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擊關注，每天都有名人故事感動您！

徐玉蘭（右）與王文娟

徐玉蘭是越劇徐派小生的創始人，王文娟是越劇王派花旦的創始人。兩人在舞臺上是一對黃金搭檔，主演了《紅樓夢》《追魚》《春香傳》《西園記》等一系列經典越劇劇目，深受戲迷追捧。

上世紀80年代，徐玉蘭、王文娟聯手創辦紅樓劇團，經歷了不為人知的艱辛……

01

上世紀80年代初，上海越劇院因為特殊年代的原因，一團、二團的建制都被打亂了，優秀演員都去了男女合演團。

上海越劇院二團的演員沒有戲演，大家都拿一樣的工資，工作積極性極差。

在時代浪潮的裹挾下，徐玉蘭決定打破大鍋飯，將二團的擔子挑起來。她將想法告訴了老搭檔王文娟，對方爽快地說：我支持你，我們一起干。

1983年6月，徐玉蘭和王文娟從香港演出回到上海，向上級遞交了“關于組建體制改革試驗演出團”的報告。

上海越劇院領導看了后，將報告遞交給上海市委、市委宣傳部、市文化局。

徐玉蘭、王文娟左等右等，卻遲遲沒等來批復。徐玉蘭向上海越劇院領導打聽報告的批復情況，對方說：我也不清楚，你和王文娟別折騰了。你們都是國寶級的藝術家，單位決定成立越劇研究所，你們就去那里工作吧。

（徐玉蘭）

徐玉蘭和王文娟不愿意提前養老，創辦改革團的信心不動搖。因上級不批復，徐玉蘭與王文娟便重新起草了一份方案。

不少演員聽說徐玉蘭、王文娟要組團，紛紛跑來打聽消息，并表示要加入她們的改革團。

徐玉蘭、王文娟再次將方案交上去后，又石沉大海。

不久，上海越劇院開會，一位副院長說話不得體：舊社會都叫我們戲子，現在我們成了受人尊敬的文藝工作者，可有的人卻要倒回去做舊社會的戲子。

徐玉蘭（右）與王文娟合影

這句話傷害了徐玉蘭和王文娟，王文娟性格內斂，徐玉蘭脾氣火爆，她呼的一下站起來，頂撞副院長：你也是從舊社會的戲子過來的，不要以為你在追求進步，我們也是為了繁榮越劇事業做貢獻，不是為了一己私利。一番話駁得副院長啞口無言。

02

改革團還沒有組建，徐玉蘭、王文娟就感受到了巨大壓力。

團里一些老演員生怕徐玉蘭、王文娟發財，到處散布流言蜚語。還有演員向上海的報紙爆料，記者在沒有調查核實的基礎上，寫文章攻擊徐玉蘭和王文娟。文章里說她們帶領演員在香港陪酒、唱曲，對方給的羊毛衫她們100年也穿不完。

（徐玉蘭）

徐玉蘭和王文娟拿著報紙去上海統戰部說明情況：一是我們沒有陪酒、唱曲。告別宴會上，為了感謝主辦方，我們一人唱了一段。二是我們和演員帶回來的羊毛衫是自己買的，還有親戚送的，怎么100年穿不完？

相關領導同意在內參上寫文章說明，才消除了徐玉蘭、王文娟的怒火。

為了早日組建改革團，王文娟經常帶領演員去徐玉蘭家開會。團里又有人散布謠言，說她們搞小利益集團，在一起開“黑會”。

為了不刺激同事，此后徐玉蘭、王文娟便去上海郊區的一處招待所開會。

（王文娟）

散會后他們等最后一班公共汽車，夜深了車子久久不來。時值隆冬，徐玉蘭、王文娟的腳都凍麻了，便像孩子一樣在車站跳來跳去。

1984年12月，徐玉蘭、王文娟又向上級遞交了組建改革團的方案，提出組建一個由市文化局領導的獨立演出團。與此前兩份報告相比，這個方案更成熟，更具操作性。

1985年1月，相關領導終于批復了，同意徐玉蘭、王文娟組建獨立演出團。

王文娟（左）與編劇吳兆芬（1937年3月19日—2018年7月23日）

徐玉蘭、王文娟召集演員們給劇團取名字，誰取的名字被采用了，就獎勵20元錢。編劇吳兆芬覺得上海越劇團的《紅樓夢》影響最大，提出劇團叫紅樓劇團，大家都覺得這個名字響亮，一致認可。徐玉蘭、王文娟真的獎勵了吳兆芬20元錢。

03

1985年3月29日，紅樓劇團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化局給紅樓劇團每年補貼6.5萬元，每推出一部新劇補貼2萬元。

紅樓劇團一年演出達到170場，補貼1萬元。紅樓劇團演員的工資和福利待遇還與以前一樣，劇團的其他開支自行負擔。

（徐玉蘭）

徐玉蘭擔任紅樓劇團團長，王文娟任副團長。創業伊始，紅樓劇團的條件相當艱苦，他們沒有自己的排練場，只有等上海越劇院的演員排練完了，他們才進去排練。

1985年7月，排練場里的氣溫高達38度，熱得像個火爐。恰巧上海市文化局的領導來考察劇團，見徐玉蘭、王文娟熱得要中暑，領導便派人從市文化局拿來3臺電風扇。

紅樓劇團的演員大多是從二團過來的，不缺老演員，缺的是新生力量。

（王文娟與弟子單仰萍）

當時錢惠麗、王志萍、單仰萍在上海越劇院進修，徐玉蘭與王文娟決定將她們調入紅樓劇團。

錢惠麗是徐玉蘭的學生，王志萍、單仰萍是王文娟的學生，兩人分別找3個學生談話，她們都愿意來紅樓劇團。

當時錢惠麗是諸暨越劇團的，王志萍的編制在舟山越劇團，單仰萍的編制在桐廬越劇團。得知徐玉蘭、王文娟要將3人挖走，浙江省文化廳副廳長帶了12個領導來到上海，鄭重地與徐玉蘭、王文娟交涉。他們指責徐玉蘭、王文娟挖墻腳，給兩人扣各種帽子。

