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八十年代，過一種簡單而扎實的生活

來源《民國風文藝范》

文/王小偉

八十年代的生活，是一種簡單而扎實的生活。那時的人購買布料，給自己做衣服，那時的街道上行人比車多，房子還沒有成為人們談論生活時的主題，那時的人相信生活會更美好。

每個人心里都裝著一個八十年代，人們會像回憶青春一樣地回想它，那是個仿佛與焦慮內耗無關的時代，只是身處當下的我們，常常忘記了還有那樣一種生活。而那種生活的特質，往往藏于生活最基礎的部分里，譬如下文中王小偉教授，在《日常的生活》一書中所記錄的八十年代的衣、食、住、行。

下文摘選自《日常的生活》，經出版社授權推送。小標題為編者所擬，篇幅所限內容有所刪減。

中國長期是一個男耕女織的社會，女性在家織布，心靈手巧的自己就能量體裁衣，衣服基本上都是私人定制的。現(xiàn)在不同了，私人定制成了奢侈品。今天在歐洲經常看到不知名的小店，一副手套賣幾百歐元，一個LOGO都沒有。老錢早已有自己家的裁縫，并不購買大眾品牌。

“80后”小時候布匹基本都是買的了，家里很少織布。不過，布匹也不像今天這樣松闊。雖然不用買布頭，但布匹有時候要循環(huán)利用。一件衣服穿壞了，把布鉸下來做另一件衣服。長褲改短褲，大人的改小孩的，再碎可以改毛巾，最后還能改補丁，縫在衣服上。每一塊布都要物盡其用。

七八十年代，中國人的著裝開始逐漸豐富，當時在西方社會已接近流行尾聲的喇叭褲開始傳入中國。在一張發(fā)黃的照片中，我看見表姐站在我身后，上著黑色收腰針織衫，下穿喇叭褲，胸前還掛著一副蛤蟆鏡，一頭大波浪，風姿綽約，頗有好萊塢巨星的氣質。

而我父母穿衣服是比較中規(guī)中矩的。家父常年穿一件白襯衫，到了冬天的時候，在襯衫外面會加一件毛線坎肩兒，再套軍款風衣，后來則常穿黑色呢子大衣，再后來就穿西裝。不過，我要說那代人穿西裝并不是特別講究，西裝的領牌不撕掉，袖口和褲腿過長，尼龍絲襪套皮鞋，男生穿黑絲是常有的事。這還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不分場合地任意穿西裝。經常能看到有人穿西裝在市場買菜，足以證明中國人多么重視市場經濟。

九十年代開始，衣服的自由性更是充分體現(xiàn)在不斷替換的款式與新潮隨意的穿搭之中。就單衣而言，每一件衣服不用再和其他衣服作為套裝出現(xiàn)了，單衣獲得了解放。

早先用來打底，穿在衣服里面的衣服可以穿在外面了。有段時間，人群熱烈追求寬松效果，原來穿里面的毛衣不斷變大，以至于無法再套外衣，最終干脆直接穿在外面了。衣服越來越松，一度超級寬大的蝙蝠衫非常流行。衣服之間的搭配也獲得了自由。有人開始在一件長T恤的外面再套一件短T恤，也有人上面穿件帽衫，下面穿個短褲。亂穿衣的情況普遍存在，服裝的里外、長短以及款式都可以隨意混搭，以至于發(fā)展到今天，在一部分女士群體中出現(xiàn)了秋褲外穿的情況。

我第一次是在芝加哥領事館看到這種穿法。當時正進去辦簽證，當看到一位女性工作人員的腿時，我立刻目瞪口呆，以為她忘了穿外褲。秋褲外穿的思路對我的心靈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后來才發(fā)現(xiàn)大量韓國主婦都這么穿，原來那不是秋褲，叫瑜伽褲。近來在北京的大街上這種情況也越來越常見。

