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北約峰會在荷蘭海牙拉開帷幕。按照慣例，除了北約32個成員國的代表外，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等亞太國家也會受邀出席。然而，在峰會即將召開之際，這些“印太伙伴”卻集體表示缺席。這一突如其來的變化，讓特朗普的一系列計劃提前破產，同時暴露了美國在盟友圈內部的裂痕。

日韓澳三國缺席北約峰會的決定，不僅讓特朗普的“遏華”計劃戛然而止，也為北約內部的矛盾增添了一層新的復雜性。 在這場權力與利益的博弈中，亞太盟友的集體退席，究竟釋放了什么信號？

今年的北約峰會，原本被視為一次凝聚盟友力量的重要契機。特朗普計劃在峰會上推動北約各成員國將軍費開支提高到本國GDP的5%，并借此強化北約對中國的戰略圍堵。 然而，這一計劃從一開始就招致了盟友的不滿。

北約成員國對特朗普的“雙標政策”早已心生不滿。 美國自己并未承諾將軍費開支提高到GDP的5%，卻強迫其他成員國執行這一要求。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做法，讓北約內部的矛盾進一步激化。為了應對特朗普的壓力，各國采取了“拖字訣”，同意將軍費開支目標推遲到2035年，而這一時間點早已超出了特朗普的任期。

不僅北約內部矛盾不斷，特朗普與亞太盟友的關系也日益緊張。 原計劃出席峰會的韓國總統李在明、日本首相石破茂和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先后宣布取消行程。理由雖各有不同，但背后卻顯現出對美國的不滿與失望。

日韓澳三國的“集體退席”，絕非偶然事件，而是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從表面上看，這一決定與特朗普在G7峰會上對日韓澳領導人的“冷處理”有直接關聯。

在不久前的G7峰會上，特朗普不僅提前退場，還未對日韓澳領導人做出任何解釋。這種外交場合的公開冷落，深深刺痛了這三國的自尊心。作為美國的傳統盟友，日韓澳本希望通過與特朗普的會晤，提升各自的國際地位，但最終卻淪為被“放鴿子”的對象。

更重要的是，日韓澳在過去三年的北約峰會參與經歷中，逐漸意識到了自身的“陪跑”角色。 北約的核心議題始終圍繞歐洲安全展開，與日韓澳的核心利益關聯甚微。無論是文化、語言還是歷史紐帶，日韓澳都無法真正融入這個“白人俱樂部”。當參與的成本遠超收益，日韓澳自然會選擇退出這場“可有可無”的峰會。

特朗普原本希望借助北約峰會，推動“印太伙伴計劃”，通過日韓澳與北約的聯動，將北約的戰略觸角延伸至亞太地區。然而，日韓澳的缺席，讓這一計劃徹底破產，也讓美國的“遏華”戰略遭遇重挫。

首先，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破壞了盟友間的信任。 自上臺以來，特朗普一再強調美國的利益優先，要求盟友承擔更多的防務義務，卻在關鍵時刻對盟友漠不關心。這種只索取、不付出的態度，讓日韓澳對美國的信任不斷下降。

其次，特朗普的單邊行為，削弱了美國在亞太的領導力。 從隨意揮舞關稅大棒到中途退出國際協議，特朗普的外交風格給日韓澳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日韓澳逐漸認識到，與其一味討好美國，不如尋求與中國等周邊國家的合作。

在亞太盟友缺席的背景下，北約秘書長呂特試圖通過炒作臺海議題，為峰會尋找新的凝聚力。他聲稱，“大陸的軍事集結正在加劇臺海沖突的風險，北約必須對此做好準備。” 呂特的這番話，明顯意在干涉臺海局勢。

呂特的言論背后，是北約對中國崛起的恐懼。 通過將中國與俄羅斯捆綁在一起，北約試圖為插手臺海問題尋找借口。然而，這種邏輯不僅站不住腳，還可能引發更大的地區緊張。

臺灣問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任何外部干涉都注定徒勞無功。 北約若執意插手臺海局勢，中方必將采取堅決反制措施。呂特的“臺海定調”，只會讓北約在亞洲事務中的處境更加尷尬。

日韓澳的缺席，釋放了一個重要信號：亞太盟友正在重新評估與美國的關系。面對美國的不可靠與北約的邊緣化，日韓澳開始意識到，與中國合作才是更務實的選擇。

中國作為亞太地區的經濟引擎，為日韓澳提供了巨大的市場與發展機遇。 無論是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還是“一帶一路”倡議，中國都在推動亞太地區的共同繁榮。與中國合作，不僅能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還能避免被卷入大國博弈的漩渦。

亞太盟友的集體缺席，不僅讓特朗普的計劃提前破產，也暴露了北約內部的矛盾與美國影響力的下降。在全球多極化的時代，依靠軍事同盟維系霸權的模式，已經難以適應時代的需求。

未來的亞太地區，注定將以合作與共贏為主旋律。日韓澳的選擇，既是對美國單邊主義的反思，也是對自身利益的理性回歸。 而中國作為區域合作的倡導者與推動者，必將在這一過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