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立剛

抽好煙，喝好酒，住大別墅，酷愛旅游，貪戀鮮花和掌聲，你覺得，這會是哪個娛樂明星？

對，沒錯，你猜對了，他就是政壇明星，那個當過首相的——丘吉爾。

在細致地講述他的故事之前，容我先概括地介紹一下：

他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在成為英國的英雄之后，卻戀權不放，在垂垂老矣之際，讓自己的英雄形象、偉人形象打了很多折扣。

他有很多優點，也有很多缺點。那些優點，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在普通人身上，也算是缺點，反之，那些缺點，可能換個人，換個場景，就成了優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元素，共同構成了多面的丘吉爾，而這多面的丘吉爾，才成就了偉人丘吉爾。

丘吉爾出生于一個不好評價的家庭——相對于普通平民，他的家庭條件還不錯，相對于他的本階級，即貴族，那就顯得比較寒酸。

錢可以沒有，但貴族的體面不能丟，所以，丘吉爾在父母的影響下，早早就建立了對金錢的愛慕與崇拜。

有飯吃有衣服穿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奢侈，要奢華，這樣才是貴族。

但丘吉爾的父親仕途沒有什么建樹，母親除了好看也沒有什么有效的掙錢手段，還有少年丘吉爾，彼時的他學習也不算好，完全看不出未來有能當大官掙大錢的可能性。

父母對他都很冷漠，他的父親倫道夫勛爵履行父親的職責和家庭生活中的其他職責顯然都不屬于他的強項，而母親呢，40歲，年輕、美麗、迷人，她的開支也同樣可觀，但是她有著強大的“人脈”。除此之外，溫斯頓·丘吉爾就只能自力更生了。

最初，丘吉爾非常偏科，但是，為了考上心儀的學校，本來數學不好的他，拼命惡補，最終考上了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然后，那些數學知識就從他的人生里消失了。

他始終喜歡的是文學，或者說寫作，他早早地就發現，寫作能為他帶來名聲，以及金錢。在他與母親的通信中，錢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話題之一。

在打小就打下的“名聲與金錢”的心理基礎上，丘吉爾又上了軍事學院，所以，通過從軍來博取功名，自然是順理成章。他首次參加的戰爭在古巴，后來又去了印度，這兩次戰爭并沒有讓他獲得什么大的收益，命運的轉折點是布爾戰爭。

25歲的丘吉爾早已不是新兵蛋子，但是，一直以來擔任隨軍記者，也顯示他沒有多少實際的作戰經歷。在被布爾人包圍后，丘吉爾回憶道：“那個布爾人目不轉睛，我想自己絕無逃生的可能了，只要開槍，他肯定能打中我，于是我舉起了兩只手，像戰俘一樣投降了?！?/p>

他投降得很果斷，被俘后從制定逃跑方案到執行逃跑方案也同樣果斷。在同時被俘的戰友還在考慮或猶豫的時候，他已經上路了——哪怕他不懂當地語言。

他沖動、自私，同時又有著貿然行事的勇氣，這三個特點在青年時代的丘吉爾的性格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這些特點讓丘吉爾逃出生天，同時，也決定了在之后的余生中，他的行事風格。

逃回國之后，丘吉爾一舉成名，并且通過演講和寫作放大了自己的知名度，就像他早期認定的那樣，名聲很重要。

借著這個東風，丘吉爾進入政壇，首次當選議員，并且投身保守黨。

丘吉爾懂得拉幫結派的重要性，他和4位有權有勢的青年保守黨議員建立了密切的交往，舉辦私人政治宴會，主要目的在于確保名流們知道他的大名。同時，他還親自給首相寫信，借此讓首相知道有自己這么一號人。

