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查令十字街84號》一脈相承”在書信集《親愛的奧利弗》上印著這樣一句推薦語，這本書是由一百五十多封信件編織而成的，故事的女主角蘇珊是神經生物學教授，而男主角則是有著“醫學桂冠詩人”之稱的神經內科醫生奧利弗。

蘇珊是一位先天內斜視患者（俗稱對眼），從小就沒有三維空間視覺（立體感），薛舒提到閱讀這本書時，她想到了自己的“路盲”經驗，“和‘色盲’‘路盲’一樣，這是一些被人們認為無傷大雅的‘缺陷’，更多被注意到的是，它讓人與眾不同。”幸運的是，蘇珊通過視光師的視覺治療，在48歲的某一天突然獲得了立體視覺，于是她給奧利弗寫了第一封信，信中，她生動地描述了她的世界如何因雙眼并用變得更寬闊，她不斷強調雙眼所看到的世界是如何不同。

蘇珊是一個很會表達的人，她將自己的情感全部傾訴到信件里，而這也得到了奧利弗的回應，從此兩人開啟了長達十年的通信之旅。在薛舒看來，這兩人的通信實際是兩個有缺陷的人的互相療愈，奧利弗當時查出了癌癥，他的身體越來越差，他在走向失去一切的過程中，可以說，蘇珊此刻的善意是無比珍貴的。

“他們相互抱團取暖，相互理解。”薛舒表示，當我們在寫信的時候，我們寫下的是真實的自己的生活，還是寫下的是打開心靈之后挖掘到的生活背后的東西，“我們是不是善于去挖掘生活背后的東西？這是這本書帶給我的一種刺激。我們有時候會感覺到詞窮，但是閱讀書信時，我們會發現其實生活什么都可以寫。”

馬凌同樣欣賞蘇珊表達出的善意，她認為兩人之間是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比如蘇珊把可以導航的有趣的帽子介紹給奧利弗，這些全都是日常生活的小事，夾雜著對于科學真理的探尋，這種輕松的奇妙的融合，讓我們看到了科學家生活的世界。“其實科學家也是常人，這兩人是良師益友的關系，如果生命當中缺了彼此，對彼此可能都是一個損失。”

她也提到一點，在史學研究領域，日記是第一可信的，其次是書信。“有時候我們把書信人格叫作第二人格。書信中的你跟日常生活中是不一樣的，有大量自我美化的成分，當然也有自我吐露的時候，總的來說，它是一種綜合體。為什么好多筆友會‘見光死’，就是因為他生活中的人格跟他在書信中的人格完全不是一回事，不過卻也說明這位筆友是有寫作的天分的。”

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萌芽》雜志社社長薛舒，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書評人馬凌，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評論家項靜圍繞書信類作品《親愛的奧利弗》《何處為家》展開討論。

很有趣的一點是，除了《親愛的奧利弗》，《何處為家》同樣也是一男一女之間長達十幾年的通信，不過這次是兩位作家，信的主人是日本文學研究者唐納德·基恩和澳大利亞作家雪莉·哈扎德，兩人在第二故鄉塑造新生活和分享自我經歷。

薛舒提到，也許有人會想象主人公之間存在曖昧情感，但這兩本書信集很可貴的一點是，主人公們向我們展示出了除了愛情之外，人類更多的情感依戀模式。“‘我是有自尊的，我對情感的理解是有我自己的理念的’，他們呈現出的某種克制，是對對方的一種尊重，同時也是一種自尊。”

項靜也認為：“愛情相對于這個豐饒的世界來說，是微不足道的。”她很欣賞《何處為家》里的一句話：愛和工作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基恩和雪莉兩個人交流的時候，大部分都是在討論自己的工作，兩人不斷擴展著自己生活里的各種緯度，他們去逛畫展，去看博物館，去看各種演出等。 她表示，這些書信最重要的是呈現釋放自我的可能性。

“理解和愛是一種多維度的情感，它介于友情、愛情、欣賞、仰慕之間，他們都非常坦誠。我們可以看到每個人都在成長，從最初寫信的那個自我變成了更會表達的自我。”項靜進一步說道：“而這些愛，能夠建造生活的有機感，我們才不會被某一種情緒給框住或是僵化。”

對于項靜而言，閱讀這些書信，更打動她的是書信背后超越日常的部分。比如《何處為家》，兩位作家發現了一種建立在對文學和文化的共同興趣以及人文主義和世界主義的共同價值觀基礎上的深刻聯系。她說，“在這個看似便捷的時代里，點個外賣就能送到門口；發一條微信，就能傳達指令……中間省略掉太多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是有價值和意義留存的。我們該怎樣去更扎實地建造自己的生活？這是我在閱讀《何處為家》時常常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