其實把緊身褲穿在外面，美國人也花了點時間接受，美聯(lián)航還曾禁止旅客穿此褲登機。我估計這種穿法對于絕大部分人來說還是難以接受的。不過穿衣本身都沒有道理可言。襯衫本來在法國只作內衣穿，美國人內衣外穿，竟然成了今天的標準穿法，又回輸?shù)椒▏ァＡ袑幯b在蘇聯(lián)主要是男人穿的，到了中國一度成了女干部制服。所以我勸自己對著裝這件事能寬容就寬容。過段時間，沒準兒瑜伽褲會成為商務正裝，列入禮儀課……

現(xiàn)在，穿衣是如此解放，以至于要求每個人都得懂點穿搭。“60后”“70后”偏好套裝，衣品不大重要，普遍穿衣不合身，通常偏大。“80后”受到韓國電影的影響，開始重視穿衣。“00后”鉆研cosplay（角色扮演），穿衣活動變得更加細碎。

在老人眼里，一種衣服對應一個現(xiàn)實：列寧裝對應的是轟轟烈烈的世界革命，西裝對應中國大踏步地融入世界。而穿上《海賊王》中的服飾就很麻煩，我們明確知道這種服裝所對應的現(xiàn)實是虛擬的，不是當下發(fā)生的，服裝和現(xiàn)實匹配不上。在老一輩人眼中，這通常是精神分裂癥的表現(xiàn)。我不得不說這是一種驕橫的偏見。老人接受了一種生活的慣性，認為現(xiàn)實是別人設定的，自己穿好設定場景的皮膚就行。青年人的主體性更加自覺，想要自己設定現(xiàn)實。說cosplay僅僅是出于好奇和審美的趣味是不準確的，它或許表現(xiàn)了年輕人對當下現(xiàn)實的不屑和對抗，也展示出他們對平行現(xiàn)實的想象和生產能力。

我的童年記憶最早可以追溯到一次談話。小時候坐在自行車大杠上聽老王講中國史，他說：清朝腐敗，帝國主義無不把中國當作一塊大肥肉。我當時就非常困惑：為什么不是一塊瘦肉？肥肉難吃啊！

不吃肥肉是“垮掉的一代”特別“垮掉”的表現(xiàn)。老一輩年紀大了，現(xiàn)在頓頓吃粗糧。我父親六十多歲，身材精瘦，每天早上固定吃一點燕麥泡芝麻糊，剝一個雞蛋。下館子同一道菜不下三筷子，尤其不吃肥肉。這不是一種習慣，而是一種克制。他其實挺饞肥肉的。

六十年代生人不拒絕肥肉，大都熟悉豬油味兒。后來我才知道，吃肥肉曾是一種普適價值。早期歐洲移民在北美大陸打野牛，肉瘦的一概扔掉，專揀肥牛吃。鬣狗吃鹿，有時候也只吃內臟，優(yōu)先吃油水大的腸子。中國人當然有這種進食直覺，所以“小肥羊”是餐飲連鎖品牌，“小瘦羊”就不是。你很難想象“小瘦牛”“小瘦驢”等是一個體面的飯館招牌，一聽就不大好吃。肥肉是自然出產的、能量富集度特別高的食物，一個粗壯的健全人有愛吃肥肉的責任，愛吃瘦肉是食物充裕下的挑食癥。

“70后”“80后”抬眼看父母，還能看見饑餓。困難時期，不少省份鬧饑荒，到現(xiàn)在還有老人專愛講“扒樹皮，吃觀音土”的故事。農村有種野草叫“七七芽”，又叫刺兒菜。《救荒本草校注》中寫：“本草名小薊，俗名青刺薊，北人呼為千針草。出冀州，生平澤中，今處處有之。”刺兒菜非常厚道，除了西藏、云南、廣東、廣西，幾乎在全國各地都有生長，饑荒年間救活了不少人。

