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以色列與伊朗沖突以來，內塔尼亞胡總理可以說是在國際舞臺上“大放異彩”。

先是斬首伊朗數十名政府高官，后是對哈梅內伊公開發布死亡威脅，甚至在不斷擴大的緊張局勢中，一度將美國也拉入了這灘“中東渾水”。

可你能想到，這般“春風得意”的內塔尼亞胡，就在一年前，還面臨著萬人唾罵、差點被轟下臺的悲慘窘境嗎？

2024年3月31日，以色列爆發特大規模的反政府集會，組織者宣稱有超過十萬人參與其中，就是為了推翻總理內塔尼亞胡，并要求實現加沙停火。

即便面對這樣的壓力，內塔尼亞胡也并沒有放棄軍事行動，反而向美國再度申請了10億美元武器的援助，以作為后續“拉法軍事行動”的支撐。

內塔尼亞胡的堅持有沒有真正幫他躲過政治危機還不好說，但我們知道的是，今年伊朗與以色列的沖突本質上就是去年這把“烈火”的延續。

我們并不知道內塔尼亞胡的自救要持續到何時才能終止，但當他決意將政治生存置于國家利益之上的那一刻起，這場“邊奔跑邊吐血的馬拉松”就注定不會輕易停下了……

統治動搖

在討論內塔尼亞胡如何自救之前，我們要先弄清楚一個問題，那就是——執掌以色列近20年的內塔尼亞胡為何會突然面臨如此巨大的政治危機？

事件的直接導火索是2023年10月以來的巴以雙方持續近半年的武裝沖突。

在哈馬斯發動“阿克薩洪水行動”后，約250名以色列平民（含外國國民）遭到扣押，哈馬斯想要通過人質交換巴勒斯坦的囚犯，但以色列政府卻拒絕談判。

于是，雙方的對抗進一步升級，而這一對抗直接造就了長達半年的僵局。

當談判反復陷入死胡同，以色列政府既沒有實現解救人質的承諾，又無法在軍事行動上達到預期目標，這就招致了人質家屬“6個月后仍需為親人存活權斗爭”的血淚控訴。

因此，在反內塔尼亞胡政治勢力與世俗派群體的共同推動下，人質家屬帶領民眾從特拉維夫的“人質廣場”一路抗議到耶路撒冷的議會大樓，高呼要罷免這位在任時間最長的總理。

我們已經知道，內塔尼亞胡后續采取的，是通過擴大對外戰爭來轉移民眾注意的強硬方案。

不僅試圖通過在拉法的軍事施壓迫使哈馬斯于停火談判中讓步，更是想要靠“戰時”狀態延續沖突來維持軍事“戰果”，并挽救自己低迷的國內支持率。

可他不會想到，這種“孤注一擲”的打法，卻帶來了更加災難性的后果：

由于內塔尼亞胡堅持將戰爭進行到底，各部門都被迫承擔軍費責任，教育、衛生等民生部門面臨大幅預算縮減，交通與道路安全部的預算也遭到凍結。

當基礎社會服務都受到影響，以色列的政府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分歧，內閣會議期間頻現部長憤然離席的罕見場面，就連內塔尼亞胡的支柱極右翼政黨都以退出執政聯盟作為威脅。

同時，以色列不顧勸阻擴大戰爭規模，導致更多“人道危機”的行為在國際上也招來眾多反對，一度形成“國際孤立”的局面。

土耳其暫停了對以貿易，愛爾蘭和西班牙甚至擬承認巴勒斯坦國來施展回擊，甚至就連國際刑事法院也發出了對內塔尼亞胡的逮捕令，來指控其犯下的戰爭罪與危害人類罪。

如果說，國內外的這些反應還能用巴以沖突的“余波”來作為解釋，那么，當法院因三項貪腐指控（欺詐、背信、受賄）傳喚內塔尼亞胡出庭受審之時。

我們就能隱約看出，內塔尼亞胡的執政危機不僅僅是針對某一事件的“應激反應”，而是以色列內部出現了更為嚴重的政治問題……

根基不穩

以色列建國至今，從未擺脫高度碎片化的政治制度困擾，但是從根本來講，這確實算是一種“小國的悲哀”。

門檻僅為3.25%的選舉機制，就讓小黨得以輕易進入議會，而這些“過小”的勢力，就讓任何執政聯盟都必須依靠多黨聯合才能形成執行力。

這一機制不僅造成治理效率低下，更使強勢總理必須依賴宗教政黨或極右翼勢力組閣，助長了“政治議價”的畸形格局。

內塔尼亞胡一直被視為以色列政壇的“強人”。

然而，他的強勢統治并非建立在穩定多數基礎之上，而是依賴一系列小黨派、尤其是宗教政黨的“勒索式支持”，這類權力結構本質上是脆弱的，一旦聯盟破裂，總理地位就極易動搖。

