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由AI生成

“尤里卡！”（古希臘語，“我找到了！”）

古希臘學者阿基米德有一次在浴盆洗澡時，突然想到了解決浮力問題的計算方法，他興奮地喊出了這個詞，阿基米德定律由此誕生。

“尤里卡”同樣是騰訊視頻旗下專注紀實類紀錄片的工作室的名字。這是一支國內為數不多的還能堅持做該品類影像的團隊。

不過，說起那檔知名的訪談節目《十三邀》，很多人都知道。這是尤里卡工作室的得意之作。很多人都好奇，為什么還可以堅持做這么多期？

三年前，騰訊在線視頻副總編輯、《十三邀》總監制李倫帶著這支隊伍來到了騰訊視頻。這支隊伍里，有的成員已經跟了他二十年，從在傳統機構媒體還是實習生的時候。

在泛娛樂化、碎片化內容和流量至上的時代里，人文紀實類紀錄片就像是時代的慢鏡頭，緩緩地記錄著那些被忽視、被遮蔽、被誤讀的日常。《十三邀》用八年時間，八季內容，將學術思考轉化為公共語言，證明深度對話的市場價值。

在《十三邀》的小眾群體共鳴之外，尤里卡也希望將議題放到商業領域，《激流》便應運而生。

今年推出的《激流》第二季，以“透過商業視角觀察激流中人”為核心，圍繞出海建廠、跨境電商、茶飲加盟、新能源車企、硬科技發展五大時下商業熱點議題，記錄、觀察與探討中國創業者與普通人在商業變革中的抉擇與困境。

《激流》第二季劇照，圖片來自尤里卡工作室

在聚焦真實個體與社會結構之間張力的過程中，人文紀實類的紀錄片逐漸被更廣大的觀眾接受。然而，商業模式始終制約著人文類紀錄片發展，傳統電視臺版權采買模式，已經隨著電視體系式微而逐漸消失。

長紀錄片投入成本高，制作周期長，市場又相對較窄。制片方既要盡可能多的找到自己的受眾，又要凸顯自己的內容審美與調性，保證內容的專業與嚴謹。大多數人認為，人文類紀錄片節奏慢、情緒克制、主題沉重，天然與現代大多數人追逐的“爽感”不兼容。

即便是在騰訊視頻這樣的龐大的生態體系內，在C端為內容付費習慣已經養成的土壤里，尤里卡也需要用傳統的To B的廣告模式，才足以支撐工作室的正常運轉。

作為工作室負責人，在對話的過程中，騰訊視頻尤里卡工作室負責人侯振海也不回避，《激流》第二季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客戶的需求，半年前雙方已經定制好了內容導向和傳播周期。

騰訊視頻尤里卡工作室負責人侯振海，圖片由其本人提供

對于制作方來說，跟蹤單個人物和事件數月，做長周期的內容創作，現在需要面臨更大的壓力，因為在上市公司體系內，必須按季度完成商業化指標，盡管這是很正常的商業邏輯。

在經濟下行的周期，侯振海也越來越發現，要追逐獨立審美和興趣偏好做小眾圈層內容，大廠的生態體系的支撐作用非常重要。因為它背后不僅有一支強大的銷售團隊，還能夠在不同時間節點和不同投放周期，找到更適配雙方需求的廣告客戶。

在影視圖像泛濫，AI虛構盛行的時代，“人”仍是值得記錄的存在，而廣告主也逐步認識到，紀錄片是一種可持續傳播資源，而非簡單的一次性曝光。有的時候，“深度即流量”，講好一個故事比講一萬遍淺顯的道理重要，陪伴用戶比打擾用戶更有效。而人文紀實類紀錄片，恰好為品牌方提供了這樣一種高信任度的公眾溝通方式。

以下是獨家對話實錄，經編輯整理：人文紀錄片要回應時代情緒

Q：尤里卡工作室現在重點在做的是什么？

侯振海：我們團隊三年前來到騰訊視頻，成立了尤里卡工作室。這個工作室名字的來源，是阿基米德發現浮力定律的時候，從浴缸里一躍而出，喊“尤里卡”，意思是，“我找到了”。這是一個古希臘語。因為我們比較擅長，或者說興趣所在，是做一些人文知識類的內容，與這個名字的含義和方向一致。

