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典還是寫實？唐人詩句中的長安荔枝

最近，由作家馬伯庸小說改寫的電視劇《長安的荔枝》正在央視和網絡平臺播出，配合荔枝季的來臨，引發了一股荔枝熱。馬伯庸小說的寫作緣起，是閱讀了歷史學家于賡哲先生關于嶺南荔枝入長安途徑及可能保存方式的考證。而在于賡哲先生之前，史學界對長安荔枝來源及路徑問題已經有了多方研究，尤其以嚴耕望和杜文玉兩位先生最為詳實。

《長安的荔枝》海報

縱觀史學家們對玄宗朝長安荔枝來源的研究，其中引用的唐代史料，除了唐代后期筆記《唐國史補》之外，基本都是文學作品，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與唐玄宗、楊貴妃同時代的杜甫《解悶》中“先帝貴妃今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玉座應悲白露團”，《病橘》中“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支”，以及曾經歷過天寶時期的中唐詩人鮑防《雜感》中“五月荔枝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等詩句。于賡哲、王昊斐兩位先生的論文《巴蜀還是嶺南——唐天寶荔枝貢來源獻疑》即據此證明天寶時人就有貴妃荔枝貢自南海的認識。

不過，如果仔細推究，這些詩句卻未必都是對唐代荔枝產地的寫實描述。首先看杜甫的《解悶》其九，于先生認為其中“炎方”乃是指嶺南地區，并舉出李白、柳宗元等人詩句為證。實際上，杜甫自己的作品中就多次提及“炎方”，且均是指蜀中而非嶺南，如杜甫《七月三日亭午已后較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說自己在炎熱的夔州終于遇見涼風，以致“衰年旅炎方，生意從此活”。這里杜甫自言“衰年旅炎方”，顯然是指自己安史之亂后漂泊蜀中的經歷。又如杜甫在夔州種萵苣不成，寫作《種萵苣》詩，憤怒地將原因歸結為炎熱的氣候：“陰陽一錯亂，驕蹇不復理?？莺涤谄渲校追綉K如燬?！边@里“炎方”一詞顯然也是指代他當下所處的蜀中地區。杜甫安史之亂后來到蜀中，后對此地炎熱氣候非常不適應，寫過大量苦熱之作，將此地稱為“炎方”，正是杜詩中的特殊習慣。杜甫的《解悶》組詩也寫作于夔州時期，共十二首，其中第九至十二首都與荔枝有關，第九首即“炎方每續朱櫻獻”，緊接著的第十首說“憶過瀘戎摘荔枝，青峰隱映石逶迤。京中舊見無顏色，紅顆酸甜只自知”?；貞浧鹱约涸跒o州、戎州食用荔枝的經歷，并將之與“京中舊見”相比，正是將長安的荔枝看成是蜀中所貢。由此觀之，杜甫說“炎方每續朱櫻獻”，應該還是指蜀中荔枝。同樣，于先生論文中提到晚唐鄭谷《荔枝》中“平昔誰相愛，驪山遇貴妃。枉教生處遠，愁見摘來稀。曉奪江霞色，晴欺瘴日威。南荒何所戀，為爾即忘歸”的描寫，認為“瘴”“南荒”的表述證明詩中所言為嶺南荔枝，實際上鄭谷另作有一首《荔枝樹》，其中云：“二京曾見畫圖中，數本芳菲色不同。孤棹今來巴徼外，一枝煙雨思無窮。夜郎城近含香瘴，杜宇巢低起暝風。腸斷渝瀘霜霰薄，不教葉似灞陵紅?！逼渲幸蔡岬健罢巍?，但地點是“巴徼”“夜郎”“渝瀘”，結合鄭谷數次入蜀而未有嶺南經歷的生平，這首詩說的也是蜀中荔枝而非嶺南荔枝。

