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美國的新冠抗疫路

自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已逾五年，那些觸目驚心的畫面至今仍烙印在許多人的記憶深處：意大利醫院病房里人滿為患的景象，插管患者的掙扎，呼吸機的極度短缺，以及醫護人員緊缺的防護服；紐約市堆積如山的尸體袋，冰冷的冷藏卡車，養老院遭受的毀滅性打擊；醫護人員與醫院被重重圍困，街道空空蕩蕩，空氣中彌漫著詭異的寂靜，整個國家陷入封鎖。人們在恐懼中孤獨死去，在緩慢窒息中掙扎。這場疫情，是自1918年大流感以來人類所遭遇的最為嚴峻的公共衛生危機。全球范圍內的應對同樣令人震撼，它見證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為龐大、最為緊急的動員。

作者：斯蒂芬·馬塞多 弗朗西斯·李

編輯：阿K

截至2020年4月初，全球約有39億人——占據世界總人口的一半——處于某種形式的隔離狀態。人們被限制在家中，被剝奪了參與宗教活動、探望非同住親屬的權利，甚至在某些地方，連獨自在公園或海灘散步也被禁止。企業被迫停業，大量員工被裁撤。孩子們無法正常上學，只能居家隔離。邊境關閉，全球供應鏈遭遇嚴重中斷。為了應對這場危機，公共和私人資源被大規模調動。僅在美國，聯邦直接援助總額就超過了5萬億美元，這相當于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GNP）的近四分之一。

這場疫情，無疑是對美國公共衛生機構、經濟體系、醫療保健與教育系統，乃至個人社會關系的一次全方位壓力測試。它也考驗著，并將繼續考驗著我們對自由民主制度以及科學、學術和新聞規范的堅守。然而，盡管疫情對我們的社會和政治生活產生了百年一遇的深遠影響，但學術界、公共事務評論領域以及政府機構中，卻鮮見全面而深入的回顧性分析。時至今日，三個重大且極具爭議的問題依然懸而未決：

● 負責向公眾傳達科學信息的機構表現如何？它們在履行官方職責時是否始終如實？是否在適當情況下充分傳達了科學的不確定性？

● 我們在權衡不同價值取舍時，是否充分考慮了學校、企業及宗教場所關閉所帶來的成本？我們是否足夠關注受這些政策影響的所有群體，尤其是那些本就處于弱勢的群體？

● 我們是否對自己的表現進行了良好且及時的事后評估，以便為下一次緊急情況做好充分準備？

對于這些問題，我們給出了令人沮喪的答案：沒轍，不可能，和壓根沒有。我們在此將為這些答案進行討論，但我們更深層的關切在于，鼓勵一場廣泛而嚴肅的公共辯論圍繞這些核心問題展開。對疫情應對提出這些“棘手”問題至關重要，因為我們必須在下一場危機來臨之前，從過去的錯誤中汲取深刻教訓。

在為這些令人沮喪的答案辯護時，我們當然清醒地認識到新冠疫情政策演變的復雜政治背景——以及我們呼吁進行全面事后評估的政治語境。唐納德·特朗普總統最初對新冠病毒的影響表現出輕視態度。面對醫院病房的駭人畫面、初期高死亡率的報告以及病毒驚人的傳播速度，公共衛生專家和傳染病流行病學家可能擔憂，更坦率的溝通——諸如承認不確定性并坦言權衡取舍——或許會帶來更為可怕的人道主義后果。毫無疑問，許多專業人士、政府官員和普通公民至今仍擔憂對疫情政策進行坦率評估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包括此類討論可能為特朗普對媒體、大學以及國內外政府機構發起新一輪攻擊提供借口。

我們承認這些潛在風險。但我們認為，繼續回避事實和誠實的自我評估，其風險將更為巨大。本文所討論的公共衛生政策問題，對人類生命具有深遠影響。同樣重要的是，我們對專家判斷作為對抗公開黨派論調的制衡力量的信心問題。我們堅信，專家判斷并非單純的黨派論調，而是制定良好公共政策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我們提出的三個具體問題，最終都指向一個更大的核心問題：美國機構——無論是民間社會組織還是政府部門——應如何才能最好地恢復公眾信心，并努力成為更值得公眾信任的機構？