百度百科上說七七芽降血壓效果很好，說是有嚴格的科學考證：當年吃七七芽的人沒聽說過什么叫“三高”。我對七七芽的藥效存疑，相信它不如替米沙坦。按理說，吃觀音土的人也少有得三高的。一來吃土的人不看醫(yī)生，二來他們血脂應該也不大高。觀音土降血壓的功效不太有人信，但野菜養(yǎng)生的說法還很有群眾基礎。我們小區(qū)有個老太太就酷愛養(yǎng)生，把吃什么菜同季節(jié)、方位、臟腑都對應了起來，最終通過陰陽二氣統(tǒng)攝一處。近來她挖苗圃里的“黃花菜”吃，送醫(yī)院搶救了好幾宿，現(xiàn)在坐上輪椅了。

七七芽其實很不好吃，渾身尖刺兒，吃著扎嘴。當時人也不怎么收拾，整棵過水煮軟和了，就開始吃，口感想必很差，對食道的傷害可能也不小。相比七七芽，喂牲口的豆餅就好吃多了。豆餅就是豆子榨過后剩下的廢料壓制而成的。以前用土法榨油，榨得不如機器干凈，豆渣里剩有不少油脂，吃起來賊香。

我起小比較淘氣，在飼料廠吃過一次豆餅。客觀評價，豆餅有一股油香，口感也比較細膩，還有一點嚼頭。用現(xiàn)在營養(yǎng)學的話說，豆餅富含植物蛋白和纖維素。如果把豆餅分裝成小袋，放在辣條、豆干和薩其馬那堆，可能還會脫銷。

老一輩人很愿意和年輕人分享饑餓記憶。“極端饑餓”富有超越性，其實沒辦法直言傳達，主要還是要用心體會。據說肚子剛開始餓起來，人會焦躁，到處找吃的；再餓下去，人的生命感會下降，精神凝滯板結，人會變得像植物，逆來順受；再繼續(xù)餓著，人將患上浮腫病，很快就會倒斃。困難時期，河南、安徽有些村的情況很嚴重，挨餓的主要是農民，而城里人配有口糧，尚能果腹。農民挨餓的情況不算新鮮，天旱地澇就可能歉收，但導致饑荒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分配。

和動物世界不同，人類社會有個特殊現(xiàn)象。食物一度不是自然的饋贈，不是汗水的凝結，在有些特定的時期，可以變成一個特權，一個政治問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可行能力理論的倡導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有個高見叫“民主可以當飯吃”。他的研究表明，不少饑荒不是食物總量不足所致，而是由于信息閉塞，饑荒的信號無法得到及時傳達，最終無法妥善調配食物資源而導致弱勢群體陷入饑饉。

包產到戶以后，饑餓問題得到了解決，農民也能吃飽飯了。但饑餓的影響不會馬上消除，饑餓是一種慢性病，它對人的影響是持續(xù)的。針對荷蘭大饑荒的一項研究發(fā)現(xiàn)，在饑荒中懷孕的母親生出的小朋友長大以后罹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乃至精神疾病的可能性有所提高。

這么看，饑餓是會“遺傳”的。這項研究不是沒有爭議，但算是一項嚴肅的科學工作。如果這個結果有普遍性意義，“70后”“80后”這代人就稟受一段饑餓的歷史。有句時髦的話叫“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饑餓史是忘不掉的，它刻在基因里了。

正是因為挨過餓，父母這輩人年輕的時候吃飯通常非常蠻橫，食量非常驚人。我有一位表嬸，她年輕時候最喜歡吃面，先要從盆里挖半碗豬油，澆熱湯化開，然后堆面。這樣連吃三大碗才罷。這種吃法帶有一定的報復性，恨不得把糧食統(tǒng)統(tǒng)吃掉。這個心態(tài)和戀愛差不多，得不到的人突然得到，就要掐兩把。總吃不飽的糧食總算吃上了，就要造一把。這種心態(tài)無論如何不能算是健康的。