善于寫作和演講，樂于結交名流，曾是戰場英雄，這些條件加在一起，讓丘吉爾成了社交明星，他的名氣有助于他更便利地繼續“向上攀附”。

為了更好的進步，丘吉爾選擇從保守黨跳槽到自由黨，這種“祁同偉行為”收到了遠比祁同偉更好的效果。丘吉爾懷著皈依者的滿腔熱情，以自己最沖動的方式投身新黨派的事業中。他的講話實際上常常會有些過火。這大概就是那個著名的詞語“皈依者狂熱”的具體表現吧。

他的很多做法有些過分，還樹了一些敵人，但是他提高了自己對自由黨的價值。

他早早地建立與勞合·喬治的關系，雖然喬治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他的競爭對手，但更要承認，喬治更多時候都拉了他一把。

他對權力以及與權力有關的人有種天生的直覺，他不怕多次嘗試與這些人建立關系，就像中國那句俗話說的——有棗沒棗打一桿。如果碰巧打中了，那就多了一份兒人脈。

他出身貴族，但徒有身份，他一直以來的奢侈生活，主要靠寫作和演講的收入來維持，或許是因為這個原因，他一定程度上憐憫著下層人民——雖然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態。他同意給普通人適當的福利，但又反對煤炭工人大罷工，并且不惜以武力鎮壓。因此，他還說出了那句名言——失敗時（或者說是面對叛亂時），起身反抗；勝利時，寬宏大量。

值得一提的是，丘吉爾也對中國勞工的問題給予關注，一方面，他從人性角度同情中國勞工，認為對中國勞工的過分剝削太不人道，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認為想要維持英國的國家實力，對中國勞工以及更為廣泛的殖民地人民進行必要的剝削，是不可避免的。

很多時候，丘吉爾的一言一行都以自相矛盾的狀態呈現在世人面前，但是，即便如此，他的內心又極為穩定，從不內耗。因為他的信念或者說意志極為堅定。通過他的一生，我們可以看到，丘吉爾有兩個最為清晰的目的：第一，為了英國的國家利益；第二，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

基于這兩個目的，丘吉爾迫切地需要權力，只有大權在握，他才可能一方面為國增光，一方面為己牟利。

也因此，當丘吉爾晚年即將失去權力時，他的心態才會失衡，才導致戀權不放。對權力緊抓不放的態度給丘吉爾帶來的懲罰或許就是，在他退休后，原先聽命于他的那些大臣和繼任者都很少征詢他的意見，如果當初他比較輕易地就放手的話，他們或許會更樂意向他討教。

權力給他帶去了非常多的好處，即便他的所有收入都是合法所得，但是“首相作家”這個身份就能夠保證他比一般作家寫的書、文章有更多的價值、更多的受眾。

什么是名利？名就是利。名與利是緊緊綁定，相互依存的。

丘吉爾的第一個重要職位是內政大臣，在這個職位上，他主要的工作是與經濟、勞工權益、女性權益有關，在這些方面，縱然他說不上毫無建樹，但至少也算是成就寥寥。相比做內政大臣，丘吉爾更喜歡戰爭，所以，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這樣的職位，才最對他的胃口。對軍事的強烈熱情，讓他在當內政大臣時，就對武力鎮壓工人極為興奮，并且，在當財政大臣時，更是主動為海軍增加軍費。

真正擔任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后，丘吉爾面對動蕩不安的國際形勢，一直都在強調增加軍費，擴充軍備，以應對當下以及未來的戰爭。

在一戰前后作為海軍大臣時，丘吉爾就在面對本國權力集團的綏靖主義，但憑借他的辯論能力，在和別人單獨交鋒的情況下他幾乎戰無不勝。因此，在外界看來一戰爆發后的最初幾個月里，他對海軍部擁有了完全的控制權，幾乎是獨霸了這份權力。他的職位，加上他的好戰本能，讓他甚至想作為將軍親臨前線，但是，顯然他并不具備成為名將的能力和素質，所以，在“對德國宣戰”這樣的國家戰略上，他經常是對的，但是，在具體的戰役中，他就難免廣受詬病甚至備受質疑了。