首先，關于第一個問題——美國政府機構和專家咨詢小組是否準確反映了關于疫情干預措施成本與效益的科學意見平衡——我們認為，任何客觀評估都必須得出結論：他們沒有做到。

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科學家和公共衛生官員早已對下一場大流行病的到來發出警告，并為此展開了積極準備。全球各地不同機構制定的應對計劃中，有兩個核心信息貫穿始終。首先，關于非藥物干預措施（NPIs）——旨在減少人際接觸的措施，包括商業和學校關閉、口罩強制令以及社交距離要求——能否有效緩解疫情或降低相關死亡率，證據有限。其次，此類干預措施將付出巨大的代價，且這些成本將主要由兒童、工人階級和少數族裔群體來承擔。

例如，就在疫情暴發前幾個月，世界衛生組織（WHO）自身發布了一份報告，對作為疫情管理潛在工具的各種NPIs進行了全面評估。該報告強調了科學界普遍存在的不確定性，將幾乎所有此類措施的證據質量評定為“非常低”。報告的執行摘要明確指出，“關于非藥物社區干預措施有效性的證據基礎有限。”被評為“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推薦”的措施包括：接觸者追蹤、對接觸者實施隔離、入境和出境篩查以及邊境封鎖。甚至在2020年2月底，世衛組織仍發布了一份建議，明確反對對出現新冠疫情的國家實施旅行或貿易限制。

同樣，2019年9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發布了《應對高影響呼吸道病原體大流行準備》報告。該報告警告稱，所有非藥物干預措施的有效性“不確定，并將主要取決于疫情的背景、時機和流行病學特征”。報告強調，在實施任何擬議措施之前，各國必須評估其流行病學有效性和物流可行性，并進行“社會、經濟和政治評估”，以評估“可能出現的意外不利社會后果”。針對“高影響呼吸道病原體”，報告特別建議“隔離可能是最不可能有效的非藥物干預措施”。報告進一步警告稱，政府可能出于“緩解恐懼”或其他政治原因實施非藥物干預措施，例如為了展現其控制疫情的能力。討論結論明確指出：“有必要向政治領導人明確傳達許多非藥物干預措施缺乏證據支持，以及可能隨之而來的不利后果。”

更早的英國2011年《流感大流行應對策略》警告稱，呼吸道大流行病根本無法被遏制或控制。現代交通的速度和呼吸道病毒的短潛伏期意味著“幾乎不可能在病毒起源國或其抵達英國時遏制或根除新的病毒。必須預期病毒將不可避免地傳播，任何地方性措施……在國家層面可能僅取得非常有限或部分成功，且不能作為‘爭取時間’的手段。”

此外，這些以及其他多項規劃都強調，社交距離措施將代價高昂，且其影響遠不止經濟層面。屆時將有贏家和輸家，后者包括因教育和發展受到終身損害的兒童，以及因失業和生計受損的貧困家庭，其中少數族裔家庭受到的影響尤為嚴重。正如參與英國2005年至2011年疫情規劃的社會學家羅伯特·丁沃爾所言：“我們密切關注是否應關閉邊境、限制內部旅行和關閉學校。但我們認為這些措施不可行，甚至可能適得其反。”2006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著名醫師兼流行病學家D A 亨德森參與撰寫的一份評估報告警告稱：“若特定措施持續實施數周或數月，其長期或累積的第二、第三階效應可能在社會和經濟層面造成毀滅性影響。”

然而，也有一些人對疫情限制措施的有效性持更為樂觀的態度，尤其是那些特別關注兒童作為疾病傳播媒介的數學建模專家。建模專家認為，學校關閉、兒童居家隔離、工作場所關閉以及其他全社會范圍的社交距離措施是遏制疾病傳播的有力工具。但這些措施從未在大型規模上實施過，且缺乏現實世界證據的支持。

支持非藥物干預措施（NPIs）的最有力證據來自一項研究，該研究指出，在1918年大流感期間實施NPIs（包括關閉學校、教堂和劇院）的城市，其“峰值死亡率”降低了50%。基于本文中的模型，美國在2000年代的疫情規劃者，從喬治·W·布什政府時期開始，開始呼吁“早期、針對性、分層使用非藥物干預措施”。然而，他們倡導的“遏制”策略在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和其他衛生機構中仍存在爭議。

