洪慈加入中國共產黨，年紀輕輕就成了華東局的干部，還受到上司黃辛白（后任國家教育部副部長）和喬石（后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賞識和重用。

21歲那年，他以調干生的考入了上海第一醫學院，成了人人艷羨的醫學生。

在外人看來，這個年輕人家世好、有文化、有學歷，身上籠罩著重重光環，可謂前程似錦。

當時的中國貧弱交加，像徐洪慈這樣的青年才俊，無疑是所有人眼中能夠建設祖國的新一代人才的杰出代表。

然而命運的發展往往超出所有人的預料。

一場意外的發生，改變了徐洪慈前半生的順遂，讓他的際遇急轉直下。

1957年，《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大鳴大放”。

這一年，徐洪慈正在上海第一醫學院讀書。

他積極響應號召，和同學們一起開始擬意見書。經過商量，這幫學生一共提了51條意見，包括號召學習日語、德語，加強民主等等。

這51條意見貼出去后，整個上海醫學院掀起了貼大字報的熱潮。

徐洪慈開始滿心歡喜，覺得自己也為學校發展做了貢獻。

可是萬萬沒想到，他精心草擬的意見書，到最后成了他“反社會主義”的鐵證。

1957年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份。

當年4月27日,中央正式發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

整風運動進行半個月，各方面人士在各種座談會和報刊上，廣泛地對提出許多批評意見。　

5月中旬以后，各種批評意見急劇升溫，情況愈趨復雜。極少數人趁機向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動進攻，在社會上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亂，加劇了全國性的政治緊張空氣和不穩定狀態。

一場遍布全國的急風暴雨式的“反右”斗爭由此猛烈展開。　

整個運動歷時一年，到1958年夏季才結束，全國共有55萬多人被劃為“右派分子”。

而徐洪慈，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命運，在這一年徹底改寫。

1957年7月16日，學校召開3000人師生大會，批斗徐洪慈。

他從容不迫的走上講臺，向大家講述了自己響應學校號召提意見的經過，又闡述了自己對社會主義的理解。

但是徐洪慈打死也沒想到，自己的女朋友會走上臺，指著他的鼻子“大義滅親”。

在批斗大會前，徐洪慈曾私底下和女友抱怨說：“我正確還是他們正確，三百年以后見分曉，如果我在這呆不下去我就想出國，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分國界的。”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說這種話和殺人放火的罪名也差不多。

因此，當女友在批斗大會上出賣徐洪慈后，他很快就被打入深淵。

“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反對誰！”“徐洪慈叛國投敵罪該萬死”！

隨著臺下幾千人的怒吼，徐洪慈被打為“極右派”，判處入獄，開除黨籍、學籍，并關進了安徽白茅嶺監獄。

兩次逃出農場

白茅嶺因嶺山巖石裸露，白茅叢生而得名。

上世紀五十年代，農場建設之初，白茅嶺一片荒涼，自然環境惡劣，當地人形容此地“天晴一塊銅，下雨一塊膿”

在那里勞動改造大半年之后，徐洪慈無法忍受，起了逃跑的念頭。他心里想：“我一定要回家，你們不讓我回，我就自己逃回去。”