然而，丘吉爾還有一個重要的“優點”，即將一件事情失敗的責任推給別人，也就是現在人們常說的甩鍋。他認為自己只承擔次要責任。在做出這些行為時，他毫無羞恥感。這一方面鞏固了他的強大內心，另一方面卻加重了別人對他的不滿。

丘吉爾對權力的渴望以及對自身的強烈自戀，讓他一直可以用盡手段去爭取權力，同時，在失敗的時候，在犯錯的時候，絕不內耗，說放下就放下，說重新開始就重新開始。這也許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學習的優點，但是，臉皮太厚且任性，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卻也未必真能成為優點。也就是說，在頂級的政治環境中，臉皮厚、會甩鍋，往往更利于自己上位，但是，在普通人的工作環境中，這樣做很可能適得其反。

丘吉爾的“討嫌”表現以及客觀的失敗，讓他第一次體驗到從重要職位上失業的感覺。從海軍大臣任上退下之后，丘吉爾被分配了一個閑職。即便如此，他也沒有退出政壇。相反，他一心想要抓住任何一個機會，利用自己芝麻官的身份對外界施加著影響。同時，他依然具有軍事委員會委員的資格。

直到16個星期后下野，他才真正的無官一身輕。

因為丘吉爾是一個多面手——我們說了太多關于他在政壇上的表現，而忽略了他在文壇和演講方面的能力——所以，從政壇失業，也許正好給了他在文壇建功立業的好機會。

但是，在被逐出海軍部的26個月后，在主動將自己從一個毫無意義的內閣職位上罷免的20個月后，丘吉爾又回來了。

他寧愿當一個小官，擔任一個閑職，也不愿意遠離權力——只要還與權力有關，就還有進入權力中心甚至登上權力之巔的機會。

在重新進入權力核心之前，他放肆地發表著自己對于各種問題的見解，其中一個關鍵且頗有價值的便是對于戰敗國德國的處理。他認為不宜過度瓜分德國，這與后來著名的經濟學家凱恩斯的觀點非常一致。恰恰是戰勝國對戰敗國尤其是德國的戰爭索賠，導致德國有了發起二戰的復仇理由。

同時，他無意再次在政壇遭到流放，他知道避免這種情況出現的唯一希望就在于緊緊依附于勞合·喬治。

最終，在一戰結束后重組的聯合政府中，勞合·喬治——這位丘吉爾的貴人，給了他一個重要職位，陸軍大臣。陸軍部是丘吉爾就任過的第7個部門，這一年他年僅44歲。這個部門為他提供的機會遠勝于海軍部，讓他得以放眼未來。

對于渴望權力又熱愛戰爭的丘吉爾來說，這無疑是一份大禮。

身為陸軍部大臣，丘吉爾還要為空軍負責。在此期間，發生了一件頗為有趣的、對于名人來說完全稱得上趣聞軼事的事，即丘吉爾駕駛飛機出現事故，差點摔死。好在飛機只飛到約27米高度就墜落了。飛機嚴重受損，丘吉爾身上出現瘀傷，面部也有擦傷，飛行教官也受了一些輕傷。丘吉爾原本以為自己會在事故中喪生，結果他還能站起來，前去主持下議院為美國駐法國的指揮官潘興將軍舉行的宴會。

這種事情的出現，再一次體現了丘吉爾的性格，即前面所說的，任性、貿然行事。這是他有時候會犯下大錯的原因，也是他有時候比別人更敢于頂住壓力、敢于對抗困難的原因。沒有這種性格底色，也許就不會有二戰期間的臨危受命，力挽狂瀾。