為幫助裁決這一爭議，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HS）向美國國家醫學研究院（IOM，后更名為國家醫學科學院）撥款，以審查現有證據。IOM于2006年10月召集了一批公共衛生學者、流行病學家和生物統計學家。IOM報告得出結論，1918年大流感中的死亡率僅與干預措施“弱相關”，且該模型“無法解釋城市間的大部分差異”。IOM報告拒絕支持新的大流行病策略，并警告稱：“在危機中，政府將面臨壓力，即使缺乏明確益處且未考慮次要影響，也可能采取公共衛生干預措施。”

隨后，新冠疫情爆發。簡要回顧早期時間線：此處省略3百字，在《華盛頓郵報》上，喬治城大學全球健康法杰出教授勞倫斯·O·戈斯汀評論道：“公共衛生的第一條黃金法則是必須贏得民眾信任，而此舉很可能導致疫情地下化……事實上，此類封鎖措施極為罕見且從未有效。”他進一步表示：“身處政治領導層的人總認為，采取戲劇性且顯眼的措施就能獲得民眾支持，他們顯然沒有獲得任何合理的公共衛生建議。”

另一位懷疑論者是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長期所長安東尼·福奇博士，他后來成為美國疫情應對的公眾代言人。2020年1月底，福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對這種方法在對岸
是否有效表示懷疑，即便有效，也難以在威權體制外推廣。“我認為我們在美國不可能做到這一點。我無法想象關閉紐約或洛杉磯，但對岸
衛生當局的判斷是……這實際上將有助于控制疫情，”他說道。“至于是否有效，這確實值得商榷，因為歷史上關閉措施通常不會產生重大影響。”

然而，到了2020年3月，世衛組織幾個月前還稱“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推薦”的措施在全球范圍內被用于應對新冠疫情，政策制定者們宣稱他們是在“遵循科學”。當武漢封城后確診病例減少時，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直言不諱地宣稱“壓制措施有效”。3月11日，他指出：“多個國家已證明這種病毒可以被抑制和控制。”（對岸
以外的首批隔離措施于2月22日在意大利倫巴第大區和威尼托大區實施。3月9日，意大利證明了一個西方自由民主國家能夠在全國范圍內實施封鎖，且獲得公眾支持。）譚德塞總結道：“如果各國在應對疫情時能夠檢測、檢測、治療、隔離、追蹤并動員民眾，那些僅有少量病例的國家可以防止這些病例演變成聚集性疫情，而聚集性疫情又不會演變成社區傳播。……即使那些已經出現社區傳播或大型聚集性疫情的國家，也能扭轉疫情局勢。”

數日后，倫敦帝國理工學院新冠疫情應對團隊發布了一份震撼報告，該團隊由流行病學家尼爾·M·弗格森領導。報告基于數學模型預測，若實施全社會范圍的非藥物干預措施（NPIs），可大幅降低死亡率，并建議采取“全人群社交距離措施、病例隔離、家庭隔離以及學校和大學關閉”等措施。報告預測，若不采取上述措施，到2020年8月，英國將有51萬人死于新冠肺炎，美國將有220萬人死亡，同時醫療體系將崩潰并導致更多死亡。這些聳人聽聞的預測被媒體廣泛報道。同一天，據報道，特朗普在引用帝國理工學院報告后，建議“所有美國人，包括年輕和健康的人”居家隔離，避免聚集超過十人。政府發布了一份兩頁的文件，稱“在存在社區傳播證據的州，酒吧、餐廳、美食廣場、健身房及其他室內外人群聚集場所應關閉”。文件還建議州長在“受影響地區及周邊區域”關閉學校。

知名專家對政策建議的急劇轉變持懷疑態度。前疾控中心主任湯姆·弗里登在3月16日為《Vox》撰文寫道：“我們必須權衡關閉學校帶來的巨大社會成本與可能微乎其微或根本不存在的健康益處。”明尼蘇達大學流行病學家邁克爾·奧斯特霍爾姆質疑，如果在病例如此之少的情況下關閉學校，州長們日后如何重新開放學校。“人們正在盲目跟隨他人走向懸崖邊緣，因為他們沒有思考，”他說道。斯坦福大學的醫學科學家約翰·伊奧安尼迪斯也表達了類似觀點，警告稱，政府“已陷入完全恐慌狀態”，通過實施封鎖政策過度反應，這些措施長期來看可能比病毒本身更具破壞性。

