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莫斯科寒夜，瞿秋白用拉丁字母寫下“Zai Jian”（再見），寄給國內友人。同一時刻，北平清華園里，趙元任提筆寫就《施氏食獅史》——96個“shi”音漢字組成的奇文。兩位常州同鄉素未謀面，卻為漢字存亡展開隔空對決。

二十年后，當周有光帶著拼音方案走進中南海會議室，毛澤東指著方案問周恩來：“如果用這個代替漢字，你怎么看？”

周恩來總理搖頭：“它是漢字的仆從。”

一場延續半世紀的文字存亡戰，在此塵埃落定。

激進年代：漢字被判“死刑”

“漢字不滅，中國必亡！”1934年魯迅的吶喊震動文壇。新文化運動精英將中國積弱歸咎于漢字：錢玄同痛斥其為“20世紀過不慣新生活的老壽星”，傅斯年貶作“牛鬼蛇神的野蠻文字”。連陳獨秀也斷言：“中國文字既難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

瞿秋白更以革命者姿態給出致命一擊。在蘇聯考察期間，他目睹拉丁化文字普及效率，遂在《中國拉丁式字母草案》中宣稱：“漢字是世界上最惡劣的茅坑！”

這位中共早期領袖甚至身體力行：給妻子楊之華的信件全用拉丁拼音，全然不顧對方能否讀懂。

絕地反擊：一篇奇文的拯救

常州青果巷走出的語言學家趙元任拍案而起。面對同鄉瞿秋白的激進主張，他揮毫寫下《施氏食獅史》：“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全文96字皆讀“shi”，卻構成完整故事。此文猶如重磅炸彈——若用拼音書寫，全篇將是滿紙“shi shi shi”，徹底喪失表意功能！

趙元任接連拋出《季姬擊雞記》《熙戲犀》等同音文，用文言魔力揭示漢字不可替代性。他在《語言問題》演講中直言：“拼音文字無法區分同音字，更載不動三千年文化血脈！”這些文章引發學界震蕩，連主張改革的胡適也在日記中承認：“趙君一文，令我輩反思。”

延安決策：領袖的務實智慧

1940年陜甘寧邊區，毛澤東與徐特立漫步延河邊。談及文字改革，毛澤東捏起石子在地上劃字：“拼音化是方向，但不可斷根。”他深知陜北農民連自己名字都寫不全，當務之急是掃盲而非顛覆。邊區隨即推行“新文字試驗”：用拉丁字母注音漢字，既學文化又保傳統。

周恩來更在實踐中發現關鍵問題。他在太行山根據地見掃盲班用拼音教材，老鄉抱怨：“‘ma’字不知是‘媽’還是‘馬’。”這份調研報告直送中央，成為日后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據。

一錘定音：拼音為仆，漢字為主

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火藥味十足。蘇聯專家力推西里爾字母，吳玉章主張直接拼音化，會場爭得面紅耳赤。此時上海調來的經濟學家周有光語驚四座：“漢語有413個音節，英語超萬種！強改拼音將致同音災難。”他展示精心設計的拉丁字母方案：“此為拐杖，非代雙腿。”

1958年1月，周恩來在政協禮堂作《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報告，定下歷史性基調：“拼音是識字工具，絕非取代漢字。”毛澤東拍板通過簡化字方案時特別叮囑：“‘魚’字留四點水，省了不成‘牛’？”最終2238個簡化字保留形義根基，如“愛”去“心”成“愛”，引發爭議卻又大幅降低書寫門檻。

文明密碼：方塊字的全球逆襲

2010年，聯合國工作人員發現一個吊詭現象：同一份會議文件，中文版本總是最薄。漢字信息密度高的特性，使其在數字時代大放異彩。更富戲劇性的是，當年瞿秋白痛批的“茅坑”，如今成為西方精英教育標配——英國喬治王子小學課程表上，“漢語”課時超過法語。

趙元任《施氏食獅史》被刻成石雕，立于常州青果巷文化墻。經過的行人常駐足拼讀，孩童笑聲中夾雜著“這個字像獅子”的驚呼。而瞿秋白故居展柜里，一封拉丁文書信與漢字家書并置，無聲訴說著歷史的包容與智慧。

結語

2007年周有光百歲誕辰，學生問及漢字存亡之爭。老人指窗外車流：“你看車牌‘京A·1234’，字母數字皆配角，漢字才是主心骨。”此時瞿秋白外孫女在常州主持漢字文創展，趙元任侄孫執教哈佛東亞系。三位常州人的思想碰撞，終在歷史長河中匯成守護文明的合力——當《施氏食獅史》被美國語言學會載入教材時，漢字早已越過生死劫難，在人類文明星空中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