這種狀態(tài)直接影響了“80后”的胃口。我有個就職于普渡大學的朋友，他業(yè)務能力很好，人算外向，還娶了一位每餐會做精致壽司便當?shù)娜毡鞠眿D，讓我羨慕不已。他本來不算太胖，娶完媳婦后體重失控，一度達到200斤。我一直以為他是壓力肥，心想婚姻真是一無是處。后來一問才知道，他有一個和我表嬸一樣的媽，跟著這位母親，他的胃口奇大。媳婦又老給他做小盒精致便當，結果每次吃完便當，他都要去漢堡王再要兩個雙層牛肉堡才能吃飽。

日本女人敏感的心靈顯然注意到了丈夫體重的變化，據說這之后便當變得更加精致了，導致漢堡之后還要追加一份大薯條。這最終導致了嚴重的惡性循環(huán)，可想而知他的日本妻子多有挫敗感。

我印象中，“80后”小時候，房子還沒有成為一個話題。一是當時還小，話題集中在斗獸棋和變形金剛上，不太關注住房。不過耳聽大人們聊天，也很少聊房子，頂多談談喬遷之喜。喬遷的話題性在于工作調動所帶來的人際關系重組，人情遠重于房子本身。

現(xiàn)在想起來，房子之所以不成話題，是因為它作為一種必需品通常是得到保障的。二戰(zhàn)后社會主義陣營將此列為經濟福利權，與英美重視的政治自由權相對照。

對一代中國人來講，房子實際上超出了私人的謀劃。單位里的人天然都有房子住，就像蝸牛有個殼一樣。另外，房子的差別一般也不太大，按照一套縝密的原則來分配。比方說單身分多大，兩口子分多大，有孩子的分多大，等等，按家庭的人口進行調配。公共資源的分配，在有些地區(qū)通常需要疏通，要走走關系。不過，即使存在貓膩，使得有些圓滑人士分到大一點的房子或提前分到房子，也絕非普遍情況。只要單位還行，工齡夠長，家庭人口夠多，總歸能有一個地方住。加之當時缺乏公共話語空間，房子沒有成為一個重要的日常話題。

在單位之外的廣闊的農村，起房子雖然是件大事，但似乎也不太折磨人。地產商王石在一次采訪中坦言，中國人往上數(shù)三代都是農民，這句話差不多是正確的。中國人從地產商手里買房的歷史不過幾十年。農民蓋房不買房，家家都有塊宅基地，商品房對他們來說是一件挺陌生的事。一般家里男孩比較多，長輩有責任蓋起幾間房。蓋好房子，就可以娶媳婦，家就算支棱起來了。

農民蓋房不是全靠錢。因為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都特別缺乏，資源要高效配置，宗族內部總是要互相幫忙。建房采取了一種眾籌模式。地方上比較有經驗的長者，和村里的男人們一起把房子蓋起來。東家一般也不付工資，殺豬宰羊請客吃飯就行。在這種眾籌的營造活動當中，透過身體性的投入操勞，生成了一種共同存在感。人和人被聯(lián)系起來。人們透過客套和儀式，把人情固化下來，存儲下來，流通起來。人情貨幣構成了社會資本。

在這種情境下，中華傳統(tǒng)里就沒有“啃老”一說，通常叫“蒙祖先蔭庇”，光明正大地啃。可見，兒孫并沒有把自己同長輩割裂，還沒有把自己看成自治的基礎經濟單元。老人也沒把自己和孩子看成各自獨立的個體，反倒都是香火中的一縷。直到現(xiàn)在，傳統(tǒng)一點的父母都還覺得給子女買房子、帶孩子是天經地義的事，這種事不管，是講不過去的。香火的事放一邊，就從赤裸裸的生存角度看，父母和子女只有擰在一起，幾代人一同出力，才能真正面對現(xiàn)代社會的激烈競爭，其底色還是一種互助。子女晚年是否會孝敬老人，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老人是否資助買房，幫忙帶娃。