然而，精英階層的意見逐漸凝聚在封鎖措施和對每位美國人進行持續檢測與接觸者追蹤的計劃上。2020年4月，哈佛大學埃德蒙·J·薩夫拉倫理學中心（Edmond J. Safra Center on Ethics）發布了一份“全面操作路線圖”，呼吁政府、企業、大學和信息技術公司之間實現“極度緊密的協調”。該報告指出，圍繞“公共衛生需求”的動員與“戰時動員”相類似。洛克菲勒基金會等通常不涉足政策制定的機構，以“國家危機時刻的至關重要的一致性”為名，加入了薩夫拉計劃。保守派的美國企業研究所也發布了類似的計劃。這些極端但未經檢驗的措施被視為反映“我們同舟共濟”的戰時信條的道德 imperative。

2020年5月，伊奧安尼迪斯質疑這些措施的言論視頻消失；YouTube以“虛假信息”為由將其刪除。自2020年3月起，Meta（原Facebook）也開始刪除被認定為虛假信息的內容。根據其監督委員會的聲明，“Meta完全依賴公共衛生當局來確定”何為虛假信息，并在2020年3月至2022年7月期間從Facebook和Instagram上刪除了2700萬條與新冠疫情相關的虛假信息，其中130萬條在申訴后被恢復。YouTube聲明稱，其“不允許傳播與世界衛生組織（WHO）或當地衛生當局關于新冠疫情的醫療信息相矛盾的醫療虛假信息”。被審查的信息包括對非藥物干預措施（如布口罩是否能限制病毒傳播、封鎖措施是否有效）的質疑，以及疫情是否源于實驗室泄漏的爭議。（關于后者，社會學家澤內普·圖費克奇于今年3月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我們被嚴重誤導。”）根據2023年聯邦巡回上訴法院的裁決，政府對社交媒體公司的施壓包括“威嚇信息和威脅不利后果”。“FBI超越了戰略信息共享，直接提出了內容審核要求，”推特前信任與安全負責人約爾·羅思表示。

關于封鎖措施的可行性、有效性和天文數字般成本的合理質疑，在2020年晚春至夏季期間變得越來越不受歡迎。在特朗普白宮發布關于疫情的不一致且常常荒謬的信息，而許多藍州加碼封鎖措施的背景下，新冠疫情政策高度政治化。

在2020年總統大選前一個月，大巴靈頓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被發布。對該宣言的反應成為危機期間道德化異議的關鍵事件，對批評現行政策的人士——甚至包括相關領域專家——進行污名化。該聲明的作者是醫學和流行病學領域的杰出學者：馬丁·庫爾多夫，當時任職于哈佛醫學院的生物統計學家；蘇內特拉·古普塔，牛津大學傳染病流行病學家；以及杰伊·巴塔查里亞，斯坦福大學的醫師和衛生政策學者。他們寫道：“在疫苗問世前維持封鎖政策將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害，而弱勢群體將遭受不成比例的傷害。”他們指出，新冠肺炎的年齡差異顯著，老年人及體弱者的死亡風險“比年輕人高出千倍以上”。他們認為，“最仁慈的做法……是允許那些死亡風險極低的人正常生活，通過自然感染建立對病毒的免疫力，同時更好地保護那些風險最高的人。”他們將這種做法稱為“精準保護”。

政府官員和其他公共衛生機構的回應迅速且在許多情況下充滿輕蔑。在致福奇的一封郵件中，時任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主任的弗朗西斯·柯林斯嘲諷“這三位邊緣流行病學家”，并呼吁“迅速且徹底地公開批駁其論點”。《華盛頓郵報》引用柯林斯的話稱：“這不是主流科學。這是危險的。”對聲明作者的嚴厲指責在社交媒體上蔓延，包括其他流行病學家和科學家。一些評論員質疑作者的動機和誠信，因為他們的會議在自由市場智庫“美國經濟研究學會”舉行。但古普塔至少自認為是政治左派，而批評也來自自由市場傾向的作家。