丘吉爾擔任陸軍大臣期間巧妙地解決了遣散軍人問題、培養出了早期的英國皇家空軍，而皇家空軍為二戰期間的不列顛空戰的勝利埋下了伏筆。

不過，作為一個“人精”，本想狠狠抱緊勞合·喬治大腿的他，居然跟勞合·喬治關系惡化了，這也進而導致他的政治前景走向暗淡——他被調離了陸軍部，去了殖民地事務部。

不久，聯合政府倒臺，勞合·喬治下臺，并且以后再也沒有擔任任何職務。與此同時，丘吉爾再也沒有以自由黨人的身份擔任過任何職務。

通過這些經歷，我們似乎可以說，丘吉爾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政治投機分子。他會主動拉幫結派、攀附權貴、轉換黨派、發表討好別人的言論。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似乎還是會回到之前的另一個判斷，這樣的人在有其他基礎能力的基礎上，確實更容易成功。他有能力上位，并且有極為堅定的野心想上位，那最終，憑借能力、野心和手段，他最終實現了上位。

1924年，丘吉爾回到下議院。名義上他還是自由黨，但是，本質上他一直更偏向保守黨的黨派理念——雖然后來他沒有明確回到保守黨。

之后，丘吉爾出任財政大臣，他提議回歸金本位制，主張對中下層減稅（實際上大幅度降低了高收入人群的稅率），鎮壓工人罷工……

然后，再次下野。

世界局勢并沒有隨著一戰的結束而變得穩定，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經濟危機。丘吉爾在股票上的投資讓他的財產遭遇重創，不得已，他只能拼命寫作，以維持自己對奢侈生活的剛需。但是，他的寫作——更準確地說是口述，必須需要完整的團隊，即他來口述，再由助理整理成文字。即便助理付出了極大的心血，但是，從中獲取的報酬卻遠不及丘吉爾的十分之一。

作為政治動物，丘吉爾不可能徹底離開政壇。于是，又回到政壇之后，政府工作加上寫作工作，讓他的時間安排得極為滿檔，這也讓他給人留下了極為勤勉的印象。除了寫作，丘吉爾還依靠自己的名望到處演講，憑此也獲得了巨大的金錢收益。可以說，不通過腐敗手段、權錢交易而獲得相當不錯的財富，丘吉爾算是政治人物中少有的高手——雖然本質上他的名望也與權力緊密相關。

在那幾年，政治沒有給他滿足預期的回報，但寫作和演講的回報則超出預期——似乎連上天都覺得，他也許更適合當一個專職的作家或演講家。

同時，再一次讓人覺得有些同情卻也有些有趣的是，丘吉爾遭遇了車禍——之前他曾經駕駛飛機遭遇“機禍”。

從1928年到1931年，對丘吉爾來說，可謂流年不順——政治地位不保，遭遇過嚴重流感，股票投資巨大失敗，在紐約遭遇車禍，在巴伐利亞感染副傷寒……

政壇上，張伯倫上臺，擔任首相，對外執行綏靖政策。而丘吉爾則早早看出，希特勒是不可消除的核心威脅。在經濟危機的時代背景下，希特勒于1931年正式登上歷史舞臺。這與丘吉爾的判斷極為接近。

丘吉爾也曾幻想通過和希特勒的接觸，將后者的戰爭欲望消滅于萌芽之中，但是，不管是英國的國內環境，還是德國的國內環境，都注定這種可能性為零。雖然同樣遭遇經濟危機，但是身背巨量戰爭賠款的德國，顯然是更加無法生存的狀態——對外戰爭，對歐洲其他國家復仇，成了當時德國的政治正確。在這種政治正確下，希特勒才獲得那么多的支持。

丘吉爾對德國威脅的反復提及，一定程度上卻削弱了國民的抵抗意志，此外，他對空軍的過度關注和支持，又讓海軍和陸軍陷入被忽視的境地。在回到海軍部之后，丘吉爾面對的艦艇還是20世紀10年代的產品，這難免讓他無語凝噎。

1935年，英德簽署《英德海軍協定》，按照條約規定，英國向希特勒做出讓步，允許后者將海軍艦艇總噸位提高到英國海軍艦艇總噸位35%的水平，并且允許后者進犯法國。

然后，鮑德溫出任英國首相（1935-1937），希特勒恢復征兵制，進攻萊茵蘭。

此時，離丘吉爾擔任首相，還差一個張伯倫的任期，而張伯倫是1937-1940。

無論是鮑德溫還是張伯倫，他們都是綏靖政策的支持者甚至維護者。當然，某種程度上，在希特勒徹底瘋狂之前，丘吉爾也無意與希特勒的德國爆發大規模戰爭。只不過，丘吉爾對這種戰爭發生的可能性，保持更大的警惕，并且一直強調要擴充軍備，做好未來迎接大戰的準備。