據說男女距離小于20厘米而不排斥彼此，就有潛力成為情侶。據此理論，北京西二旗地鐵站就會非常浪漫。那個地方，人和人之間的距離經常在10厘米之內并保持半小時之久。作為一名平庸的青年教師，我每天要從郊區(qū)坐地鐵到市內，因此和不少容貌端莊的人保持過相當親密的距離。

長期坐地鐵，我逐漸獲得特殊技能，能夠有效地利用胳膊肘、手機的外延以及車廂立柱來獲得一種空間邊界。在身體不得不觸碰到別人的時候，我總能保證用胯骨沖人，避免四目相對或看別人的后腦勺。不知道為什么，老有人講中國人在地鐵上看手機，不看報紙，這是不懂中國國情的怪話。看報紙要左右翻面兒，勢必要占據巨大空間，在地鐵上是難以實現(xiàn)的。不僅是身體，狹窄空間也裝不下視線。

作為大型哺乳動物，視線相交會引起警惕，感覺有被捕食的風險。作為人，視線在別人身體上停留久了會顯得魯莽。手機既可以協(xié)助整理視線，又少占空間，伸手舉出還能當作界碑來用。在地鐵上不看手機簡直是不禮貌的。

每天早上在西二旗地鐵站走一圈，感受人潮涌動。一般心思稍敏感的人，會徒增一種渺小感。林語堂講人生在宇宙中的渺小像山水畫。大山闊水之中，兩個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閃亮江流上的小舟里。一剎那起，讀者就會失落在那種氣氛中了。林語堂講的是一種安靜的渺小，里面有孤遠和自在。我講的是忙碌的渺小，不大一樣。

通常渺小的不值得忙碌，忙碌則會顯得特別渺小，這就讓人感覺到卑微。就像你盯著一個螞蟻窩，看久了你總想問，這群忽生忽死的小東西何必要這么勞碌呢？基本上都是瞎折騰，全世界螞蟻絕戶了，也沒人在乎。動物活動在當下，很難想象一只忙碌的螞蟻會突然停下追問蟻生。有時候，當我突然在忙碌的地鐵中意識到自己的勞碌時，會立刻陷入自責，覺得自己不是一只稱職的螞蟻。

不只地鐵，開車的體驗也很特別。據統(tǒng)計，北京市民平均每個工作日通勤時間約為兩個小時。其中估計有大量時間在堵車。交通擁堵給大都市人帶來了特有的寬容美德，習慣堵車以后，我對孩子明顯更加有耐心了。不過，擁堵也帶來高昂成本。除了時間損耗，燃油成本、道路養(yǎng)護和環(huán)境成本等都大大提高了。

生活在城市中，道路的意義其實非常窄，一般指的就是日常“通勤”。很多農村老人進城追隨子女，頭一次聽根本不懂什么是通勤。英文的commute（通勤）相較于road（路），也生僻得多。鄉(xiāng)間小路是不存在通勤的，通勤專指城里人圍繞一種特定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展開的日常交通行為。市民作為雇工從家到公司，再從公司回到家，這樣一個空間位置的改變活動才叫通勤。在日常話語中，“通勤”長期以來都不是一個獨立詞語，通常用“上班去”來表示。隨著現(xiàn)代生活的不斷發(fā)展，“通勤”逐漸成為一個專有名詞。

勞動人民的崇高理想是8小時工作，8小時睡眠，8小時給自己。這三個8小時，勞工們只對最后一個真正享有主權。前兩者的主權一個被老板占據，一個被自然占據，自己是無力支配的，人不能不上班，不睡覺。但通勤要從這中間偷時間。通勤時間長，就要占用睡眠時間。從燕郊來京上班，睡眠肯定要被壓縮。只好上班打盹兒，這樣必然占據工作時間。