美國公共衛生協會發表了一封公開信，由其他多個公共衛生組織聯名簽署，譴責該聲明，稱其主張“并非基于科學”。與此同時，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表示：“在公共衛生史上，群體免疫從未被用作應對疫情爆發的策略，”并稱此類做法“在科學和倫理上都存在問題。”事實上，正如我們所示，該聲明與疫情前的規劃一脈相承，強調封鎖措施的局限性——包括“工人階級和年輕人群體承擔了最沉重的負擔”的論點。

2020年11月，斯坦福大學教務委員會譴責胡佛研究所研究員、衛生政策學者斯科特·阿特拉斯質疑口罩、社交距離和診斷檢測的有效性。阿特拉斯對非藥物干預措施（NPIs）的懷疑在2019年底是主流觀點；一年后，斯坦福大學教職員工宣布此觀點“與我們的社區格格不入。”阿特拉斯還曾發推文稱“阻止疫情的唯一方式是人們站起來”，回應密歇根州州長格雷琴·惠特默限制社交聚會的行政命令，并補充道：“你接受什么，就會得到什么。#自由至上 #挺身而出。”部分人將該推文解讀為煽動暴力，阿特拉斯隨即補充：“人們可以投票，可以和平抗議。我絕不會支持或煽動暴力。絕不會！！”然而，譴責動議仍將該推文定性為“危險挑釁”。

2020年底，伊奧安尼迪斯的同事、流行病學家史蒂文·古德曼對伊奧安尼迪斯等科學家對疫情措施的質疑方式表示擔憂。“科學家之間關于證據的辯論是健康的。但如果在公開場合進行，規則就變了，”古德曼對《華盛頓郵報》說。他強調，此類辯論“可能讓公眾感到困惑，并削弱公共衛生所需的一致信息”。但對公開異議的不容忍也有其代價。

州級政策差異與疫情結果

在50個州，政策究竟是如何實施的，又產生了何種影響？最初，大多數領導人實施了嚴格的非藥物干預措施（NPIs）。盡管當時全州范圍的居家令前所未有，但截至2020年3月19日后三周內，已有43位州長發布了此類命令。除南達科他州州長克里斯蒂·諾姆外，所有州長均關閉了非必要商業活動。截至3月25日，美國所有公立學校（服務于5080萬學生）暫停了線下授課。

然而，盡管最初幾周存在廣泛共識，到夏季中旬，疫情應對已明顯呈現黨派分化。民主黨州長領導的州平均維持居家令的時間是共和黨州長領導的州的兩倍多（73天對28天）。學校關閉時長也與州黨派傾向呈顯著正相關。以共和黨為主的南方、大平原和山地西部地區的公立學校大多在2020年秋季恢復了線下授課，而以民主黨為主的西海岸各州的大多數學校則一直關閉至2021年4月。根據2020年總統選舉結果，共和黨支持率最高的12個州在2020至2021學年期間的線下授課比例比民主黨支持率最高的12個州高出60%。

在疫情最嚴重的階段（2020年3月至2021年7月），民主黨州實施的疫情限制措施始終比共和黨州更為嚴格。我們采用牛津大學廣泛使用的嚴格程度指數（包含9個指標，包括學校和工作場所關閉、旅行禁令等），對各州每月限制措施的嚴格程度進行評估，時間范圍為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見下圖1。）政策對變化的調整力度有限。盡管疫情浪潮此起彼伏，但政策仍沿黨派分界線劃分，民主黨州在2021年夏季前一直保持比共和黨州更嚴格的限制措施。

圖1：本圖展示了疫情期間各州每月嚴格程度指數的平均得分，按2020年總統選舉投票比例分為五分位組，從深紅色代表強烈支持共和黨的州到深藍色代表強烈支持民主黨的州。數據來源：牛津大學新冠疫情政府應對追蹤器。

更嚴格的政策是否成功減少了死亡和重癥病例？當各州于2020年4月開始重新開放時，悲觀情緒彌漫。“模型預測重新開放將導致死亡人數急劇上升，”《紐約時報》2020年5月4日的頭條新聞寫道。 《華盛頓郵報》發布了一個互動功能，允許讀者估算如果立即解除所有限制、兩周后或一個月后解除限制，將有多少人感染。 《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將佐治亞州州長布萊恩·坎普決定重新開放該州的決定稱為“人類犧牲的實驗”。

