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文以“中國對中東外交一貫堅持中立原則”為題刊發于今日（2025.6.25）中國網，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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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網刊發版本對原稿刪改較多，這里貼出一個比較接近原稿的版本。

2025.6.25

從伊朗戰敗停火看中國中東外交中立原則

梅新育

從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以色列引爆的以色列-哈馬斯戰爭，到這場剛剛結束的以色列-伊朗十二日戰爭，本質上可以說都是以色列-伊朗戰爭，只不過前期的戰斗主要發生在以色列與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等伊朗“代理人”之間，十二日戰爭則是與伊朗的直接戰爭。

在這場戰爭爆發之初，我國政府就明確宣示了對中東外交一貫堅持的中立原則；超過一年半的戰爭進程，十二日戰爭伊朗蒙受重創不得不吞下戰敗停火苦果的結局，越發突顯了中國對中東外交堅持中立原則一貫立場的重要性。

“中國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同的朋友”——早在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以色列引爆新一輪中東戰爭后的第一場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就以這樣的表述宣示了中國在中東沖突中的中立原則立場，而且在這一場記者會上就向阿聯酋半島電視臺、路透社記者答復講了兩遍。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聯大一般性辯論上發言。 圖自聯合國官網

從那時至今，在超過一年半的戰爭進程中，我國政府在不同場合、不同層次又多次重申上述中立原則立場。典型如以色列-哈馬斯戰爭爆發一周年之際，在2024年10月8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明確表示：

“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合法權利應得到實現，以色列的合理安全關切也應得到重視。”

而且，與一年前一樣講了兩遍，首先是答復中國新聞社記者提問時作出上述表述，其后在彭博社記者追問確認時給予了肯定答復，并進一步強調“這是中方的一貫立場”。

正是基于這一中立原則立場，我國政府對中東沖突的表態始終強調反對打著“民族自決”等旗號實施恐怖主義行為，對其中的涉核問題強調國際原子能機構的保障監督。

前者典型如2024年2月22日外交部法律顧問、條法司司長馬新民代表中國在國際法院巴勒斯坦被占領土問題咨詢意見案口頭程序中進行陳述，依據中國關于巴勒斯坦問題的政策立場，闡述中國關于法院咨詢管轄權、民族自決權、使用武力法和國際人道法等法律問題的觀點和主張。正是在這篇陳述中，馬新民一方面聲明，巴勒斯坦人民有權武力反抗外國壓迫，一方面明白表示：

“應該強調的是，任何實體或個人以行使自決權的名義，對殖民統治或外國占領以外的目標使用武力是非法的，同時，在各國人民合法的武裝斗爭中，有義務遵守國際人道法，特別是避免違反國際人道法實施恐怖主義行為。”

2023年10月11日以色列政府網站公布“阿克薩洪水”中外國公民被殺及失聯人數

2025年1月公布的哈馬斯手里10名非西方人質照片

后者典型如在特朗普宣布轟炸伊朗福爾多、納坦茲、伊斯法罕三處核設施當天，我國外交部發言人就表態強烈譴責美方襲擊伊朗，“攻擊國際原子能機構監管下的核設施”——其中“國際原子能機構監管下”這一定語至關重要，不可缺少。次日，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記者會中再次強調了這一立場表述。

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12天戰爭中，以色列方面從總理內塔尼亞胡到部長都曾多次赴遭遇伊朗導彈轟炸現場調研、演講，伊朗高層只有佩澤希齊揚一人現身街頭大規模民眾活動中

中國對中東外交為什么應當堅持中立原則一貫立場？

長期根本原因在于從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區到整個中東區域與我國沒有歷史文化淵源，更非我國核心利益所在，卻種族、宗教、文化等多種矛盾極端錯綜復雜，我們若不堅持中立原則，極易在這一區域深陷泥潭，吃力不討好，甚至遭遇我們的“阿富汗墳場”。

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區幅員雖小，在二戰后的國際風云激蕩中其戰和形勢變化卻牽動世界。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對此地的關注自不待言，對于西方世界而言，此地既是歐洲的臥榻之側，更是出自基督教文化傳統的西方世界的鄒魯、河洛、長安、黃陵、曲阜；耶路撒冷是基督教和猶太教的第一圣地，在伊斯蘭教中只能算次于麥加、麥地那的第三圣地；由此對西方國家主體民眾深層次思想感情、進而對這些國家政治走向的影響，我們不可低估，也需要前瞻。