1958年12月14日，這場轟轟烈烈的大逃亡拉開了帷幕，在白茅嶺農場，徐洪慈認識了一個名叫陳香齋的獄友。

此人曾在華師大學習俄語，因為發表不當言論被劃為“極右”。

陳香齋和徐洪慈不甘心呆在農場，于是一拍即合，決定一起越獄。

1958年12月14日清晨，他們趁看管不嚴，成功逃跑。

15日傍晚，徐洪慈回到了上海。

他用雜貨店的電話聯系母親，約在火車站見面。

母親雖然舍不得兒子，但還是把家中的500元錢積蓄拿了出來給他當盤纏，還約定明晚在大光明電影院再見一面。

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

如果徐洪慈拿了錢立刻就走，后面的事情也許都不會發生。

當晚，不敢住旅館的徐洪慈在火車站睡覺，結果被派出所當成可疑分子帶走。他越窗而逃，跑去電影院和母親碰面，結果被便衣警察抓個正著。

倒霉的徐洪慈又被送回了白茅嶺。

可是他不死心，很快就策劃了第二次出逃。

這一次，他學聰明了，不敢再回家，而是直接一溜煙跑到了位于昆明的中緬邊界。

當時的徐洪慈衣衫襤褸，頭發好長時間沒剪，還操著一口外地口音。在當地，他很快被人當可疑分子抓了起來，關進了看守所。

徐洪慈還是不肯服輸。

第三次逃跑計劃開始了。

他觀察后發現，看守所的墻壁都是用土堆的，于是，他偷偷藏起一把小勺，趁無人的時候就用勺子在墻上挖洞。

可是這種小把戲早就被發現了。

等他好不容易挖出個洞，鉆到外面的時候，一下子就被守株待兔的看守人員抓包了。

徐洪慈痛苦到了極點，他不僅沒有重獲自由，還給自己加了個“越獄”的罪名。

1959年，徐洪慈因越獄被判六年。

這一次，他不敢再輕舉妄動了，老老實實服了六年刑期。

可是到了1965年，等他滿心歡喜期盼出獄之時，現實又一次給他當頭一棒。

監獄領導表示，由徐洪慈惡劣態度，不允許釋放，繼續呆在監獄勞動改造。

徐洪慈悲憤難當。

他從囚犯變成了“留場人員”，還是沒辦法回家。

在當時，留場人員比犯人的生活好一點，有一定自由和少量工資，還有獨立居室可以睡覺。

但是徐洪慈不知道，更可怕的風暴即將來襲。

永不停下的腳步

一年后，文革爆發。

云南作為邊遠地區，漸漸地受到波及，像徐洪慈這樣的“極右派”，待遇越來越差。他的人生在枯耗中陷入黑洞。

新的管教木世勤對徐洪慈態度極為惡劣的。

有一次，木世勤在深更半夜用喇叭教訓犯人，吵得人無法睡覺。

年輕氣盛的徐洪慈沖到樓下，和木世勤理論：“我們明天還要工作呢！”

這激怒了木世勤，也為徐洪慈招來了報復，不久，徐洪慈被列入“首批運動對象”名單。他這樣的“右派”分子加越獄犯，自然成了重點批斗對象。

從前的舊賬被一筆筆翻出來。徐洪慈被五花大綁游街示眾，在萬人大會上被批斗砸打，直到重新重判20年。

徐洪慈徹底絕望了。

之前的六年消耗了他人生最精華的青春時代；接下來的二十年，要讓他的下半輩子也在牢獄中度過。

這一次，徐洪慈被送進了專門關押重刑犯的麗江五零七農機廠。

諷刺的是，在這里，他居然成為了“香餑餑”。

由于徐洪慈學過醫、懂文化，幫著監獄里的犯人解決了不少生活難題，很快就成了犯人中的“智多星”。

大家都對這個足智多謀的年輕人佩服得五體投地。

慢慢地，徐洪慈在監獄里積累起了一定的威望。但是不幸的是，他同時也成為了監獄長李光榮的眼中釘、肉中刺。

李光榮聽說過徐洪慈多次越獄的歷史，對這個“刺頭”成見很深，也極其刻薄。

在李光榮看來，徐洪慈卻是個麻煩，所以一直用警惕的目光注視著他。

徐洪慈感受到了這種異樣的目光，但是并沒有過分放在心上。

直到一個犯人偷偷找到徐洪慈，告訴他一個駭人的消息：監獄方面正在往上遞交報告，控告他組織暴動越獄。

這份報告一旦被采信，徐洪慈必死無疑。

他敏銳地意識到，不能坐以待斃，無論如何要逃走。

“我一定要活下去！”徐洪慈想。

在求生信念的驅使下，第四次逃跑工作開始了。

徐洪慈利用干肥皂和印泥，給自己偽造了幾封介紹信。

可是監獄不比看守所，不僅高墻環繞，而且守衛森嚴，要逃走談何容易。

徐洪慈等了很久，也沒有等到一個合適的機會。

也許是他的執著感動了上天，一次意外的停電給了他最后的生機。

1972年8月7日的早上，監獄宣布“斷電”。這樣一來，電網就發揮不了作用了。

徐洪慈感到機會來了，激動不已。

監獄里每天兩次點名，分別是早上6點和晚上9點。

徐洪慈的時間不多，只有在兩次點名間出逃，才有一線生機。

當晚點完名后，徐洪慈用衣服卷成人形塞在被子里，假裝在寢室里睡覺。

夜深人靜時，他偷偷溜到之前看好的墻角，用早就準備好的梯子開始翻墻。

過墻的時候又發生了一個意外——梯子高度不夠，墻高三米五，梯子才兩米。

徐洪慈驚得一身冷汗。

可是冥冥之中，似乎有神明在幫助他。他在墻角發現了兩根扁擔，利用扁擔順利翻過了墻。

這是徐洪慈最后的逃生時機。他片刻不敢停留，撒開腿就往前跑，不知饑餓，不知疲憊，猶如一只受傷的野獸，正在逃避獵人的重重追捕。

徐洪慈在心里暗暗發誓，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如果失敗了，就喝藥水自殺。

他抱著破釜沉舟的信念，一夜跑了三十公里。

流亡蒙古十年

徐洪慈逃走后，麗江的監獄已經亂成一鍋粥，民兵開始了地毯式搜索。

一場野外生存考驗開始了。

沒水就喝河水，沒吃的就吃蟲子，遇到排查的民兵，就掏出偽造的介紹信說自己是回家探親的。

14天后，徐洪慈徒步走了出云南。

到達四川后，他用僅剩的一點錢買了火車票，又一次回到家鄉上海。

徐洪慈沒打算留在家里，他只是想見母親最后一面。

他本以為，母親會責怪自己。

可還沒想到，母親對他的逃獄十分肯定，還拿出這家里最后的一百塊錢，讓他繼續逃亡……

徐洪慈帶著家里最后的積蓄，一路北上。

1972年9月，他來到了中蒙邊境的二連浩特。

當跨入蒙古境內的那一刻，徐洪慈在地上蹲了幾分鐘，

他在為自己死里逃生而慶幸，也在和多災多難的祖國做最后的告別。

離開了中國，蒙古會是徐洪慈的福地嗎？

徐洪慈心里也沒有把握。

好在，當時蒙古是蘇聯的仆從國，俄語被廣泛使用。

徐洪慈在讀書時學過俄文，所以和蒙古人溝通得很順利。

一開始，由于徐洪慈讀過書，又是因為“政治原因”才偷渡的，蒙古對他深表同情，可又擔心他是間諜。

情急之下，徐洪慈想了個招。

他和蒙古人說：“你們去看1957年8月2日的《人民日報》，上面有批判我的文章。”