再來看杜甫《病橘》中“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支”的表述?！逗鬂h書·和帝記》曾記載過東漢進獻荔枝之事：“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杜詩中“南?！薄氨简v”，很明顯是引用《后漢書》字面，未必真的認為唐代的荔枝也從南海運來。唐代詩人常用“以漢代唐”的寫法，以漢代的地點、事件、人物為字面，隱喻唐代發生的事件，不能認為其中寫的就是現實中唐朝的地點。即以杜甫《病橘》而言，詩歌的主體是寫橘，中有“常聞蓬萊殿，羅列瀟湘姿”之句，是借漢代蓬萊殿貢橘之事喻指唐代貢橘，并非說唐代的橘實進貢到了漢代蓬萊殿的舊址。同理，宋代蘇軾《荔枝嘆》中言運送荔枝“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龍眼來”也是運用《后漢書·和帝記》中“十里一置，五里一候”的漢代典故，而非描述宋代事實。理解了這一點，再來看鮑防的《雜感》，詩歌開頭就用了以漢代唐的寫法：“漢家海內承平久，萬國戎王皆稽首。天馬常銜苜蓿花，胡人歲獻葡萄酒?！逼渲小疤祚R苜?！笔怯脻h武帝引苜蓿入中原種植以為大宛天馬提供草料之事，“葡萄”也是漢代開西域后入貢之物，并非唐代也有天馬、苜蓿之事。接下來寫荔枝的四句“五月荔枝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雁飛不到桂陽嶺，馬走先過林邑山”也是一樣，詩句中象郡是廣西，桂陽在湖南，林邑更遠在越南，如果將此詩看作實指，那么荔枝的來源就不是嶺南，而是越南，顯然不合情理。實際上這里提到林邑、象郡等，是因為《三輔黃圖》中曾有漢武帝破南越國得荔枝的記載，南越國滅亡后，武帝在此設立交州，漢和帝時進貢荔枝即在交州。鮑防詩中林邑、象郡均是南越國區域及周邊地區，與交州的地域相近，因此鮑照在這里還是在用漢代典故的字面，并非實指唐代荔枝產地就在林邑。

“一騎紅塵妃子笑”為何必須在華清宮？

以上考證并不是想強調唐玄宗朝荔枝進貢的源頭就是蜀中而非嶺南，只是想說明，唐人作詩時并不一定將如實提供史料作為首要目的，而是更注重將當下的事件置于一個戲劇性的、能夠發人深思的上下文中，幫助讀者發掘其中的經驗和道理。杜甫《病橘》寫的是他在蜀中看到本擬進貢天子的橘實收成不好，干癟酸澀，開始為皇帝“玉食失光輝”發愁，但轉念一想，此時安史之亂余波未平，正是“當君減膳時”，橘實的減產也許正是天意。詩歌的最后刻意在描寫巴蜀進貢的荔枝時用上“南?！薄氨简v”等字面，正是要將唐代的荔枝運送與《后漢書》所記載的歷史教訓作對比。在《后漢書》中，漢和帝得知荔枝運送如此耗費民力，認為“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茍有傷害，豈愛民之本”，立即下詔停止進貢，而唐代在內亂之后，民生凋敝，君主豈非更應忍耐口腹之欲，將心思花在安撫百姓上？杜甫在這里并沒有一句直接的議論，只是引入了《后漢書》中的字面，就讓讀者不自覺地在漢唐對比中開始思考君主的責任與君民關系。鮑防的《雜感》也是如此，在寫完漢代荔枝運送的遙遠與艱難之后，鮑防將詩歌的視角移回了漢朝的甘泉宮：“甘泉御果垂仙閣，日暮無人香自落。遠物皆重近皆輕，雞雖有德不如鶴?！痹跐h朝帝王致力于耗費民力運送遠方荔枝的同時，自己甘泉宮內甜美水果結實累累，卻因無人在意而自生自滅，正因為鮑防將荔枝的產地安排在遙遠的林邑，才能與近在長安的甘泉宮產生鮮明對比，顯示出荔枝運送的荒唐和無意義。

在唐代吟詠荔枝的詩句中，最著名的莫過于杜牧《過華清宮》其一：“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這首詩直接將荔枝與楊貴妃建立了聯系?！堕L安的荔枝》中李善德運送荔枝的主要難點之一，就是要在六月一日楊貴妃生日之時將荔枝送到貴妃嘴邊，獲得她的歡心。不過在《長安的荔枝》中，李善德運送荔枝的目的地是在長安，杜牧詩中荔枝進獻的地點卻是在長安東南驪山上玄宗的行宮——華清宮中。華清宮以溫泉知名，比較適合冬日度假，在《舊唐書》中，記載玄宗車駕臨幸華清宮的時間基本都是農歷十月、十一月，《舊唐書·楊貴妃傳》中則直接有“玄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的記載。眾所周知，荔枝成熟是在夏季，而玄宗、楊貴妃臨幸華清宮多是在冬季，在時間上就出現了明顯的矛盾。北宋陳正敏《遯齋閑覽》即據此批評《過華清宮》“詞意雖是而失事實”。不過到了南宋，又有學者為杜牧翻案，如程大昌《考古編》引唐代筆記小說《甘澤謠》中天寶十四載六月一日貴妃生日恰逢荔枝進獻，玄宗命作《荔枝香》曲的記載，認為六月華清宮進獻荔枝也并非無據，乃是當時“傳信語”。王灼《碧雞漫志》則據杜牧另一首《華清三十韻》中“塵埃羯鼓索，片段荔枝筐”的說法，認為華清宮中既然能見到荔枝筐，則玄宗與楊貴妃很可能確曾夏日前來。

