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宮玉河

作為秦漢古郡縣的山東平原縣，歷史上曾有過兩所書院。其中，記錄最早的是明代的“閑道書院”，而且由當時山東主管教育的長官——“提學副使”親自更名。讓我們透過史料，揭開這座書院的神秘面紗。

明萬歷《平原縣志·學校志·書院》記載：閑道書院，在東門外里許。先有僧欲建云龍寺。知縣鄭金改為云龍書院。提學副使鄒善改今名，有記。有崇正堂三間，耳房二間，后廳三間，東西號舍共十間，儀門三間，大門三間。萬歷元年(1573)，知縣王遵義申請選邑生50人，月分三會，給廩餼（膳食補貼)，人思興起。

既然“有記”，我們不妨通過鄒善的《閑道書院記》所披露的信息，進一步了解“閑道書院”：閑道書院的位置在“平原縣治東”，與“東門外里許”的表述大體一致。明萬歷《平原縣志·輿地圖》標注有“書院”二字，其位置確實在城東，而從僅標注“書院”而非“某某書院”可以看出，當時閑道書院屬于全縣“獨一份”的書院。閑道書院前身，是個名號“云龍寺”的寺廟。“云龍寺”尚未建成就停工，浪費了人力物力財力，殊為可惜。恰好，上面提倡建立書院，于是平原知縣鄭金就召集鄉紳名流商議，將云龍寺改為“云龍書院”。后來一位叫鄒善的“提學副使”，來平原巡察督學，或是受地方官員所請，或是心有所感，遂將“云龍書院”易名為“閑道書院”并作了一個“記”，這表明“云龍書院”和“閑道書院”具有傳承性。

由于寺院建設的延耽、書院更名等一系列變故，史料未能給出明確的建設時間。綜合各方信息，可以得出閑道書院這片堂舍的建設時間在明隆慶年間(1567-1572)，才有可能在萬歷元年(1573)知縣王遵義順利“招生”50人。

對于書院建設、更名起關鍵作用的人物有二：一個是知縣鄭金，另一個是“提學副使”鄒善。

知縣鄭金，在明萬歷《平原縣志·名宦》記載：“鄭金，南皮人，隆慶中，由進士任。端方敏練，宿弊盡革，人不得售其奸。愛民猶子，理邑事如家事。區處合宜，不事阿媚。院司有以廚傳不豐為言者，弗介意也。臨行，猶惓惓邑事，惟恐一旦廢弛而小民失業，窮鄉下戶。涕泣遠送者千余人，迄今民皆思之不置。”可見，鄭金為政平原，口碑甚佳。把一個寺廟改建成書院的善舉無疑為鄭金的功德錦上添花。

而“提學副使”鄒善更是身份不一般。提學副使是提學官的一種，主要職責是監督和管理地方學政事務，包括考選士子應舉和選拔生員充貢等，是古代科舉選拔制度的關鍵人物。

鄒善(1521-1600)，明代江西安福縣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進士。歷任刑部主事、員外郎，山東提學副使（嘉靖四十三年任，共7年)、廣東右布政使、太常寺卿等，萬歷年間罷官歸籍，以講學為業，著有《諸儒粹語》。鄒家系安福名門望族，祖孫五代皆進士。鄒善之父鄒守益為王陽明嫡傳弟子，是江右王學的核心人物。鄒家幾代都是學者名儒，積極弘揚陽明學派學說，廣修書院，興辦講會。鄒善曾跟父親四方問學，頗有聲名，為官期間結識了耿定向、羅汝芳等王門左派學者。在山東為官期間，值隆慶年間，正是陽明心學興起的時期，他積極在各地創建書院，講學其中，致力傳播王學。

鄒善在《閑道書院記》“予為之記曰”后即開宗明義：“昔孟子欲閑先圣之道，而以正人心、息邪說為己任。今之為吾道，豈非佛老耶？閑之將如何？欲辟邪以閑，吾到豈惟明道乎？道之不明，雖日倡辟邪之說，終不可得而閑也，何也？道本于心，吾心之體，湛然至靜，而足以涵天下之動。凝然至寂，而足以應天下之感。此吾道之全也。”

明萬歷《平原縣志·藝文志》收錄的詩文里，有三篇涉及“閑道書院”。三首詩的字里行間，閑道書院既有當年“云龍高棟拱城東，子產當年教化隆”的盛況，也有“月明荒館草蟲聞”的寂寥和荒涼。顯然，閑道書院最終被荒棄了。那么，閑道書院到底存續了多少年？我們只能從歷史大背景去尋求答案。

明代多次禁革書院。其中，萬歷年間的這次是張居正搞的。張居正對書院之自由講學，一貫持反對態度。萬歷七年(1579)，張居正以常州知府施觀民科斂民財私創書院為由，遂將天下64所書院，概行禁革。

從萬歷元年“知縣王遵義申請選邑生五十人”到萬歷七年張居正對天下書院的“禁革”，閑道書院統共存在了七年時間。而明萬歷《平原縣志》修書于萬歷庚寅年，即1590年，距萬歷七年的1579年已經過去十多年了。

（作者為山東省作協會員，德州市政協文史專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