在自己的主張不被重視并且自己未掌大權的時期，丘吉爾依然不肯閑下來，寫作和演講既是他維持奢侈生活的手段，或許某種程度上也是他進行自我實現的工具，在這種自我實現中，他能得到某種精神享受，或者滿足——這大概能沖淡他在政治上的挫敗感和失落感。

1938年，他在演講中提醒國人：“這一次只是德國剛剛開始清算舊賬，這一次只是我們嘗到的最初一小口苦酒，只是預先品嘗的一口而已，日后這杯苦酒將年復一年地被送到我們的嘴邊，除非我們徹底恢復了正常的道德觀和強健的戰斗精神，從而重新站起來，如往昔那樣為自由挺身而出?！?/p>

之后，希特勒在德國驅逐猶太人，即“水晶之夜”，英國政府逐漸看清希特勒的真面目。同時，希特勒還發表演講，對丘吉爾進行人身攻擊。這一攻擊，激起了英國人的強烈不滿。

接著，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英國的綏靖政策基本宣告被拋棄，張伯倫的下臺只是時間問題。此時的丘吉爾，基本已經成為未來英國必然的領路人。

丘吉爾先是快速在海軍大臣這個職位上走馬上任，并且被賦予極大的實權。之后，頻頻與作為美國總統的羅斯福通信，建立密切關系——當時張伯倫還身為首相，丘吉爾作為海軍大臣，其名望已經超過張伯倫，但如此與羅斯福密切聯系，多少還是有損張伯倫顏面。

好在這樣的“別扭”，隨著丘吉爾擔任首相，也就宣告了結束。

在擔任首相之前，丘吉爾頻頻出訪法國，使自己的影響力跨出國門，影響了后來英國和美國的一系列高官。

即便無論是從戰斗意愿還是從名望上，丘吉爾似乎都是張伯倫之后的首相的不二之選，但是，當時的首選依然是哈利法克斯——好在他自己拒絕了。

于是，5月10日，星期五，下午6點，丘吉爾在65歲這一年成為首相。在所有成為首相的人中，他幾乎是年紀最大的，或者至少算是之一。在當時，他并非國王認定的首選，也不是國民認定的首選，但是，之后，英國人才會知道，他是最好的選擇。

吊詭的是，1940年春末夏初的一段時間，英國上下表現得過于樂觀。如果說，之前丘吉爾的一次演講讓英國國民降低了抵抗動力的話，那么，這一年丘吉爾的演講，則在另一層面即樂觀上進行了又一次“洗腦”。丘吉爾的目標和方式方法都強化了這種無視現實的情緒。他制造了一種不理智的歡樂的信念，讓英國人相信勝利終將屬于自己。

另外，雖然丘吉爾是貴族出身，但是他偏偏又能調動底層人民的情緒。由此，我們可以再一次強化這一認知：丘吉爾的演講煽動能力過于可怕。

在這一年，5月10號，德國進攻比利時、荷蘭、法國、盧森堡，繞過形同虛設的馬奇諾防線之后，德國全力進攻法國，久疏戰陣的法國軍隊不堪一擊，全線失守。隨著27日比利時投降，緊急馳援的英國軍隊連同法國軍隊共約40萬人，聚集在敦刻爾克。

背水一戰？跪地求饒？

最終，以丘吉爾領導的敦刻爾克大撤退，為這一戰役畫上了一個不圓滿的句號。

這是一次“成功的撤退”，但是，6月4日，丘吉爾在下議院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不可能通過撤退贏得戰爭?！?/p>