為了保證工作效率，老板只好延遲下班。最終被壓縮的必然是屬于員工自己的8小時。通勤問題堪稱慢性疾病，顯著地縮短了人的有效生命。為了縮短擁堵時長，你當然可以選擇地鐵。不過時間和空間之間有著微妙平衡。如前文所述，雖然地鐵是準時的，但時間的節(jié)約常常帶來空間的顯著壓縮，這無論對身體還是心理來說都是巨大的成本，造成的情緒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道路被理解成了通勤，路程本身就被簡單看成一種成本。只有起點和終點是有意義的，而過程是乏味且需要忍受的。生活真正有趣的活動通常都是過程性的，和起點、終點無關。比方說吃飯，幾點張嘴、幾點擦嘴是無關緊要的，重點是吃的過程。如果有人要把幾點吃完飯當成樂趣，那他不是個獄警，就多半是個神經病。

通勤顯然不是，幾點出發(fā)、幾點打卡是全部的關鍵。你要為這一過程付出金錢和時間，還要付出巨大的情緒。走在路上本身是沒有內在意義的，要盡快通過。如果道路就是為了通過，那唯一要考慮的就是別堵上了。

鑒于此，在設計道路橋梁時要進行一系列定量測算和謀劃，以期對交通流量有預判，使得道路能夠按預期保持通暢。高速上幾點到幾點只能公交車跑，應急通道誰能用，路肩要多寬，出口離多遠，道路信號牌怎么畫都要嚴密計劃，專門設計。地鐵每個班次的時間要精確到秒，開門要對應到每個入口，發(fā)車頻率要建模計算，一切都被納入巨系統(tǒng)中進行控制。

在此過程中，道路的綠化可能是唯一一點審美追求。但如果你細致觀察城市綠化的相關科學，會注意到植物的品種、顏色、高度以及季節(jié)特征都被納入功利計算。美不再是一場遭遇，美被要素化了，變成了一種工程安排。綠化的功能和女生化妝一樣，它的主要目的是補償一種缺陷，而不是展出美。

在中國的現(xiàn)代化過程中，“要想富，先修路”是一句耳熟能詳?shù)臉苏Z。沒人能否認道路基礎設施建設與經濟發(fā)展的正向關聯(lián)。道路使得資源要素的調配和組織成為可能，這是經濟得以發(fā)展的重要前提。

不過，因為道路僅是為了盡快通過，道路本身就變得非常乏味。高速路只允許沒有生命的機械呼嘯而過，它敵視一切有機體。高速路上既看不到鮮花，也看不見野生動物，更看不見多變的地形。城市道路一樣丑陋不堪。你很難想象畢沙羅或莫奈會畫一條公路，但他們的確都熱愛鄉(xiāng)下小徑。

丑陋在城市中廣泛蔓延。在北京這樣的城市，人行道路和自行車道一度越來越少，汽車不斷侵蝕非機動車道。這不是少數(shù)駕駛員的品格問題，現(xiàn)代城市的邏輯非常清楚：道路的主權屬于機動車，行人不配在城市里行走。

就這一問題，近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有所反思。城市道路不重視行人，歸根結底是認為人的雙腳不如車輪高級。柏油公路看不起人，背后的邏輯是人看不上自己。在通勤這件事上，現(xiàn)代人都有低自尊的問題。

我的體驗是，在大城市走路，是一件很容易感到自己卑微的事。不過好在近幾年北京的規(guī)劃有很大進步。尤其在郊區(qū)，大量的公園和濕地得以建設，保持了道路的意義空間，使享受走路成為可能。我最喜歡的活動之一，就是陪著老人、孩子到郊野公園漫無目的地走。

不過近來發(fā)現(xiàn)老人癡迷智能手環(huán)，把走路本身變成了步數(shù)競賽，把行走的內在價值再一次抽空了。走路變成了鍛煉身體和炫耀體力的工具，仿佛不為這兩個目的走路的人就不配走路一樣。這種想要搜集自己一切痕跡的癖好形成了一種“量化自我”的文化，近來成了技術哲學的研究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