我作為工作室負責人，管項目運營和團隊，李倫老師是騰訊視頻副總編輯，他是工作室的創辦人，我們是跟著李倫老師很多年的，甚至有的制片人，是從實習生開始就跟李倫老師一起的。這個團隊歷史，可能得有將近20年。

大家都是從電視臺時期就在一起工作。我們的內容團隊，以前都是記者、編導或者導演等傳統媒體人。到了騰訊這樣的商業平臺后，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大家怎么與大機構，新的商業組織適配。我們還要招商，跟廣告客戶溝通。

我們作為一個團隊運營，大家互相配合、協調。因為項目鏈條非常長，從一個創意開始，變成方案，內部評估立項，與其他部門溝通協調，然后商業售賣，讓廣告客戶能聽懂我們。我們的工作系統比較柔性，能夠形成健康良性的循環。

所以，好多人都問，為什么《十三邀》能做這么多年，或者，一個團隊能堅持這么多年。因為我們內部有分工，有合作，大家又都是差不多年齡入行的。

Q：你們團隊加入騰訊視頻后，為什么會單獨成立工作室的機制來做內容？目前有哪些重點項目？

侯振海：我們現在長期做的幾個項目，《十三邀》是一直在做的，是我們工作室的核心的項目。它承擔了比較重要的內容影響力。

去年，我們做了些創新欄目，是陳嘉映老師的紀錄片《解釋鴻溝》，是哲學題材紀錄片。《激流時代》也是我們挺重要的項目，是做商業的紀實性節目。我們還有一個關于老年人題材的項目是《前浪》，跟上海臺紀錄片中心合作的，主要是探討我們如何面對衰老——父母的老去，自己的老去。

我們今年還計劃開發一個新項目叫《超我》。2004年，《超級女聲》成為很重要的文化現象，到2024年，20年的周期，正好“超女”的有一季總導演很想做一個紀錄片，我們也覺得這20年，包括人群是很有獨特性的，大家一拍即合，今年重點在孵化這個項目。

Q：“超女20年”這個題材可能會有很多人關注，前段時間有個流行詞是“中式夢核”，大家喜歡回憶千禧年之初，我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文化消費。

侯振海：這20年確實是中國社會劇烈變化的時間段。一些年輕人，80后，90后的成長，變成了中年人，又有新媒體、社交媒體，包括房地產起起落落。這些人是怎么認識自己人生的，身上有什么樣的故事？我們也挺感興趣的。感覺這是一個回看我們過去20年挺好的機會。

Q：對，這像是一種在回應時代情緒的感覺。談到你們今年已經推出的紀錄片《激流》，我發現你們的主題，其實與我們日常關注的選題很契合，我們一直很關注商業的、科技的熱門話題，不過，你們之前主要是做人文紀實類紀錄片的，為什么也會選擇這5個方向？

侯振海：選題要有傳播性。我們工作室很看重的一個點是公共性，就是話題與我們每個人之間的關系。還有是當下性，必須是這個時代里比較重要的命題。另外，作為一個影像作品，我們覺得應該有一些“戲劇化”的沖突，也就是有一些故事性。這三點，不光是《激流》，也是我們每一個紀錄片的底層邏輯。

做《激流》，是因為我們覺得商業故事是很重要的題材，這里面反映了每個人的人性，有真實的故事。你在這個行業里，你會感受更深一些，一些自媒體也在做，圖文類的報道，但是講述嚴肅的商業故事的紀錄片還是偏少。

有很多商業概念經常會出現，這一季的AI、造車，上一季的直播帶貨、新消費……看著挺熱鬧的，但我們對它背后的邏輯，里邊的人是什么狀態，并不是特別清楚，這就引起了我們的好奇。

當然，最早的契機，也是一些廣告客戶的商業需求。這些題材他們感興趣，我們也就往前推進了。因為我們團隊沒有財經或科技內容的專業背景，我們更多的還是新聞或者影視頻創作背景，所以我們更關注的是，事件里面的人物故事、人物命運。所以我們切入的角度也是里邊的人。