（錢惠麗與恩師徐玉蘭）

浙江省文化廳還通過媒體造勢，《錢江晚報》一連發了6篇文章，批評徐玉蘭、王文娟挖墻腳。

錢惠麗、王志萍、單仰萍體諒恩師處境艱難，頂住巨大壓力，先來到了紅樓劇團，但她們的調動手續一直辦不了。

后來上海市相關部門與浙江省文化廳多次交涉，終于將錢惠麗、王志萍、單仰萍調進了紅樓劇團。

04

徐玉蘭、王文娟組織演員們重新排演了《追魚》《皇帝與村姑》《孟麗君》《碧玉簪》《西園記》，還推出了新劇目《瓜園曲》。

（單仰萍劇照）

1985年秋天，徐玉蘭、王文娟帶領紅樓劇團赴溫州、寧波、汕頭、廣州、深圳等地演出，所到之處廣受歡迎。

徐玉蘭和王文娟這兩個正、副團長，要為劇團的幾十人操心，經常忙到深夜才睡。

為了省錢，兩人想出各種招。此前她們當演員，去外地只管演出，沒想到帶團要面對方方面面的難題。

1985年9月下旬，徐玉蘭、王文娟帶隊正在深圳演出，上海市文化局突然來了兩位領導。對方說文藝改革要進一步深化，以后財政就不給紅樓劇團的演員發工資了，劇團自負盈虧。

徐玉蘭和王文娟頭都大了，紅樓劇團有70多人，每月光工資就得多少錢呀！兩人著急上火，滿嘴起了水泡。

演出結束回到上海，徐玉蘭、王文娟只得狠心裁掉了25個人，劇團保留50個人，這樣每月能節省一大筆工資。

被裁的演員和工作人員哭哭啼啼，有的給上級領導寫匿名信，檢舉徐玉蘭、王文娟。但她們財務清清白白，一心為劇團著想，誣告信沒起到任何作用。

1987年，徐玉蘭、王文娟帶領紅樓劇團去德清、舟山、南匯等地演出。城市演完了，她們又帶團去村鎮、郊縣工廠演出。

徐玉蘭（左）與王文娟合影

由于演員少，徐玉蘭、王文娟經常登臺演出。有一次兩人都高燒到39度，她們堅持將戲演完，差點暈倒在舞臺上。

1987年，上海舉辦上海國際藝術節，國內外有1600多位藝術家登臺獻藝。錢惠麗、王志萍、單仰萍主演的《追魚》引起轟動，紅樓劇團聲名遠播。

隨后，新華社香港分社、香港聯藝娛樂公司邀請紅樓劇團赴香港演出。

徐玉蘭、王文娟率領演員們演出了《紅樓夢》《追魚》《皇帝與村姑》等5臺大戲，贏得了香港戲迷的廣泛歡迎。

05

紅樓劇團經費比較緊張，要解決50個人的吃飯問題，賬面上經常沒有錢。他們去香港演出前，徐玉蘭和王文娟向市文化局借了2萬多元，給每個演員發了500元的裝備費。

紅樓劇團在香港演出，一共掙了100多萬元，但宣傳廣告費就花了80多萬元，主辦方給了紅樓劇團10萬元。

兩天后，徐玉蘭無意中從香港《大公報》那里得知，紅樓劇團僅開場戲就掙了100萬，她覺得主辦方給的10萬元少了。

于是徐玉蘭、王文娟又找主辦方交涉，對方又給了3萬元。香港社會各界給紅樓劇團捐了幾萬元，紅樓劇團還清借款后，給每個演員發了3000塊錢紅包，其余的錢作為劇團的流動資金。

見紅樓劇團名氣越來越大，1988年，泰國正大集團總裁謝國民找到徐玉蘭、王文娟，提出投資聯營。這自然是好事，隨后紅樓劇團一行47人赴泰國演出。

他們共演出19天，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回到上海后，徐玉蘭因為勞累過度，心臟出現了早搏。她在上海華東醫院就醫時，醫生叮囑她：你必須勞逸結合，否則后果不堪設想。

徐玉蘭只住了4天院，就出院帶領演員們排練。

1989年9月19日，紅樓劇團與正大集團汕頭投資有限公司正式簽訂合約，正大集團每年給紅樓劇團投資30萬元人民幣，并安排劇團去泰國演出。

紅樓劇團越辦越好，徐玉蘭與王文娟又帶領大家排演新劇目《毋忘曲》，受到廣泛好評。

1990年12月7日，紅樓劇團再次赴泰國演出，原計劃演14場，因為觀眾反響良好，又加演了13場，一共演了27場。

演員們在臺上演出《追魚》《紅樓夢》《孟麗君》，臺下很多華人戲迷跟著唱里面的唱段，場面非常感人。徐玉蘭、王文娟淚光盈盈。

單仰萍（左）與錢惠麗

（王文娟）

（左起：徐玉蘭、王文娟、孫道臨）

1991年4月，上海越劇院推行體制改革，紅樓劇團與青年越劇團合并了。徐玉蘭、王文娟正式退出了紅樓劇團，被聘為藝術顧問。

徐玉蘭、王文娟籌辦紅樓劇團，并帶領劇團一步步壯大，品嘗了意想不到的心酸和坎坷。這段經歷成為她們一生中最寶貴的財富，也成為兩人人生履歷上的閃光點，至今還被廣大戲迷津津樂道。

首發作品，抄襲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