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夜閉門讀禁書”，這可能是最讓舊時文人感到刺激和滿足的精神享受了。離經叛道并不是大部分文人所能為，但出于獵奇心理，或為品讀最初版的作品，去體會最接近作者思想本意的內容，絕大多數的文人對禁書抱著既怕又忍不住想看的心態，在這種心態下，中國文人度過了中國歷史上那些瘋狂禁書的時代。

盛世聚書，亂世散書。中國歷史上，因讀書有禁區，故多發生禁書、毀書之禍；因列強入侵，戰亂頻繁，大量典籍被劫掠，致使祖宗積攢的無數文化瑰寶或化為灰燼，或流落異邦，成為人類文明成果的慘痛浩劫。

中國很早就開始禁書。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是我國思想史上的黃金時期之一，但戰國初期也是禁書史的開端。秦始皇統一全國后，焚書坑儒，制造了中國文化史上的第一場浩劫。西晉重新下令禁書，所禁是天文圖書，禁止民間收藏和學習。自東晉至整個南北朝時期，南方沿襲了西晉的禁令，禁書的范圍沒有再擴大。北方則在有的地區和有些時期將《老》《莊》、佛經、道書也列為禁書。

從宋代起，禁書的范圍擴大，不但嚴禁兵書，而且連蘇軾、黃庭堅等人的文集，南宋后期江湖派詩人的《江湖集》，私人所著記述宋代史事之書，乃至一些學術著作都曾遭到查禁。

元代是少數民族掌握政權的朝代，除了禁止與人民造反可能發生直接關系的“妖書”和前朝就已禁止的天文書外，當時所發生的較大規模的禁書事件是禁毀“偽道經”，起因只是和尚、道士在皇帝面前爭寵，皇帝對道士的某些做法不滿，并非以加強思想統治為目的。

明王朝朱元璋的兒子朱棣做了皇帝，一開始就殺了一大批反對黨人士。他雖然未宣布這些被殺者所撰的書是禁書，但當他后來發現有人收藏被殺的方孝孺的著作時，把藏書的人也給殺了。這樣，這些反對黨人的著作實際上也就成了禁書。

以后的皇帝，較之前朝統治者有過之無不及，除了禁那些具有“邪教”“妖術”色彩的“妖書”以外，思想上不符合規范的書也遭到查禁。因此，《剪燈新話》之類的小說、《文衡》之類的文章選本、《觀宇篇》之類的著作，都曾成為禁書。至于明中期思想家李贄，更因其所著《禁書》《藏書》《卓吾大德》等“惑亂人心”而被逮捕，最終死在獄中，皇帝還命令將其著作全部焚毀，不準收藏。其實，這些書不僅無涉造反，而且也不含有批評朝政的性質，只不過因其內容不符合“圣學”，就落得這樣的結果。

到了清代，民族矛盾十分尖銳，其前期不斷發生文字獄，許多人無辜被處死，有些甚至被株連到家屬，被害者的著作當然成了禁書。清代統治者還在修《四庫全書》的同時，對當時所流傳的幾乎全部圖書進行了審查，以確定哪些書可以流通，哪些書在經過刪改后方可流通，哪些書不能流通。這后一種也就是禁書，其數總共有幾千種。魯迅先生對此抨擊道：“文士的詩文，和尚的語錄，也都不肯放過，不是鑒定，便是評選，文苑中實在沒有不被蹂躪的處所了。”可以說，清代是中國禁書的高峰時期。

坊肆是以刻印小說、戲曲等大眾喜聞樂見的通俗讀本為主要營利手段的，晚明坊刻版畫的繁盛也以小說、戲曲版畫為主體。清前期民族矛盾空前激烈，朝廷的文化專制政策也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焚書禁書無所不用其極，花樣之翻新，法網之苛密，為歷代歷朝所僅見。小說、戲曲首當其沖，屢遭嚴禁，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上喻：“近聞坊間多賣小說淫詞，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誘惑愚民，即縉紳士子未免游目蠱心焉，所關于風俗者非細，應即通行嚴禁。”風聲鶴唳，小說、戲曲之大劫，莫過于此。例如，在清統治者看來，《水滸》誨盜，《西廂》誨淫，對之深惡痛絕。《紅樓夢》《金瓶梅》等大批言情小說也被斥為淫書。

今藏國家圖書館的《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一百卷》一書，為明萬歷年間杭州容與堂刊本，是完整的現存《水滸》百回本中較早的版本，文獻價值很高。百回本《水滸》是容與堂的代表作，書內所附版畫插圖精美細致，鐫刻線條流暢，雕版刀法精湛，人物形象生動，故事場景開闊，極具觀賞性和藝術性，是早期古版連環畫的經典之作。盡管如此，這部書在清早期社會仍然沒有地位，一度被嚴禁印刷和閱讀。

明清兩代，尤其是清代，是中國歷史上推行禁書政策，努力禁錮思想的時期，而這兩朝也是中國文化發展緩慢甚至停滯的時期。在中國禁書史上，最惡劣的當數清代在征集圖書的幌子下進行的《四庫全書》編纂而造成的書籍浩劫。