Q：當我看到《激流》極越夏一平的那一期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去年底，極越剛暴雷的時候，可能全國所有的媒體都在找他本人，但是沒有一家采訪到了他，為什么是你們這個紀錄片項目找到了？是怎么做到的？

侯振海：我們導演回來跟我交流，當時在現場拍攝的時候，我們好像是唯一一家在現場的媒體，就沒有其他的媒體在，可能有平面媒體，但當時識別不了。按我們傳統的經驗，“現場”是一個事件的核心，肯定好多家媒體都在，結果那天，現場只有我們一家視頻團隊。

做新聞，肯定還是得去采訪當事人，夏一平是極越暴雷事件中，很重要的核心人物，親歷者和見證者，我們嘗試跟他聯系。當然，這也體現出李翔的價值，他作為一個資深的財經作者，有他的社會關系和行業影響力。一個風口浪尖的人，如果要接受采訪，肯定要選擇他覺得合適的、恰當的談話對象。

李翔主動出面和夏一平聯系。夏一平出于各方面的考慮，也是對李翔的信任，然后就接受了我們的采訪，當時是一個獨家的采訪。現在坦白說，風口浪尖的人，說話都比較謹慎。因為我們團隊這些年來的作品積累，才能夠獲得這份信任。

Q：做熱點事件的記錄是你們的方式。國外一些很優秀的紀實類紀錄片，跟蹤的時間、創作周期都很長，有的會用幾十年，以一個視角去記錄一個人或者一個事件。選題偏社會熱點的話，一方面，是有很多人感興趣，但另一方面，熱點來得快也去得快。紀錄片的創作也挺不容易的，在延續紀錄片的生命周期上，你是如何考慮的？

侯振海：這就像我們做內容，有消息、有特稿，也有長篇，可以寫成書。紀錄片也分很多種，有的記錄一段歷史，有的就記錄一個現場。它的生命周期，也跟每個人的興趣和媒體價值取向是有關系的。

并不是說，記錄一個長時間的，歷史價值會更長一些，記錄一個當下的現場，可能就少一些，反而，也許就是記錄下來，某個時刻，你擱十年，二十年之后看，可能也能產生其他的價值。

我們選擇這些內容，有一些可操作性的原因，當下的媒體環境，這類型的內容更能夠成為產品或者傳播作品。當然，長遠的東西，我們也想做，要考慮到的就是，怎么去讓它變成一個作品。

新聞，當下性是很重要的點，我們對于當下的熱點，或者當前時代發生的事件，有興趣去記錄。

Q：在國內眾多商業作者之中，你們為什么找了李翔來做《激流》？《十三邀》與許知遠捆綁很深，你們是想通過《激流》，再造一個“許知遠”嗎？

侯振海：可能外界會這樣看，但是我們不會這樣想。我們的合作，一個是內容的適配度，另一個很重要的是，這個共創者得有足夠強的動力和意愿。我們比較習慣做以人物為核心的內容。

可能看上去許知遠和李翔比較像。但其實我們是從內容本身考慮，有一些機緣，有的人時間不合適，有的人現在有自己的規劃，不想走到臺前。李翔自己想轉型，正好有這樣商業項目，一拍即合。

Q：你怎么看李翔的個人特質之于節目的作用？

侯振海：我們不是商業內容專業的。最重要的一點，他在商業報道或故事上，是重要的內容輸出者，他有自己獨到的觀察，這是我們最看重的。因為我們講商業故事，不能只講人，還要有專業性，這是這個節目的靈魂，也是基礎。

Q：在招商的過程中，以及在內容策劃，到后期剪輯，《激流》的傾向性是更突出節目的IP，還人的IP？

侯振海：節目要有獨特性，識別度，是相輔相成的，兩者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關系，這是項目的核心。比如，提到《十三邀》，肯定就想到許知遠，《激流》是李翔，《解釋鴻溝》是陳嘉映老師，是要結合個人的特點來做呈現。

Q：可能大部分普通觀眾，討論這些人文類節目的時候，喜歡說，你看，許知遠在節目中，與嘉賓如何如何了。好像大家都會把目光集中在個人身上，這樣一來，節目內容想要傳遞的信息，是不是反而被忽視了？比如說，實際上你們想說的，時代的話題，群體的命運。