關于耶路撒冷，作為一個利益和影響日益遍及全球的復興大國，我們不能只看到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對這個第三圣地的重視，而漠視西方世界對這個第一圣地的重視與文化認同、情感寄托。

要知道，千百年來穆斯林一直重視的是對麥加和麥地那的朝覲，對耶路撒冷宗教地位的重視是二戰之后方才逐步凸顯的；而基督教世界千年以來一直有赴耶路撒冷朝覲的傳統，自19世紀汽船大興以來更是掀起了席卷社會基層到上流社會的朝覲熱潮。

經過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兩大宗教的千年斗爭，西方世界主體民眾內心深處對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區的感情類似南宋人看河洛、洙泗，這種感情在承平之世會休眠但不可能泯滅，而且會因形勢發展而被激發，還會被政治勢力認識到并有意識激發，我們需要正視。

須知，直到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以奧地利-波蘭聯軍贏得維也納保衛戰勝利為標志，數百年來殊死抗擊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入侵的歐洲人民方才從戰略防御全面轉入戰略反攻，匈牙利、塞爾維亞等國相繼解放；

直到1815年（清嘉慶二十年），美國方才最終徹底結束了向掠賣“白奴”的北非穆斯林巴巴里海盜王國繳納貢金的恥辱歷史，其它歐洲國家相繼跟進；

直到1830年（清道光十年），希臘民族解放戰爭方才贏得奧斯曼土耳其蘇丹承認勝利，希臘淪亡數百年后重獲獨立自由；

直到1877—1878年（清光緒三年至光緒四年），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巴爾干半島國家方才徹底粉碎奧斯曼土耳其五百年奴役而贏得民族解放、國家獨立；

我們反對西方霸權主義是反對西方反華勢力的行徑，并不是反對歐美西方主體民族全民；抗擊美國反華勢力對華“新冷戰”如果被我們打成了中國與整個西方世界的種族、文化、社會制度等全面斗爭，那我們在戰略上就起步失敗了，在中東沖突中背離中立原則立場恰恰是最有可能導致我們陷入這種戰略失敗之處。

進一步客觀、深入觀察，我們可以看到，社會思想感情天然更親近西方而不是中國，這是中東-伊斯蘭世界普遍存在的情況，這種情況進一步大大提升了我們在中東外交中背離中立原則立場反而吃力不討好的風險概率。

而且，中東-伊斯蘭世界思想感情天然更親近西方而不是中國和日韓等東亞國家，有著深刻的社會文化和宗教教義、認同根源。歸根結底，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一脈同源，中華文明與之格格不入。

回顧總結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歷史，新興大國企圖通過支持伊斯蘭勢力推翻守成霸權，無一例外都遭到了失敗：

一戰時，德國與伊斯蘭世界老大、共主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結盟，反對英法霸權，戰敗；

二戰時，德國拉攏阿拉伯民族主義和宗教勢力，拉攏土耳其、波斯、直至阿富汗，希望借他們助力，在中東區域擊敗英國霸權，慘敗；

冷戰時期，蘇聯在中東，與阿拉伯等民族主義勢力結盟對抗西方霸權，失敗；

如果只有一次這樣，可能會是偶然；八十年間，連續三場全球性命運決斗，次次如此，這就絕對不可能是偶然了。對上述歷史教訓，我們需要正視，需要冷靜、客觀總結、汲取。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西方反華勢力對華“新冷戰”圖謀已成，我們對外工作的重心是“伐交”，要因勢利導最大程度結交分化西方陣營內不同國家、不同政治勢力、不同階層，不宜急于將整個西方、某個西方國家整體視為敵手。我們對中東沖突，可以在某一階段一定程度上偏向某一方，但不宜根本改變總體中立原則立場。

我國從“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國運低谷走到現在，一路是用血肉鋪就，浸透了我們幾代人的汗水、淚水，現在看到了登頂曙光，惟其如此，不能不認真總結汲取歷史經驗教訓，積極穩妥，以免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耗竭我們幾代人的犧牲付出。

（2025.6.25，僅代表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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