然而，在我們的分析中，政策差異并未體現在疫情結果的差異上。重新開放并未引發病毒的立即反彈。截至2021年4月——此時疫苗已向所有成年人開放，各地限制措施已放松——共和黨州和民主黨州在疫情政策上已保持了近一年的顯著差異，但兩者的人均死亡率幾乎沒有差異。（見下文圖2。）這一事實——可輕易從疾控中心數據中看出——似乎并未引發主流媒體的深入反思。采取截然不同限制措施的州長們紛紛為“工作做得很好”自詡，獲得公眾支持，并以高票率連任。共和黨州和民主黨州在發病率和死亡率上最終出現分化，但僅在疫苗接種全面展開后才發生。截至2023年1月，疫苗接種率較低的共和黨傾向州死亡率比民主黨傾向州高出近30%。

圖2：本圖展示了疫情期間各州按2020年總統選舉投票比例五分位數分組的累計新冠死亡率，從深紅色代表強烈共和黨傾向州到深藍色代表強烈民主黨傾向州。

我們的分析既考慮了政策效果，也考慮了疫苗效果，并控制了各州人口差異，包括年齡（65歲以上人口比例）、肥胖率、城市化程度和醫療保險覆蓋率。疫苗接種率較高的州死亡率較低，但非藥物干預措施（NPI）的差異與結果差異無關。學校關閉時間較長的州并未表現更好，居家令時間較長或疫情限制措施更嚴格的州也未表現更好。其他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結論，包括2023年發表于《柳葉刀》的一項重大研究。盡管該研究發現限制措施與感染率降低之間存在關聯，疫苗接種令與死亡率降低之間也存在關聯，但并未發現口罩令、聚集限制或酒吧、餐廳、學校、大學關閉與新冠疫情死亡率降低之間存在關聯。

綜上所述，缺乏確鑿證據表明2020年實施的這些此前未經驗證的非藥物干預措施（NPIs）實現了其既定目標。回顧現有研究，2023年由蘇格蘭官方新冠疫情調查委員會委托發布的報告得出結論：“2020年缺乏足夠證據……或根本沒有證據”支持大多數疫情防控措施，包括“非醫療場所的口罩強制令；封鎖措施；強制社交距離；以及檢測、追蹤和隔離措施。”此外，報告補充道，“過去三年間，證據基礎并未發生實質性變化。”2022年的一項系統性綜述指出，現有關于NPI的證據仍不足以“為政策制定者提供行動依據。”

盡管區分疫情應對措施與疫情本身的影響難度極大，但應對措施所產生的成本卻是深遠且將持續數十年的。疫情初期，斯坦福大學經濟史學家沃爾特·施奈德曾發問：“為何無人對一個月或一年的封鎖措施與挽救生命之間的經濟成本進行量化？整個學術領域具備相關能力，但人們似乎不愿冒風險。” 我們在此僅概述冰山一角。

不利健康影響

疫情封鎖導致非緊急、預防性和擇期醫療服務出現延誤和積壓。急診室就診量在2020年初下降了40%以上。癌癥篩查大幅減少。疫情對醫療服務利用的影響如此顯著，以至于盡管新冠疫情對醫療系統造成壓力，但疫情期間消費者醫療支出和醫療行業就業仍出現下降，這主要歸因于大規模裁員。（醫療行業員工的自愿離職率在疫情期間低于正常水平，與其他大多數行業類似。）

疫情期間及之后的過量死亡人數出人意料地高，甚至在受新冠疫情本身影響較小的群體中也是如此。過量死亡的增加主要歸因于心臟病、糖尿病、阿爾茨海默病、藥物過量、謀殺和機動車事故導致的死亡人數上升。少數族裔群體受到的沖擊尤為嚴重。非裔美國人的全因死亡率上升幅度高于其他任何群體，其中超過三分之一的過量死亡無法用新冠疫情解釋。

學校關閉

在美國多個州，公立學校的關閉持續時間遠超商業和私立學校的重新開放，也晚于其他發達民主國家公立學校的重新開放。即使在疾控中心承認學校不是社區傳播的主要驅動因素后，公立學校的關閉仍持續。即使有人認為長時間學校關閉是正當的（且需明確，我們并不認同），也無法否認其對兒童生活造成了巨大擾亂，導致顯著的學習損失、廣泛的發展遲緩、抑郁、違法行為和犯罪。