侯振海：有一類觀眾是這樣的，但每一個觀眾都是獨立的個體。有一些群體，是習慣以這樣的方式去和你產生連接，有一些可能會關注到你在說的話題，還有一些可能關注嘉賓的互動。這是很正常的，我無法左右它。

Q：社交平臺上只代表部分，但部分的聲音，有時候被無限的放大了。還有一部分，有想法但不發聲，也是你們的核心受眾和用戶。你們怎么去分辨，社媒上哪些是噪音，哪些是被忽略真情實感？

侯振海：我們對觀看我們工作室出品內容的觀眾有基本的期待。《十三邀》《激流》《解釋鴻溝》，從觀眾規模來說肯定屬于小眾品類。“理性到場”的觀眾是我們的核心，他們更重視思考的獨立性。我們也希望，一些被熱門話題吸引來的觀眾，有機會和我們的內容產生某種智識層面的連接，進而也轉化成核心用戶。

Q：你們怎么捕捉理性用戶？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理性用戶，往往是很冷靜的、不輕易發聲的，在社交平臺上是隱身的，不輕易點贊和評論的。

侯振海：是的。雖然他們什么都沒有做，但是你能大概知道，有一類群體是在看。我們在創作的時候，心里是裝著這樣的群體和觀眾的，會跟觀眾建立智識上的交流。

另外，是運營上，我們很看重自己的官方賬號，《十三邀》公眾號、微博、視頻號。當別人想找到你，會在這里發聲，我們后臺會收到很多長的、真情實感的反饋。

還有一類用戶，可能是媒體從業者，或者是自媒體、老師、學者，也是我們的核心用戶，但這類群體其實不需要通過看節目的方式獲得信息，他們已經有自己的渠道，但《十三邀》這類節目，提供了一個談論某個話題的契機。

也有人說，很難在身邊找到談論這些話題的人，有的觀眾甚至覺得，我把《十三邀》討論的話題轉到朋友圈，會有一種“羞恥感”，因為他身邊的環境都不太談論這些事情，但是，他又有談論這些話題的需求，根據我們觀察這也是挺大的一個群體。

許倬云先生說過，100個人里，有兩三個人能夠討論、理解你的意思，就已經很好了。我們也不奢望，它是全民的，或者總是有更大范圍的關注和討論。我們希望創造大家交流的機會，所以我們也做線下活動，讓大家找到大家。

走大廠商業邏輯，去適配廣告主周期

Q：以前做紀實類影像作品的更多是傳統電視臺的隊伍，現在他們越來越少做這類內容，一線城市的很多電視臺都在改革、重組，為什么紀實類影像生產出現在這樣的狀態？

侯振海：最明顯的是，大家使用媒體的習慣已經轉變了。原來是公共媒體、機構媒體制作內容，大家通過機構媒體獲取信息。后來，自媒體或者社交媒體之后，很多人變成了個人生產者，內容產出的體量遠遠要大于機構媒體。

之前一個階段，大家覺得自媒體更有意思，也有一定的專業性，近一段時間很多人會覺得，有些審美疲勞了。但因為這一波沖擊后，傳統機構如今很少再做類似內容，因為一度它不被大家消費，不被大家喜歡和關注。這可能是一個結構性的歷史結果。平臺機構的發展也可以容納各種品類的內容，在這里我們找到了發揮自己專業能力和興趣的空間，繼續做我們覺得有價值的東西。

Q：傳統電視臺在內容策略上的變化，也許跟經營相關。那同樣是做人文類紀錄片，在騰訊的體系下，收入是可以打正的？

侯振海：是的，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從公司的角度來說，這是正常的商業邏輯，無論是To B或者To C的方式。我們從傳統機構媒體到互聯網行業也七八年了，摸爬滾打成長了很多，積累了團隊運作和商業運營的經驗。

Q：那如何說服廣告主呢？因為廣告業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新品牌快速崛起，又快速倒下，很多品牌是靠投流野蠻生長，非常看重轉化數據，以便內部匯報更有說服力。如果你對他們說，理性用戶是工作室的核心受眾，大量用戶因“社交羞恥”在后臺默默支持，數據顯得少了。廣告主會認可嗎？