《四庫全書》是我國規模最大的一部叢書，其除通俗小說和戲曲不收外，囊括了當時圖書的所有門類，共收書3470種，79018卷。它沒有刊刻過，是以抄本的形式保存下來的。當時將全書抄了7份，分別保存于北京皇宮的文淵閣、圓明園的文源閣、奉天的文溯閣、熱河的文津閣、揚州的文匯閣、鎮江的文宗閣、杭州的文瀾閣，也就是俗稱的“北四閣、南三閣”。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設立四庫館，開始編纂，至乾隆五十二年才完全抄好，連編帶抄共用了14年時間，其后又有所改動，直至乾隆五十三年總算最后完工。收在《四庫全書》里的著作有相當一部分現在已經成了孤本。但與此同時，乾隆卻乘機在全國征集圖書，將他認為內容不好的書銷毀，或將其中的一部分內容毀去和修改，由此對中國文化造成了相當程度的破壞。

當時雖說是向全國征集圖書，但其重點卻在江蘇、浙江兩省。一則由于這兩個省是當時文化最發達的地區，收藏的圖書最多；二則是因為這兩個省抗清斗爭最激烈，受清兵的屠殺也最慘，“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城守”這些最殘酷或最壯烈的事件都出在江浙，所以這里反清意識也最強烈。自然不能不對這兩個地區另眼相看，他在諭旨中特別提出：“且江、浙諸大省著名藏書之家指不勝屈。即或其家散佚，仍不過轉落人手。聞之蘇、湖間書賈書船皆能知其底里，更無難于物色。督撫等果實力訪覓，何遽終湮？”要求督撫務必把江浙著名藏書家的書都搜羅到手。乾隆又下諭給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薩載、浙江巡撫三寶：“遺籍珍藏，固隨地俱有，而江、浙人文淵藪，其流傳較別省更多，果能切實搜尋，自無不漸臻美備。”并指名道姓地要他們收集昆山徐氏傳是樓、常熟錢氏述古堂、嘉興項氏天籟閣、秀水朱氏曝書亭、杭州趙氏小山堂、寧波范氏天一閣的圖書，其目的就是要把江浙著名藏書家的書一網打盡。此后，乾隆又下諭催辦，并指定兩淮鹽政李質穎向揚州商人中富于藏書的馬裕索取書籍。

在這樣的嚴令之下，無論督撫還是藏書家都不敢不努力響應。到這年五月，進呈的書就相當可觀了。乾隆為了鼓勵他們征集書籍的積極性，又制定了獎勵辦法。例如：藏書家進呈書在500種以上的，賞給《古今圖書集成》一部；進呈書在100種以上的，賞《佩文韻府》一部。對私人所進的精醇著作，乾隆親自為它評詠，書寫于卷首，并會盡快將原書發還。到乾隆三十九年八月，所進呈圖書已達萬余種。

但是，隨著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一道詔書的頒布，大規模的圖書征集就變成了全國性的圖書查禁。首先是由各地督撫在征集圖書時組織人員仔細審查一遍，把應毀禁書呈繳。其次是以編《四庫全書》的名義，將各省未發現問題的書送到四庫館，由四庫館臣再仔細審查，找出漏網的禁書。最后是皇帝在抽查《四庫全書》的過程中，親自將四庫館臣所未發現的“違礙”書籍查找出來。經過這樣三個審查環節，就很難再有漏網的禁書了。

當時，判定應該全毀的書籍主要有4個標準。

一、凡是對清朝統治有所不滿（包括客觀地記述其暴行的）或對滿族有所鄙夷、敵視的，都必須銷毀。

二、凡能引起人們對于明朝的好感或懷念的書都不能保留。例如，乾隆曾把《明實錄》《寶訓》《帝后紀略》等書作為“應毀各書”交軍機處“閱看”，軍機處的審閱結論，也是“無可存留，仍應銷毀”。

三、凡是跟程、朱理學相抵觸和不符合傳統道德觀念的書也應毀掉。如李贄的《藏書》《續藏書》是史學著作，所記之事始于先秦，迄于元代，根本不觸犯前兩條忌諱，但因他的觀點與程、朱理學存在尖銳矛盾，在《藏書》中公開主張不應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所以也遭銷毀。

四、作者有問題的，或者在書中多處引用有問題人的著作的書。關于后者，例如《國史考異》被銷毀，是因書內“多引用錢謙益辯證”。盡管錢謙益的這些關于明代前期歷史的“辯證”本身并不犯忌，但錢謙益這個人卻為乾隆所憎惡，所以《國史考異》就不能保留了，而錢氏的《牧齋初學集》《牧齋有學集》《列朝詩集小傳》等著作都被當作了禁毀的對象。更有甚者，連刊有錢氏序文或跋文的其他書籍也遭嚴禁，故此殃及一片。

從乾隆三十七年下詔征書，直到乾隆五十三年《四庫全書》復查完畢，初步統計，當時被全毀的書有2453種，被抽毀的有402種。由此可見，當時被銷毀的書籍，其數量竟相當于《四庫全書》的四分之三，被抽毀的也相當于《四庫全書》八分之一弱，這是多么驚人的數字！自秦始皇焚書以后，中國的文化從未遭受過如此浩劫！何況收入《四庫全書》的書，有不少已遭嚴重刪改，“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里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魯迅：《且介亭雜文·病后雜談之余》）。

嘉慶朝以后，文字獄和大肆禁書的局面慢慢緩和，社會的文化形態好像輕松了很多，當文士們為此慶幸的時候，其實他們的思想已經在前期的壓迫和禁錮下變得相當的馴服。龔自珍《詠史》詩云：“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可以看出其平靜無奈的心態，這與他“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豪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中華民族的歷史典籍除了各個朝代的所謂正史以外，還有不可勝數的各種書籍。中華的文化學術若太史公所云“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古代文人熱愛思辯的精神，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文化的力量，已經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之中，歷代封建統治者企圖通過禁書達到篡改歷史、禁錮思想、限制文化的目的，這是可悲的，也是徒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