英法聯軍保留了足夠的“本錢”，為后續反攻德國打下了基礎。

但，往往總會出現這種情況——臣等正欲死戰，主公何故投降？

“投降”的當然不是丘吉爾，而是另一位權臣，哈利法克斯。他依然傾向于跟希特勒和談。他只希望德國和英國各自安好，德國隨便去打別的國家，別打我們英國就行，我們英國人安安靜靜過自己的小日子，你們德國去別的國家圖謀皇圖霸業去吧。

不管從什么角度來看，不管是處于當時的環境還是現在的馬后炮視角，我們都忍不住對哈利法克斯的這種天真想法而感到可笑。一個國家領袖級別的政治家，居然如此天真、幼稚。

丘吉爾縱然有種種缺點，但是，在大勢上的判斷卻一向準確，他不知道“唇亡齒寒”這個成語，但是他肯定知道這個意思。同樣“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的文章他肯定也沒看過，但這個道理他肯定也懂。

在這種情況下，連之前主張綏靖政策的張伯倫，也開始站在丘吉爾這一邊。

丘吉爾對待德國和希特勒的態度，在他的一封電報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依我之見，若是我們都堅持下去，或許我們還有可能避免落得像丹麥或者波蘭一樣的下場。我們的成功絕對只取決于兩點，一是我們的團結，二是我們的勇氣和忍耐力?！?/p>

法國的淪陷給了丘吉爾沉重打擊，這讓他一定程度上很失落，他拼命想要說服法國繼續戰斗下去，但這種努力最終宣告失敗。但好在，法國出了個戴高樂。

如果以食物比喻的話，戴高樂只能算是甜點或者零食，真正的大餐只有羅斯福和斯大林。與美國和蘇聯的結盟，才是重中之重。

美國是同根同種，雖然已經變成了遠親，但是身體里還流著一樣的血，丘吉爾抱著與美國結盟的愿望，自然順理成章。

但蘇聯不一樣。

丘吉爾多年以來一直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布爾什維克，在他身上能夠看到與蘇聯結盟的意愿，實屬驚人。對此，他有過這樣一句“名言”：“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獄，［我］至少就有理由在下議院為撒旦說點好話了?！?/p>

在一次講話中，他更加細致地表達了這種觀點：“我們只有一個目標，不可更改的唯一目標。我們要堅決消滅希特勒以及納粹政權的一切殘渣余孽。任何事情都無法改變我們的決心—什么事情都不行…………反對納粹政權的任何人、任何國家都會得到我們的援助，與希特勒并肩作戰的任何人、任何國家都是我們的敵人……因此，接下來我要說的就是，我們將不遺余力地幫助俄國以及俄國人?！惫_德·尼科爾森在日記中提到這場廣播講話堪稱“杰作”，并且用有些諷刺的腔調對丘吉爾的講話風格和質量進行了尖銳的剖析：“他沒有隱瞞俄國很快就會被打敗的可能性，但是他向我們指出了印度和中國陷落的日子即將來臨，事實上歐洲、亞洲和非洲都要陷落了，從而竟然讓我們產生了一種我們肯定能打贏這場戰爭的感覺。”

在1940年年底，英國打贏了與德國的不列顛空戰，皇家空軍和英國飛機證明了自己的戰斗力。

但這遠遠不夠。

丘吉爾依然迫切期待美國的正式參戰。

正所謂“正瞌睡，來了個枕頭”，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由此，美國正式對日宣戰。丘吉爾對珍珠港事件（12月7日）的本能反應是正確的——“我們終究還是贏了！”某種程度上，丘吉爾“感謝”日本偷襲了美國。

至此，同盟國三巨頭全部登場。

之前，丘吉爾及其背后的英國一直近乎諂媚地對待美國，期望后者能盡早介入戰爭，直到日本的“助攻”，丘吉爾才算真正得償所愿。

據說，在三個不同的場合，他說過這樣三句話：“以前咱們一直在竭力勾引他們，而今他們已經牢牢地待在咱們的后宮里了?！薄凹s會了那么多個月之后，英國和美國現在終于聯姻了?！薄熬退阄覀儾徽{教他們［美國人］，他們也還是會向我們學習的?！?/p>