侯振海：我們的客戶來自不同行業。我們這個類型內容的商業模式其實和電視臺一樣。廣告是To B的邏輯，有的要做品牌，比如，交通或者數碼電子，看重的是如何幫助品牌傳遞價值主張，品牌需要內容載體，不停地跟目標用戶產生連接。

還有一類是消費品，快消行業，要曝光和流量，這類品牌投綜藝和影視劇會更多。我們的內容不太匹配這樣的需求。

像你說的，每個團隊情況也不一樣。從內容創作角度，我們很明確，項目該怎么做，廣告主也很明確。

可能有兩個層面的結合點，一個是，品牌理念的表達和豐富，比如，車是安全，車是愛，或者說，是高端、豪華、奢華、科技感的。這些都是很抽象的概念，我們要跟品牌一起把它豐富、具體，這些是我們比較擅長的。

每個品牌，以及品牌所處的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投放目標。不同的商業需求，你得用播出周期和內容形式，去承載品牌的不同需求。

除了內容本身，還有運營和渠道的方式。另外平臺的能力也非常重要，騰訊的廣告資源、市場資源，整合在一起。只拿內容或理念去說服廣告主，是很難的。

Q：來你們這里投放的品牌，車企居多，都是相對高端的，跨國公司大品牌，相對注重品牌形象。但當前很多外企在慢慢撤出中國市場，可能也會對廣告業產生一些結構性影響，你怎么看？

侯振海：品牌廣告肯定是越來越難做的，這是一個基本判斷。廣告受整體經濟形勢的影響，因為廣告業是很傳統的商業模式，遇到經營困難企業往往先砍的是營銷預算，但總還是有些品牌活得還可以的，我們努力爭取這些客戶的預算。

我越來越覺得，在廣告招商上，與騰訊生態的聯動很重要。這是我們在騰訊體系下做紀錄片的優勢。騰訊廣告銷售是一個團隊，會對接不同的內容，會在那幫我們識別，哪些商機是適合的，然后我們再來跟進，成單率會更高。

Q：你們的內容會跟商業化做更多的聯動，很多對內容有極致追求的人，大概率是不想有太多非創作因素干擾的，只有這樣，才能做出更多更好的內容。你怎么去說服創作者的配合？

侯振海：不存在說服，是大家逐漸建立共識的過程。我們從傳統機構媒體到商業機構這么多年了，完全沒有商業化思維是很難生存的。當然，我們又是內容創作者，需要思考保持內容合理性的前提下完成商業化目標。因此我們內部要拿出好的創意去說服廣告客戶。

有一個品牌的老總跟我說，知道我們的紀錄片對用戶的心智扎得很深。有時候做廣告，越是大張旗鼓的，喊別人看你，消費者越反感，特別是我們做的這類內容，這部分受眾，其實很清楚他們看的到底是什么。

Q：這樣售賣方式，是不是還要面臨那個實際的問題，你怎么對內、對外確認內容影響到了目標消費者？

侯振海：我現在評價一個項目的好壞，有一些行業共識的標準，比如，討論度、話題度。還有一些傳播數據，比如，豆瓣評分，微博熱搜。當然還有，客戶管理團隊的體感，以及執行層面的體感，還有第三方的調研和訪談數據可以支撐。

我們不是大眾化的節目，客戶對此也有預期，對紀錄片或者紀實節目，行業是有理性判斷的。

Q：以前紀錄片的模式是，大家是做好節目，然后版權售賣，現在更多要前置考慮廣告主的訴求。類似你剛剛談到的，做節目跟著廣告主的投放周期走。有個問題，紀錄片的拍攝和制作相對周期較長，你怎么去更好地適配廣告主的節奏？

侯振海：坦白說，有時候是看運氣。當然，像沃爾沃這類，已經長期合作了，我們的播出周期也比較長，能夠很快適配。

比如《激流》的廣告主，希望在這個階段有產出，半年之前就已經定了時間。我們半年前就開始操作和拍攝。半年的操作周期已經算比較長的，很多就三個月。有些是單期定制，確實得匹配。