華清宮遺址鳥瞰

不過《甘澤謠》畢竟是小說家言，杜牧在華清宮中看到“荔枝筐”也只是一面之詞，我們并不能據此斷定貴妃在華清宮吃到荔枝是確有其事。更何況北宋《新唐書·楊貴妃傳》中對向楊貴妃進獻荔枝的描述為“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明確提到荔枝是送至京師長安。由此看來，楊貴妃在華清宮吃荔枝之事，還是有頗多疑點。

但是對于杜牧的《過華清宮》而言，華清宮這個地點又是不可被長安替代的。首先，華清宮是皇帝休養的行宮，天生與私人享樂掛鉤，不像“長安”那樣本身就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而華清宮遠離政治中心長安的地理位置，正隱喻著帝王離開了他處理政事的職責，因此《過華清宮》第一句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就隱含有玄宗拋棄錦繡江山、沉溺私人享樂之意，與李商隱《隋宮》中說隋煬帝“乘興南游不戒嚴，九重誰省諫書函”，有異曲同工之妙。與此同時，高處驪山之上的華清宮與居住著文武百官和百萬人口的長安相比，更具有崇高感和疏離感，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寫到自己經過驪山時的感受，說“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蹋崖谷滑。瑤池氣郁律，羽林相摩戛”，形象地寫出了帝王行宮的高不可攀，和羽林禁衛的嚴不可逾，這種高不可攀和嚴不可逾，正體現了君主對國家和百姓的疏離。杜牧詩中荔枝運來時“山頂千門次第開”的熱情場面，恰與華清宮在百姓眼中的高冷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借助“一騎”的連接，華清宮中高高在上的神仙們，得以與“紅塵”接觸，而使他們紆尊降貴的原因，并不是什么緊急軍情，僅是“妃子笑”和“荔枝”這樣飲食男女之欲而已。在這里，華清宮的高峻，保證了這樣荒唐的景象“無人”得知，但是這首詩寫的并不是現實，而是百年后詩人的追憶和想象，在知道后來安史之亂、明皇幸蜀、貴妃自縊等一系列事件的詩人看來，唐玄宗將自己包裹在高峻華清宮內的行為，又顯得格外自負而愚蠢。杜牧的另一首《過華清宮》絕句將這層意思寫得更明白：“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敝挥挟斨性虮?、戰火連綿時，玄宗才想到從高峻的華清宮中回到人世，但早就來不及了。由此看來，華清宮這個可靠性不那么高的地點，恰恰能使萬里運送荔枝這一行為的荒誕性得到最極致的體現，因此也成為后世乃至今日我們想到唐代荔枝時最先印入腦海的場景。

荔枝故事與后世君臣的自省風氣

在杜牧《過華清宮》絕句面世后，文人們立即將荔枝和唐王朝的衰落緊密聯系在了一起，杜牧詩中紅顏一笑的旖旎與即將到來的安史之亂之間的緊張感，也成為后世詩人不斷追述的主題。杜牧的好友張祜絕句《馬嵬坡》后兩句“塵土已殘香粉艷，荔枝猶到馬嵬坡”寫佳人已去而荔枝猶來，飽含今昔之悲，正可作為“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的最佳注腳。歐陽修參編的《新唐書》中，特別加入了楊貴妃嗜好生荔枝的部分，又從《甘澤謠》中收錄貴妃生日食荔枝而作《荔枝香》曲的說法，其諷諫之意，昭然紙上。歐陽修另有《浪淘沙令》詠荔枝，下片曰：“往事憶開元。妃子偏憐。一從魂散馬嵬關。只有紅塵無驛使，滿眼驪山。”將杜牧、張祜兩首絕句的詩意結合到了一起，展現出荔枝事件對李楊愛情與唐代江山兩方面的摧殘。晁說之《荔枝送郭玄機戲作》其二中“荔枝一騎紅塵后，便有漁陽萬騎來”之語，則用蒙太奇的手法將驪山荔枝和安史之亂直接聯系在一起。

宋代以后，荔枝的種植、運送逐漸成熟，熱愛荔枝的士人越來越多，甚至出現了蔡襄《荔枝譜》這樣關于荔枝的專門著作。但是不論多么喜愛荔枝，文人們在提到荔枝時，都不免想到“一騎紅塵妃子笑”帶來的教訓。比如曾聲稱“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的蘇軾，在《荔枝嘆》中以“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的慘烈對比回應著杜牧的“一騎紅塵妃子笑”，并在最后從批評荔枝轉到了批評北宋官員競相挑選名貴茶葉、牡丹進貢天子以邀寵的丑態，直言“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兩宋間名臣李綱在宋徽宗宣和二年被貶福建，得嘗荔枝，他一方面驚艷于荔枝的美味，寫下“南海何年貢荔枝，知音千古有楊妃”（《初食荔支》）的感嘆，另一方面又對沉溺口腹之欲的禍患十分警惕，在《減字木蘭花·荔枝》中，他繼續描繪楊貴妃嘗荔枝的場景：“華清賜浴。寶甕溫泉澆膩玉。笑靨開時。一騎紅塵獻荔枝。明珠乍剖。自擘輕紅香滿手。錦襪羅囊。猶瘞當年驛路旁”，詞末從華清宮寫到馬嵬坡，在懷古的同時，也未嘗不是用楊貴妃的結局自我警告。自此，荔枝逐漸成為古人知識中一個不可磨滅的徽記，提醒著人們不可為了一己口腹之欲而忘記了對民瘼的關心。