這又一次證明了丘吉爾的“幽默”，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玩兒?！?。

丘吉爾和英國面對美國，像個面對女神的舔狗，當女神同意之后，舔狗就說：“哼，還不是從了我。”

但是，一開始，丘吉爾依然擔心美國的重點在與日本作戰，而不關心德國。與此同時，丘吉爾雖然向蘇聯提供支援，卻并不認為蘇聯足以抵抗德國。直到被蘇聯打臉，他才震驚于蘇聯的戰斗力，之后，更加確定了他在三巨頭中排名老三的事實。

在美國參戰之前，英國與蘇聯就有了開設第二戰場的構想，但是丘吉爾一直抗拒，他認為除非美國下場參戰，否則還是先防守為好。結果，由于俄國軍隊給敵人造成的嚴重傷亡（他們自己也遭受了同樣慘重的傷亡），盟軍有了最終成功開辟第二戰場的條件。當然，這一構想也得到了美國的支持。

同時，馬歇爾的觀點也給丘吉爾吃下了定心丸：“盡管日本加入了戰爭，我們還是認為德國才是頭號敵人，德國的失敗是保證我們奪取勝利的關鍵因素。一旦德國戰敗，意大利的滅亡和日本的戰敗也都是必然的事情了?！?/p>

三國結盟之后，三巨頭舉行了多次會議，其中具有歷史意義的一次就是奠定聯合國雛形的阿卡迪亞會議，在那次會議中，大家建議成立內部合作組織，初擬名字為“聯合政權”，但由于羅斯?！办`機一動”，這個機構被更名為“聯合國”。

原本有人提議排在首位的應該是美國（這一點不存在任何爭議），接著就是英國以及英國的4個自治領，接下來是8個流亡政府，中國和蘇聯都排在這些流亡政府之后。經過一番調整，蘇聯和中國被提前到了第3和第4的位置，英國的4個自治領被拆散了，完全按照字母順序與比利時、希臘以及盡職盡責地對軸心國宣戰的8個中美洲國家排在一起。

從這個角度來說，當時的羅斯福和美國算是“好人和好國家”，對中國有足夠的尊重和重視——雖然那時候是國民政府。

此外，便是更為著名的雅爾塔會議。

雅爾塔會議確定了戰后的世界局勢，即雅爾塔體系，對戰后世界影響巨大。但雅爾塔會議也是一次由大國決定其他國家命運的“霸權會議”，幾乎所有國家的命運，都由三巨頭決定了。尤其是中國的利益被犧牲了。

結合之前羅斯福提議讓中國成為聯合國五常之一，到雅爾塔會議決定犧牲中國利益，我們可以得出更為接近事實的結論：國與國之間只有利益，在示好中國對美國有利時，則示好中國，在犧牲中國對美國有利時，則犧牲中國。

這里又不禁讓人想起一句名言：沒有永恒的朋友，也沒有永恒的敵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在雅爾塔會議之前，在“開辟第二戰場”觀點上達成一致的三巨頭，將這一構想付諸于實際。諾曼底登陸就是這一戰略構想的具體表現。由于美國的綜合國力大為領先，所以，盟軍的最高指揮官由美國方面的艾森豪威爾擔任，英國方面則為副手。

之后，同樣由于英美之間的國力差距巨大，凡是因利益或觀念不一致而引起的爭執，英國總是敗下陣來。

英國最一開始時擔心美國只對付德國，后來發現美國也把德國當成頭號對手后，又擔心美國過早退出戰爭。對于英國的擔心，美國則認為：英國人的根本興趣在于收復之前他們被灰頭土臉趕出去的帝國領土，他們尤其想要成功重返新加坡。包括羅斯福在內的美國人都沒有興趣支持大不列顛帝國的事業。