Q：你怎么看To C的模式呢？現階段，C端付費能力是不是難以支撐紀錄片品類持續營業？

侯振海：我們現在商業模式更多是To B，因為我們是小眾的品類，不像綜藝和電視劇，一期就幾千萬人、上億人看。相對體量小的品類，還是得用傳統的廣告模式。我們會有一些C端收益，比如超前點播，但現階段還不足以支撐成本。紀錄片不是一個剛需內容，還是有一定的消費門檻。

Q：李翔也是不需要背商業化KPI的吧？

侯振海：是的，他就跟我們合作內容，我們一起來創作節目就是我們的KPI。

時代被解構，每個人需要找到意義

Q：聽起來你們是一個內容創作理想國的狀態。

侯振海：也不能這樣講。至少現在這個環境，我們都不停地在遇到挑戰和市場變化，也在不停地調整，團隊相對小一些，比較靈活，在內容上，有長周期、有短周期，會有一些搭配。我們內部需要來平衡。

Q：那你現在面臨的主要挑戰是？

侯振海：在內容開發上，也不能只為了完成商業目標，那就會越做越小，沒有獨特性了。保持自己獨特性，再完成商業閉環，這是最核心的挑戰。

我們從業這么多年，有自己的審美，內容的標準和判斷。內容創作，怎么做出新東西，和別人不一樣，其實很難。你有點子，但找不到許知遠、李翔，也很難落地。然后，你還要找到商業機會，說服廣告客戶來投放，每一步都緊密相關。

Q：你們的審美和標準在時代議題，你會不會認為，現在的人好像更關注自身了，而不太喜歡在公眾領域談論時代議題、理想主義之類，類似這種公眾知識分子的情結，好像是很久遠的事情了。

侯振海：我們做完陳嘉映老師那個項目后，更清晰了。我們自己本身也閱讀，也會想當下的事，我覺得，還是有些人在思考這些問題的，這也是我們做節目的基礎。

這個時代的媒體，也還是有公眾屬性的，大家還是關注事態發展。可能不再是那種時代的、群體的話語，更多的是個人的思考和判斷，這是大家思想的變化。現代性帶來的危機，當人類開始學習科學，參與政治和社會實踐之后，傳統社會的基本的價值和意義都被解構了，就剩下了個人。

最開始的時候，你從枷鎖里掙脫出來，有自由，有選擇，最后變成只剩你自己個人，你完全被拋到存在主義世界上來了。這個時候，怎么去找到自己的意義？大家也許不關心時代的大東西，但其實你也在時代中，這就是我們的時代。

Q：那在內容消費潮流上，你會有擔憂嗎？比如說，在視頻內容上，很多人對短劇趨之若鶩，作為影視內容創作者，你看到這種現象，是什么感受？

侯振海：這都是個人的選擇，不是看短劇，就不看其他了。可能夜深人靜的時候，或者，面臨人生的困境，還是會思考，該怎么選擇人生。當然，有人不想也正常，不能苛求每個人都去思考這些。

但是，有人還是愿意思考的時候，我們可以跟他產生連接和溝通。看哲學書的人，也會刷短劇的，你不能說就哪個高或哪個低，但是從審美上，是有不同的選擇。

Q：講到思考，其實有時候，我問AI，問ChatGPT或DeepSeek，它好像什么問題和困惑都能承接得住，并且，還能一本正經地輸出回答，有時候還很有哲學或文學高度。你怎么看？

侯振海：AI現階段還是工具，它對我們時代是有影響的，它是重要生產力，會改變我們這個時代的很多事情，包括社會關系、政治關系、人際關系、生產力關系，但是現在還沒有顯現出來。

你是想問我，擔不擔心被AI替代？我不擔心。AI是絕對理性的，但是，人除了有理性，還有感性，這是AI無法做到的。AI永遠不是人，而人就是人。人會喜怒哀樂，會意氣用事。AI會給出理性的、標準的答案，但是，人有時候就不搭理你，或者不愿意跟你談事情。

還有，AI無法取代人人都有隱秘的那一面，人都有隱秘的需求。每個人都有秘密，這是人的一部分。有些事兒沒有被說出來的，比如，我們今天的訪談，別人都不知道有這事，比如，有些人見幾面，就左右了一些人的命運，或者改變了事情的發展方向。這些都是人的價值的，AI做不到的。（本文首發于鈦媒體APP，作者｜李程程，編輯｜李玉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