對于學齡前兒童，兒科醫生和教育工作者描述了一群“缺乏與年齡相適應的技能——無法握筆、表達需求、識別形狀和字母、管理情緒或與同伴解決問題”的兒童。卡琳·劉易斯（Karyn Lewis），一位非營利組織的教育研究員，該組織負責制定學生評估，在2023年接受PBS NewsHour采訪時表示：“未完成的學習水平……需要數年時間才能恢復。……這對普通孩子來說是個問題，但對受沖擊最嚴重的兒童——即貧困地區、非裔和西班牙裔學生——來說是災難性的。”

失業與企業破產

大約三分之一的美國工人被分類為“必要”工人，這意味著他們在從事現場工作時感染病毒的風險被認為對社會至關重要。即使在封鎖期間，病毒仍在低收入和少數族裔群體中不均衡地傳播。

與此同時，許多非必要工人失去了工作，失業率在低收入服務行業尤為突出，特別是女性群體。美國失業率從2019年的歷史低位飆升至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2020年4月峰值達14.8%，給數百萬美國人帶來巨大沖擊。即使沒有封鎖措施，失業率也會上升，但20世紀的疫情中從未出現過類似的失業率激增。工人經歷了數月等待，才從不堪重負的州級系統中獲得失業救濟金。此類非自愿失業往往會產生“疤痕效應”，損害工人的長期收入。在實施更嚴格限制的州，企業永久關閉的可能性更高，且影響最顯著的群體是少數族裔擁有的企業和小型企業。

犯罪率上升

2020年，美國城市經歷了有記錄以來最大的年度兇殺案增幅。2021年謀殺率再次上升，并在2022年保持高位，直至2024年回歸至疫情前水平。近期分析顯示，此次激增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社區中大量年輕男性被迫失業、青少年男孩被趕出學校的城市”。謀殺率激增始于2020年4月中旬，早于5月底喬治·弗洛伊德抗議活動爆發。

公共債務激增

以國內生產總值（GDP）占比衡量，美國在2020年用于疫情援助的支出超過了新政和2009年經濟刺激計劃的總和。2021年，疫情相關支出大致相當于又一個新政規模。在5萬億美元的疫情援助中，3.5萬億美元用于失業者援助和關閉企業。另有7500億美元用于彌補州和地方政府預算缺口。僅約10%的支出用于醫療保健。疫苗研發和分發約占1%。據一些估計，總支出的10%被挪用。

所有這些支出都增加了公共債務。這一更高的債務水平——以及聯邦政府為償還債務而增加的利息支出——限制了在其他優先領域擴大支出的機會，并在美國下次面臨危機或經濟衰退時帶來新的挑戰。與危機期間貨幣供應量增加40%及超低利率政策并行，部分人士認為——盡管專家意見存在分歧——新冠疫情政策助長了通脹，這對美國及全球的治理和選舉政治產生了深遠影響。

如果更具雄心的非藥物干預政策（NPI）在拯救生命方面確實有效，那么這些成本可能是值得的。但正如我們所言，我們沒有明確證據表明它們有效：實施更嚴格的政策似乎并未拯救生命。應該對各項政策的成本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并應更廣泛、更公開地討論這些分析。這并非意味著公民不會對這類討論產生分歧——關于應該承受何種程度的成本，以及由誰來承擔——也并非意味著，若存在更多此類討論，疫情政策最終必然會減少爭議或政治分歧。從專家討論和媒體報道到公眾信任，并無捷徑可走；氣候變化便是明證。但更平衡、更扎實的專家分析無疑會為公共辯論提供更充分的信息并加以改進。

