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乎加，一個名字在歷史書里不算特別響亮，但他的故事卻和新中國的發展緊緊綁在一起。1916年12月5日他出生在山東長島的一個小漁村，2018年9月13日因病在北京去世，活了整整101歲。

一生跨越了從抗日戰爭到改革開放的百年風云，他從一個熱血青年一步步走到新中國的高層領導崗位，先后在上海、北京、天津擔任過主要領導，還當過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中顧委）委員。他的務實和堅持，給國家建設留下了實實在在的印跡。

林乎加是誰？

林乎加出生在山東長島，一個四面環海的小地方。那時候的長島是個典型的漁村，村民靠海吃飯，生活簡單但閉塞。他家在當地算有點底子，父親是個開明的鄉紳，家里書多，氛圍也不錯。

小時候，林乎加6歲就進了私塾，開始背《論語》《孟子》那種老書，字寫得工整，老師挺喜歡他。到了青少年時期，他接觸到《新青年》這類進步雜志，里面講救國救民的道理，讓他心里燃起一把火。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侵占東北的消息傳到長島。15歲的林乎加在學堂聽到這個消息，氣得攥緊拳頭。他開始關注國家大事，搜集報紙，慢慢有了自己的想法。

1936年，20歲的他加入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開始投身抗日救亡運動。那會兒他年輕氣盛，走上街頭宣傳抗日，喊著“國家危亡，匹夫有責”，還跟朋友一起印傳單，偷偷塞到村民家門縫里，想喚醒大家。

1937年“七七事變”后，山東也亂了，長島被日本占領。眼看著家鄉被糟蹋，林乎加不甘心光喊口號，加入了當地的抗日武裝。

他跑學校、串村莊，組織學生搞宣傳隊，用快板、戲劇鼓動人心，還聯系工人搞罷工，破壞日偽的經濟。有一次，他冒險潛入工廠，放火燒了日軍的物資倉庫，算是狠狠出了一口氣。

投身革命

1938年2月，林乎加在山東一間土屋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那時候條件簡陋，入黨儀式就靠幾根蠟燭照明，但他舉起拳頭發誓要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

從那天起，他成了真正的革命者，肩上的擔子更重了。抗戰期間，他干了不少硬活兒，組織游擊隊夜襲日軍哨所，運送情報，幾次差點沒命。有回任務，他在蘆葦蕩里躲了一夜，敵人搜查到跟前，他硬是憋著氣等到天亮才脫險。

1945年抗戰勝利，林乎加沒跟著大部隊南下，而是留在山東搞后方支援。他管物資調度，帶著運輸隊把糧食、藥品送到前線。

那時候沒啥好條件，他在帳篷里熬夜核對清單，累得不行但沒停過。他還參與土改，挨家挨戶給農民講政策，分土地證，村民拿到證激動得不行。

解放戰爭后期：南下浙江，穩定地方

1949年，解放戰爭快結束時，林乎加隨部隊南下浙江，參與接管杭州和寧波。杭州那會兒剛解放，街上亂糟糟，市民心里沒底。他站在市政府門口跟大家保證，新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

他帶著干部清點物資，修水電，恢復市場，慢慢穩住了局面。在寧波，他跑去漁民那兒了解情況，幫著協調船只出海，保證大家有活干。他的作風實在，很快就贏得了信任，為新中國的地方建設打下基礎。

1950年代，他在浙江當省委副書記、常委之類的職務。那時候他常騎自行車下鄉，看農業生產，推新農具。有次洪災，他蹚水指揮抗洪，滿身泥濘，村民遞碗熱粥給他，他接過來就喝，挺暖心。

1965年，他調到國務院“小計委”，開始參與國家經濟規劃，分析數據，寫報告，為“二五”計劃出力。1973年，他升任國家計劃委員會革委會副主任，同時被派到上海，開始了人生的新階段。

上海歲月：重振工業，抓寶鋼項目

1973年，林乎加到上海，擔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和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那時候上海剛經歷動蕩，工廠停工，社會秩序一團糟。

他住招待所，桌上全是報表，天天跑工廠，看車間機器銹成啥樣，跟工人聊停產的原因。他開會拍桌子定計劃，說上海是工業重鎮，得趕緊動起來。他整頓干部隊伍，提拔能干的年輕人，很快工廠機器又響了。

1976年，中央派工作組進上海，他當副組長。那段日子他跟同事熬夜商量，定方案平息動亂。他還下社區跟居民解釋政策，把矛盾化解掉，上海慢慢恢復了正常。

1978年初，林乎加繼續當上海市委書記，把重點放在經濟上。他看準了寶鋼項目，這可是中國現代化的標志性工程。他跑北京好幾趟，向中央匯報上海的優勢，手里拿著數據講得頭頭是道，最后寶鋼落戶上海。

為了學技術，他帶隊去日本考察，在神戶的鋼鐵廠看流水線，記設備參數，回來寫了報告，提出“拿來為我所用”，建議引進設備和外資。這想法得到了鄧公、華國鋒的認可，寶鋼項目成了改革開放的開路先鋒。

天津屁股沒坐穩，轉政北京

1978年6月，林乎加調任天津市委書記。天津是老工業城市，但設備老化，效率低。他到那兒沒歇著，直接去車間看機床，問工人意見，決定更新設備。他還跑社區，了解居民需求，修房子、穩民心。幾個月下來，天津工業有了起色，城市面貌也好轉了。

不過他在天津沒待多久，1978年10月，中央急調他去北京當市委書記。他有點舍不得天津，說那兒剛起步，但組織安排他得服從。他跟華國鋒見面時還坦白講，天津屁股沒坐穩，北京情況不熟。華國鋒說中央信任他，他也就接下了擔子。

到了北京，林乎加發現教育是個大問題。1977年高考剛恢復，學生多得擠不下，大學教室不夠用。他去高校一看，學生坐地上聽課，眉頭皺得緊緊的。他開會拍板，要建分校、擴招生。

有人說錢不夠，他反問，不搞教育怎么現代化？他親自跑財政、調老師，還去工地盯著進度。一年后，北京多了36所分校，16800名學生有了學上，開學時學生鼓掌，他站在臺下挺欣慰。

1981年，林乎加當上農業部部長。那時候中國農業落后，糧食緊缺，農民日子不好過。他下農村調研，在安徽鳳陽跟農民聊承包制效果，在河南、四川記經驗。

回北京后，他力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還提高了糧價，加大農技投入。到1984年，糧食產量破4億噸，農民收入漲了不少，農村開始有活力了。

1987年，林乎加當選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那會兒他71歲了，還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提農業和工業的建議。他看政策草案很認真，發言簡潔，說改革得讓老百姓有實惠。他還關心教育，建議多投農村學校，縮小城鄉差距，挺受人尊重。

退休生活：低調務實到最后

1992年，76歲的林乎加退休，搬進北京一間普通房子。家里書多，他每天早上散步，下午讀書寫字，收到基層來信就認真回。他還去研討會講改革經驗，思路清楚。一次活動，他跟年輕人說，心里裝著老百姓，路就不會走偏。

2018年9月13日，林乎加在北京去世，101歲。訃告出來后，大家都很惋惜。中共中央領導人慰問家屬，高度評價他一生的貢獻。追悼會在八寶山開，老同事、學生都來了，回憶他的為人做事。

林乎加這輩子，見證了從戰亂到繁榮的轉變。他101歲去世時，中顧委委員只剩7人健在。他在上海、北京、天津當過主要領導，履歷跨了三個大城市，每一步都跟國家發展掛鉤。真正做到了，踏踏實實干活兒，把自己的信念融入國家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