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很多人看來，衡量一個國家是否現代化，最直觀的方式就是看它的大城市。

比如英國的倫敦、法國的巴黎、中國的北上廣深……但當你把視線轉向德國時，會發現這個擁有8300多萬人口、城市化率超過90%的發達國家，居然沒有一座人口超千萬的大都市。

柏林一百多年來人口幾乎沒有增長，還是三百多萬人；漢堡、慕尼黑、科隆這些知名城市加起來也才不到兩千萬。

難道是德國的城市建設落后了嗎？為什么這樣一個經濟強國偏偏不走“超級城市”的路線呢？

制度設計從源頭預防“城市病”

從人口規模來看，德國最大的城市柏林只有370多萬人，與百年前相比幾乎沒什么變化。

而巴黎已經突破1100萬，倫敦更是逼近1400萬。

柏林為何沒有出現爆發式增長？原因其實很簡單——德國不鼓勵。

這不是靠中央政府強行控制，而是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來實現的。

早在上世紀60年代，德國就推出了《區域均衡發展政策》，明確規定：首都和主要城市不得集中配置跨地區資源與人口。

在官方文件中，“大城市”被視為潛在風險源——高房價、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社會分化、治安問題等城市病，大多出現在超級城市身上。

為了防止城市吸引力過強，德國聯邦政府將全國劃分為11個功能型都市圈，每個城市承擔不同的國家職能。

法蘭克福作為金融中心，歐洲央行總部就設在這里；慕尼黑專注于科技創新，是寶馬、西門子等企業的科技重鎮。

斯圖加特負責制造業，是奔馳、保時捷的總部所在地；杜塞爾多夫主打文化與藝術；柏林則只保留政治功能。

這種分散發展的模式，有效避免了單一城市對全國資源的過度吸收。

此外，為了促進區域平衡，1985年德國出臺了財政均衡轉移支付法，規定富裕城市需將部分財政收入轉移到相對落后的地區。

例如，慕尼黑、斯圖加特、法蘭克福這些“經濟引擎”每年都要向東部地區提供資金支持。

到了1990年代，為了幫助東德城市重建，德國政府加大財政投入。像德累斯頓、萊比錫這樣的城市，在短短十年內空置房減少近三分之一，人口也開始回升。

2002年，德國正式將“多中心城市結構”寫入國家戰略，明確提出：全國任何城市的總人口不得超過500萬。

這并不是限制城市發展，而是為了避免一座城市“遮住全國的天”。

“小城市+高品質生活”

在很多國家，年輕人的夢想是去首都、大都市、高樓林立的繁華地段。

但在德國，不少年輕人更愿意搬到中小城市，也不愿在柏林或慕尼黑拼命打拼。

這是為什么？

因為生活質量相差不大，但生活成本卻低很多。

以房價為例，2020年柏林市中心房價為每平方米4300歐元，而附近的波茨坦只需2600歐元。

慕尼黑的情況更為夸張，2019年均價高達7200歐元/平方米，是德國最貴的城市之一；而在南德的薩爾布呂肯，房價僅為2100歐元。

這種“生活質量差不多，生活成本差一半”的現實，讓許多年輕人更愿意選擇“次一級”城市開啟新生活。

而且，這些中小城市并不缺乏現代化設施。

以哥廷根為例，這座人口僅12萬的小城，不僅有德國頂尖大學，還有劇院、博物館、咖啡館、步行街和完善的醫療系統。

200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其評為“全球最宜居中型城市”，不是單看GDP，而是綜合考慮空氣質量、文化資源、就業情況和居民幸福感。

更重要的是，德國的中小城市依托于高效的公共交通和產業網絡，并不會因為遠離大城市就失去機會。

例如萊茵-魯爾都市圈，由杜塞爾多夫、科隆、多特蒙德等幾十座城市組成，總人口超過1150萬。

站在杜塞爾多夫火車站，90分鐘車程內可以到達十幾個中等城市，這種“多點聯動”的結構，既解決了通勤難題，也避免了一個城市無序擴張。

不僅如此，德國還推行“區域一票通”的交通政策，自1996年起實施，居民只需一張票，就可以在一個城市圈內自由換乘公交、地鐵、火車。

這種高度協同的出行方式，遠比某些“換乘七八次”的超級城市要舒適得多。

至于就業方面，德國的“企業+小鎮”發展模式堪稱典范。

寶馬總部在慕尼黑，但其重要研發中心位于雷根斯堡，生產基地則設在丁戈爾芬；奔馳總部在斯圖加特，但配套企業和高校分布在周邊100公里內的多個小鎮。

沒有哪座城市包攬全部職能，反而實現了產業不擠壓、資源不內卷、生活不擁堵。

政策托底，讓全國都能“活得好”

德國中小城市的活力，并非自然形成，而是靠政府長期扶持的結果。

德國從制度層面限制城市的無限擴張，目的只有一個——讓每一個地方都有發展空間。

2004年，德國推出“社會城市（Soziale Stadt）”項目，直接向300個經濟較弱的城市投放環境整治、公共服務、文化建設三大類資金。

聯邦、州、市三級政府共同出資，目標是“把最差的地方變好”。

奧芬巴赫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這個僅有13萬人口的小城，曾因老工業外遷瀕臨破產。

但在“社會城市”項目的推動下，僅用六年時間，就完成了老舊住宅區改造，建起了圖書館、青年中心、公共活動區，人口開始回流，居民滿意度顯著提升。

在教育方面，德國也不搞“名校扎堆一線”的模式。

他們沒有“985”“211”這類重點高校體系，而是鼓勵各地大學百花齊放。

海德堡、耶拿、弗萊堡、圖賓根，這些聽起來像是旅游小鎮的地方，實際上都擁有一流大學。

這些學校不僅招收本地學生，還吸引了大量國際科研人才，帶動了當地經濟與文化的發展。

甚至連國家機關也被分散到中小城市。

從2003年起，德國啟動“機構下沉計劃”，如聯邦輻射防護局設在薩爾茨吉特，聯邦交通研究所遷至不倫瑞克等地。

這種“國家資源分散布局”的做法，不僅避免了大城市權力集中，也讓每個區域都有自己的核心支撐。

德國人深知，一個國家不能只依賴一個大城市來承載就業、科研、醫療和教育。

一旦大城市出問題，整個國家都會受到牽連。

因此，德國通過制度安排將風險分散開來，讓整個國家像一張結實的網，而不是依靠一根柱子支撐。

這種模式雖然看起來不夠“耀眼”，但卻非常穩健。

德國擁有8300萬人口卻沒有一座千萬人口的大都市，并不是因為能力不足，而是制度有意為之。

他們選擇了另一條路徑：讓權力下沉、資源均衡、城市適度發展、人民安居樂業。

這種制度智慧，值得所有追求可持續發展的國家認真思考。

結語

在全球城市化浪潮中，“打造超級城市”成為許多國家的目標。

高樓越蓋越高，CBD越來越密集，人口越來越集中。

但德國用實際行動告訴我們：城市化不等于超級城市，也不等于復制“北上廣深”模式。

一個國家要想持續健康發展，關鍵不是某座城市有多繁榮，而是每個區域都能自我成長、獨立發展。

未來的城市化方向，不是爭奪“最大城市”，而是讓“每一座城市都能撐起一片天”。

德國，已經樹立了一個值得借鑒的樣板。

參考資料：

城市發展未必求“大”——德國城市化發展啟示.新華網.2019-04-30

德國如何醫治“城市病”.半月談.2011-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