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委員長！襄陽城破，康澤下落不明！”1948年7月16日深夜，南京總統府的衛戍司令顫抖著遞上電報。蔣介石盯著泛黃的電報紙，突然抓起青瓷茶盞砸向地面：“活要見人，死要見尸！”破碎的瓷片在猩紅地毯上迸裂四濺，猶如這位獨裁者此刻碎裂的統治根基。康澤的被俘不僅讓蔣介石顏面掃地，更在國共博弈的棋盤上投下了一枚特殊的棋子。

這位復興社創始人、別動隊締造者的命運轉折，早在他拒絕熱河赴任時就埋下伏筆。1947年深秋的重慶官邸，康澤面對蔣介石的任命狀，目光掃過熱河省殘缺的疆域圖。他摸著西裝口袋里的瑞士懷表——那是希特勒接見時獲贈的禮物——突然開口：“委員長可記得《孫子兵法》虛實篇？”這句看似突兀的詢問，實則是老牌特務在試探主子底線。當蔣介石許諾的部隊半數成為畫餅，康澤早該意識到自己不過是政治棋局中的棄子。

襄陽城外的護城河邊，王近山看似悠閑的垂釣實則暗藏玄機。這位“王瘋子”將軍將計就計，用釣魚的假象迷惑敵軍偵察。浮漂沉動的剎那，前線傳令兵恰好送來劉鄧急電，這般戲劇性場景絕非偶然，而是中原野戰軍精心策劃的心理戰術。當康澤在城頭看到炊煙裊裊的釣魚場景，誤判我軍尚未完成合圍，殊不知李德生的突擊隊已摸到鐵佛寺墻根下。這種虛實結合的戰術，恰似共產黨人對待戰犯政策的縮影：既有雷霆手段，又存仁者之心。

被押解至平山收容所的路上，康澤的囚車曾與支前民工的獨輪車隊擦肩而過。望著車窗外綿延不絕的送糧隊伍，他突然想起1933年在江西“剿共”時，某個老農跪在燒毀的茅屋前詛咒：“你們這些穿黑皮的特務，早晚要遭報應！”十五年后，曾經不可一世的別動隊司令蜷縮在牛車里，終于讀懂民心向背的密碼。收容所里比看守伙食更好的飯菜，補丁摞補丁卻腰桿挺直的工作人員，這些細節沖擊遠比戰場失利更具顛覆性。

毛澤東“活康澤送中央”的指令，蘊含著超越軍事考量的政治智慧。在雙堆集戰役膠著的1948年秋，活著的康澤成了戳穿蔣介石謊言的最佳人證。當國民黨報紙渲染“康澤殉國”時，華北新華電臺播放了他朗讀《新民主主義論》的錄音。這種心理戰的效果立竿見影：三個月內，華中地區就有七支國民黨保安團陣前倒戈。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日記中寫道：“共產黨人把戰俘變成宣傳武器，這比繳獲美式裝備更具殺傷力。”

功德林里的康澤逐漸褪去特務頭子的戾氣，卻保留著記者的敏銳。他注意到管理干部對待日本戰犯與國民黨戰犯的態度差異：前者需要深刻懺悔戰爭罪行，后者則被鼓勵反思政治迷途。這種區別對待的策略，讓昔日的反共專家開始思考政權更替的深層邏輯。當他在《我的再清算》手稿中寫下“國民黨獎勵貪污”時，窗外的北平城正進行著轟轟烈烈的三反五反運動，新舊世界的對比如此鮮明。

特赦大會上的康澤接過通知書時，突然想起1943年在重慶渣滓洞審訊周佛海的情景。當年他冷笑“共黨分子冥頑不化”，如今自己卻成了新政權的文史專員。這種命運輪回并非天意，而是人心向背的必然結果。他在政協資料室整理復興社檔案時，經常對著泛黃的名單發呆——那些曾經效忠蔣校長的同僚，有的殞命戰場，有的流落孤島，唯有他見證了兩種制度的滄桑巨變。

暮年的康澤在撰寫《三青團始末》時，總會泡一壺龍井茶，盯著案頭那本《論十大關系》。毛澤東那句“不殺不利”的論斷，被他用紅筆反復圈點。1965年深秋某個清晨，他在日記本上寫道：“若當年蔣氏能有毛公半分容人之量，何至退守海島？”可惜這番醒悟遲到了二十年，彼時臺北陽明山的蔣介石，仍在“毋忘在莒”的石刻前做著反攻大陸的迷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