美國怎么可能扶持英國重登世界霸主的寶座？

雖然因為理念不同，丘吉爾與斯大林處于不同的陣營，但是在因發法西斯戰爭而結盟并交往之后，丘吉爾與斯大林私下互相敵視，但是，在公開會面時，又極力希望用自己的個人魅力引起對方的好感。丘吉爾十分欽佩紅軍的堅毅品質，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對紅軍的敬意，他對斯大林偶爾展現出的魅力毫無招架之力。

在那個時期，丘吉爾有時候會垂頭喪氣，因為作為英國首相，他覺得自己不如羅斯福、斯大林那樣對國家具有絕對的掌控力，更別說國家實力之間的差距了——甚至，他覺得還比不上戴高樂。

諾曼底登陸取得了成功，但也造成了巨大的傷亡。

德國則研發了導彈對英國進行襲擊，大量殺傷平民。丘吉爾打算以牙還牙，甚至要求用毒氣戰和化學戰報復德國。但最終在別人的勸說下放棄。

然而，諾曼底登陸產生的傷亡，以及德國導彈襲擊產生的傷亡，讓英國國內的厭戰情緒愈演愈烈。丘吉爾敏銳地感覺到了這種情緒，但是，他絕對不會在打敗德國之前就退出戰爭。越是打到這種程度，越是要更堅定地打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丘吉爾沉迷于到處出訪，參加國際會議。一方面是他天性酷愛旅游，另一方面他想通過與別國領導人開會，建立親密的私人關系——尤其是那些（其實只有兩個）比英國強大的國家的領導人。

這再一次體現出了丘吉爾“攀附權貴”的本能，他是徹徹底底的權力動物。

雅爾塔會議之后不久，羅斯福逝世。

丘吉爾當時并非忙得脫不開身，并且一直以來外界都認為他們是很好的朋友，因此，當丘吉爾沒去參加羅斯福的葬禮時，外界對他的人品以及他與羅斯福的關系有了不少質疑。

美國的權杖交到了杜魯門手里，德國的末日也同期到來。

盟軍攻入了德國本土，原子彈在日本綻放，反法西斯戰爭終于宣告結束。

但這并非代表了丘吉爾即將退場，他對權力的貪戀，讓他繼續活躍在英國政壇上——哪怕以垂垂老矣、備受詬病的姿態。

二戰后的時代，他對英國最大的貢獻，可能就是通過發表“鐵幕演說”，挑起美蘇爭霸，挑起冷戰，讓英國從兩大霸主之間尋求發育空間。

但在國內，他已經逐漸不得民心，甚至不得身邊眾多同僚的心。越來越多的人都認為，他已經老到如此程度，已經不適合繼續擔任首相甚至重要職位了。

人人都在或明示或暗示地請他退位，而他一再拖延。

1953年，丘吉爾再次腦卒中發作（即中風），差點死去。病愈之后，即便身體更差，且已79高齡，但仍選擇戀權不退。原因在于，權力帶來的好處，而且他喜歡擁有權力的感覺。

在這一年，他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對此，除了那筆獎金讓他高興外，他其實更希望獲得的是和平獎。

他本來承諾于1954年9月20日下臺，但是，時間臨近時，他又決定反悔。

但疾病和衰老并不會永遠允許他無限度地任性，最終，1955年，他離開了首相職位。

卸任首相后，他又活了10年，直到1965年1月24日逝世。

最后這10年，他旅游、寫作、演講、住院……一邊享受生活，一邊面對自己即將走到生命終點的現實。

到了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怎樣對丘吉爾蓋棺論定呢？我想《丘吉爾傳》的作者、前歐盟主席羅伊·詹金斯的這兩句話最為恰當：“丘吉爾有著各種各樣的癖好、為人任性，偶爾還有些幼稚，當然他也頗有天賦、不屈不撓、堅持不懈，無論自己的選擇是對還是錯，也無論成功與否。現在我要說丘吉爾是一個傳奇，是入主唐寧街10號的所有人里最偉大的一個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