與蘇軾同列“唐宋八大家”的曾鞏在宋神宗熙寧年間任福州知州，此時福州荔枝已成為士人新寵，已有超越蜀中、南粵荔枝之勢，曾鞏想要通過進獻荔枝博得宋神宗的好感，寫了一封《福州擬貢荔枝狀》向神宗報告他調查福州各地荔枝優劣的心得，但他隨即想到了漢唐進獻荔枝的種種教訓，特地聲明說：“蓋東漢交趾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馳走，有毒蟲猛獸之害。而唐天寶之間，亦自巴蜀驛致，實開侈心。當陛下之時，方以恭儉寡欲為天下先，固不可得而議及于此也，至于歲貢，既干而致之?！睆娬{自己進貢的乃是干荔枝，只是想趕在秋冬之前進貢，找一些較佳的品種，這樣口味會更好一些，不用“晝夜馳走”，與唐玄宗的奢侈行為有本質區別。但即使如此，曾鞏此舉還是遭到了后世文人的非議，清代何焯在《義門讀書記》中說：“茘枝徒以供口體之養，雖其品不佳，與少失其時，未為害也。今乃欲以盛夏入貢，而又詳錄其品以進，萬一人主生其侈心而亦為驛致之事，吾不識將何以解于君子之譏哉！”何焯用了蘇軾“口體之養”的論斷，認為曾鞏雖然進貢的是荔枝干，但他詳細列舉了各種荔枝品種優劣，足以引起神宗的好奇，萬一神宗因此要求進貢新鮮荔枝，那曾鞏就難辭其咎了。

玄宗荔枝的故事，不但提醒著大臣們努力防止君王沉溺口體之養，也讓君主時時反思，避免重蹈安史之亂的覆轍。宋徽宗十分喜愛荔枝，甚至將荔枝成功移植到開封，種在保和殿下，據陸游《老學庵筆記》記載，當宋徽宗移植荔枝成功之后，親手將荔枝摘下，贈給戍守北方邊關的慶遠軍節度使王安中，并賜詩云：“保和殿下荔枝丹，文武衣冠被百蠻。思與廷臣同此味，紅塵飛馨過燕山?！边@里的“紅塵”即反用杜牧“一騎紅塵”典，強調自己種荔枝是分給文武百官、邊關將士，而非僅供一己私欲。這種將自己與唐玄宗劃清界限的沖動一直延續到了清朝，乾隆皇帝在乾隆十三年作《食荔枝》詩，首句即強調自己的荔枝是“歲貢非勞驛騎馳”，并沒有勞動太多民力。到了乾隆四十六年，乾隆又寫了一首《荔枝》詩，注釋中自言所食荔枝乃連根放置桶中船運而來，路程不甚艱難而荔枝可保新鮮，因此他認為“若杜詩所云‘一騎紅塵’自南海七日而馳至長安”是“記載之書多不實”，過于夸大了荔枝運送的難度，而且即使快馬加鞭，也到不了“人馬馳斃”的程度。這里乾隆雖然主要是在炫耀自己通過實踐看出了古書中的一處破綻，但內心深處恐怕還是想要強調自己每年吃進貢荔枝的行為并不像書中說的那么昏庸吧。

宋徽宗《寫生翎毛圖》局部 大英博物館藏

唐玄宗時荔枝進貢的起點是蜀中還是嶺南？運送的終點是長安還是驪山？今天的我們也許永遠找不到這些問題的答案。不過正是那些史實上頗為可疑、地理上含混不清的詩句，通過文學傳統中的不斷征引，讓“奔騰阻險，死者繼路”的警示和“一騎紅塵妃子笑”的記憶，深深銘刻在所有中國人的內心中，時刻提醒我們思考治民者的責任，警惕“口體之養”帶來的墮落。從這個角度看，不論杜甫、杜牧們詩句中的內容是否反映了唐代的史實，它們給后世帶來的影響都是真實的，也切實成為組成中華文明的重要符碼，刻在我們民族的基因中。直至今日，還有作家將杜牧的一句詩擴展成整篇小說，再擴展成長篇電視劇，觀眾們也都對長安荔枝的故事興致勃勃、感同身受，正是這綿延千年的基因被激活的最好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