然而，政客和公共衛生官員卻陷入了“隧道視野”，他們只專注于遏制病毒傳播，卻忽視了政策帶來的連帶后果。公共透明度和坦率也因此退居次席。許多時候，民選官員和公共衛生專家未能向公眾完整披露事實或承認其政策建議中的不確定性。在許多情況下，公共衛生官員似乎已決定，出于他們所認為的“公眾利益”，他們有理由不向公眾透露全部真相：例如，在醫護人員急需口罩時，他們選擇不鼓勵公眾佩戴口罩；或在希望公眾佩戴口罩時，夸大口罩有效性的證據；或避免因病毒起源問題引發的信心動搖性辯論。此外，鑒于影響的規模，我們認為，即使在結果開始與模型預測出現顯著偏差后，主流新聞機構對非藥物干預措施（NPIs）有效性的科學辯論報道仍顯不足。（這一問題并非僅限于自由派媒體。事實上，這一現象從《紐約時報》到福克斯新聞均有體現——后者似乎更傾向于強調封鎖措施的危害，而非對其有效性的質疑。）

除了黨派身份，階級偏見無疑扭曲了政策制定者精英階層的認知。限制措施總體上符合這些“筆記本電腦階級”成員的利益，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和職業使他們免受疫情政策最嚴重危害，同時也隔絕了受政策影響最嚴重的社區的經歷。在科學、新聞和大學等領域擔任領導職務的知識工作者，比經濟上和政治上處于不利地位的群體更少受到疫情政策的影響，他們的資產價值有所增長，并享受了遠程工作的機會。這并非意味著我們認為疫情限制措施的民眾支持主要由階級驅動；例如，教師工會推動延長學校關閉，但關閉時長的最強預測因素是管轄區的黨派傾向。然而，政策制定和輿論塑造精英的階級和社會地位有助于解釋為何如此多人對危害、成本和權衡缺乏敏感性。

在所有這些方面，疫情為我們揭示了道德和認知部落主義的深度。對許多左翼人士而言，以開放心態傾聽右翼聲音是一種我們無法承擔的奢侈——尤其是在特朗普執政期間，以及共和黨仍受選舉否認者和氣候變化及結構性種族主義懷疑論者控制的時期。這是個錯誤。與其權衡新興證據，太多人拒絕考慮疫情政策可能未達到預期效果，或對弱勢群體造成了過大代價。情感極化——黨派分歧中的相互憎惡——阻礙了對話，也阻礙了我們對經驗現實和道德現實的認知。

事實是，疫情政策產生了深刻的、改變生活的影響。但自由民主制度中關鍵的真相追尋機構——新聞業、科學界和大學——基本上已經轉向，偶爾承認“當然，事情本可以處理得更好，但事后諸葛亮總是容易的”。有人可能會辯稱，決策者在當時已知的情況下做了他們能做的事。但疫情前的規劃重點反對在全社會范圍內實施非藥物干預措施（NPIs）。此外，此類分析曾警告稱，官員們將面臨壓力，被迫采用未經證實的政策。在2020年3月之前，沒有人——甚至后來大力倡導NPIs的人——曾主張實施如此廣泛的政策。

這種否認主義的一種普遍且特別有害的形式是，將所有負面后果歸咎于疫情本身，而非應對疫情的政策。例如，疫情本身并非學習損失如此嚴重的原因；學校關閉才是。我們需要對疫情政策的成本和收益進行冷靜評估，包括其嚴酷的人道主義后果。

作為民主公民，我們有責任進行這種艱難的審視，即使這意味著批評同黨派的人。受過教育的精英——科學家、記者、學者和其他研究人員——有特殊責任誠實地審視我們實施和捍衛的政策，我們未能質疑的論點，以及我們簡單否定的論點和反論點。問責制是民主的基本價值。僅僅以我們深刻的政治分歧為借口放棄分析和討論是極不負責任的。鑒于所發生的一切——無數生命的逝去、無數生活的被擾亂、以及強加給未來世代的巨額債務——自由民主的捍衛者，以及那些堅信非黨派專家判斷在成功公共政策中不可或缺作用的人們，絕不能退縮，反而應帶頭提供坦率而開放的評估。我們希望這場對話能成為這場遲來但必要的清算的開端。

作者

斯蒂芬·馬塞多是普林斯頓大學勞倫斯·S·洛克菲勒政治學教授，與弗朗西斯·李合著《新冠疫情之后：我們的政治如何讓我們失望》（Of Course Our Politics Got Us Here: America in the Age of Covid）。

弗朗西斯·李是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與公共事務教授，與斯蒂芬·馬塞多合著《新冠疫情之后：我們的政治如何讓我們失望》（Of Course Our Politics Got Us Here: America in the Age of Co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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