以色列并無成文憲法，而是依賴一套松散的《基本法》體系來維持權力分立，這種制度安排原本是權宜之計，卻在內塔尼亞胡時代成為弱化司法、擴張行政權力的工具。

因此當內塔尼亞胡將改革之手伸向《基本法》之時，越來越多的人擔心以色列會走向“多數暴政”，于是，針對司法改革的大規模抗議接踵而至。

此外，以色列是猶太民族國家，卻也是高度世俗化、現代化的科技強國，這一矛盾在其宗教政治的擴張中暴露無遺。

以“極端正統派”和“國家宗教派”為代表的宗教政黨，憑借議會中穩定占據20%-30%的席位，不斷推動《安息日法》、《皈依法》等帶有神權色彩的立法，試圖將宗教規范制度化。

這就與以色列中產階級主導的世俗社會形成了嚴重沖突，極端正統派享受兵役豁免、教育補貼，卻不參與經濟生產，而中產階級卻承擔大部分稅收和兵役義務。

這一不對等結構不斷激化著社會矛盾，因此民眾在提出推翻內塔尼亞胡的時候，還會附帶要求廢除極端正統派兵役豁免特權、進行平等征兵的訴求。

以極端正統派為代表的宗教選民，正在逐步取代世俗派成為選舉主力，這一趨勢更是造成右翼選民基礎的持續壯大。

就是在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的背景之下，本應為內塔尼亞胡提供鞏固權力的契機的加沙沖突，直接演變成了其執政危機的加速器。

以色列軍方在此次沖突中不僅頻頻公開質疑政府戰略，更在戰術上采取獨立行動，未經總理同意便宣布“戰術性停火”。

尤其是軍方高層指出，徹底消滅哈馬斯“并不現實”的表態，直接與內塔尼亞胡的政治宣傳形成反差，民眾對政府的信任也遭到削弱。

當戰時聯合政府內部出現裂痕，原本象征國家團結的戰時內閣也便走向解體。

這種來自軍方與極右翼的雙重夾擊，使內塔尼亞胡陷入政策“騎虎難下”的境地：停止進攻，政府垮臺就在眼前；繼續戰爭，終將陷入國際孤立……

越陷越深

如果說加沙戰場已經讓內塔尼亞胡焦頭爛額，那對伊朗的直接打擊就是一場全新的豪賭。

幾十年來，以色列雖然在暗中對伊朗采取定點打擊（如刺殺核科學家、網絡攻擊等），但正面軍事沖突始終被認為是“最后手段”。

這一次，以色列出動戰機直接轟炸伊朗境內核設施，打破了多年默契，伊朗隨即以導彈回擊，局勢驟然升級。

而這，正是內塔尼亞胡得以將國內政治危機“外溢”至國家安全層面的重要手段，只要有著伊朗的“核威脅”，以色列就必須“別無選擇”地發動戰爭。

如果行動順利，伊朗的核計劃就此受挫，內塔尼亞胡就將被視為“拯救國家的領袖”，借助“政治強人”的形象，他將再次實現政治派系的整合，并正面推翻一切指控。

然而，靠戰爭掩蓋問題，從來不是長久之計，歷史上，許多政治領袖都曾借戰爭實現轉型，但戰爭也可能反噬自身，尤其是在戰后清算的階段。

目前內塔尼亞胡面臨的問題，并不止于戰時，加沙戰爭帶來的民眾焦慮，司法改革引發的社會撕裂，極端宗教派系與世俗派的長期矛盾，都在等待“秋后算賬”。

目前的戰局更是呈現一副極不穩定的狀態：伊朗不會善罷甘休，黎巴嫩真主黨在一旁虎視眈眈，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情緒高漲，哈馬斯殘余勢力也在靜候時機。

縱使戰爭狀態暫時掩蓋了以色列國內的社會撕裂“傷口”，軍隊也還是承受著巨大的作戰與心理壓力執行任務。

加沙泥潭已經不見天日，如果內塔尼亞胡再陷入伊朗“陷阱”，那么未來民眾對他的憤怒必將再次爆發，“戰爭自救”的政治邏輯也再難以為繼……

內塔尼亞胡的處境，其實就是當今以色列困境的縮影，國家一方面面臨著真實的安全威脅，另一方面也被自身的體制、社會裂痕和宗教矛盾所拖累。

今天，他憑借戰爭贏得了時間；明天，他是否還能靠成果贏得民眾信任？這真的很難說。

以色列的未來尚不明朗，但可以確定的是，內塔尼亞胡的命運，是真的牢牢綁定在了戰爭的軌跡之上，在這種情況下，自救，恐怕終究只是這位“政治強人”的“一廂情愿”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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