就這樣，那篇曾將徐洪慈打入地獄的文章，居然在15年后成了扭轉他命運的推手。

徐洪慈一開始想去蘇聯，因為他當年上大學時，認識一些來自蘇聯的俄語老師。

但是蒙古法官不同意：“我們蒙古是主權國家，不是你進出蘇聯的通道。”

徐洪慈沒法，只好答應留在蒙古，他因為非法越境，被判處到大森林服刑一年。

一年刑滿之后，徐洪慈眼睛不好，去醫院看病。

在醫院，他奇跡般的邂逅了愛情。

女孩名叫奧永，是醫院的護士，比徐洪慈小了整整20歲。

這段跨越國籍、年齡的感情，最終還是開花結果了。

徐洪慈終于在異國有了自己的家，婚后還生了兩個孩子。

結婚后，徐洪慈追隨奧永到她的老家后杭蓋省生活。

可是，他的一切特長在這里都不被認可，只能靠干體力活養家糊口。搬木頭、石頭，這些沉重的工作他一干就是8年。

同時，他也用掌握的醫術替當地人治病，當地人親切地稱他為"徐醫生"。

由于覺得愧對妻子，家里的活也由徐洪慈一手包攬。他們結婚多年，從沒有讓奧永下過一次廚房， 這些讓奧永成為了蒙古婦女們羨慕的對象。

就這樣，徐洪慈在蒙古默默生活了許久。他不敢聯系家人，因為一旦被引渡，他就將失去好不容易得來的自由

在多年以后，徐洪慈還對這種復雜的心境記憶猶新：“其實一直想回到祖國。但又不敢多想，我這樣的人，不槍斃、不引渡我算好的了。”

但他的身邊一直帶著一個半導體收音機，只要有空，就用來收聽祖國的消息。

“我的特長無法發揮，理想和抱負破滅，但我還想回到生我養我的地方。”徐洪慈回憶說。

1976年，文革結束了。

徐洪慈通過收音機，慢慢了解到了祖國的變化，他隱隱約約感覺到，重見天日的日子可能要來了。

落葉歸根

1981年冬天，徐洪慈收到了母親的來信。

在信中，他終于看到了盼望多年的曙光：上海第一醫學院為他的右派問題平反。

徐洪慈本可以回國，但是他曾經服過刑的云南不同意為他平反。

徐洪慈在云南越獄的事情，一度是當地監獄系統心中的一根刺。

云南方面表示：他錯劃右派不是我們的事情，是上海方面的事情，在我們這里，他犯下了不容原諒的錯誤，就是越獄。

徐洪慈沒辦法，只能給中央一封封寫信，他說：“如果我不越獄、不自救，那么今天的平反書恐怕只能對著徐洪慈的墓碑朗讀。”

1982年6月，流落異國十余載的徐洪慈終于得到了平反。

他踏上了回國的征途，在上海的弄堂里見到了闊別多年的母親。

母子二人相擁而泣，淚流滿面。

入獄時，他還是翩翩年少，青春瀟灑；歸來時，他已經梁斌發白，年近50。

亡命3萬里，流放20余年，他幾乎用了一生的代價，才回到原來的起點！

徐洪慈休息了一陣，回到了曾經的學校。

有幾個同學見到他后，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居然還沒死？”

醫學院為徐洪慈開了個歡迎會。

在會上，徐洪慈泣不成聲，他也見到了曾經出賣自己的女友，兩人相顧無言。

過了很久，女友說了兩句話。

第一句，是“當時那個處境不能怪我，我也是走投無路。”

第二句話，是“我們現在都要感謝鄧小平，我們永遠不要忘記鄧小平的恩德。”

風波過后，徐洪慈帶著妻兒定居在上海。

他在上海石化總廠教育中心當了一名講師，平靜地生活著。

2005年，上海知名記者胡展奮深入采訪徐洪慈，出版了一部口述實錄《永不服罪》（后改名為《沖出勞改營》）。

這段跌宕起伏的歷史，由此被世人所知。

2008年4月14日，徐洪慈的單位給他頒發了老干部離休證書。

三天后，徐洪慈因病去世。他說：“在原先的專業上，我一無所成。但是對那種惡劣環境的反抗，人格上的成功，我這一生做到了。這一點，我對得起自己。

這不是一個逃獄犯的故事，這是一個失去自由的犯冤者永不放棄的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