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1907年9月15日生在四川銅梁，家里條件還不錯，算得上書香門第。小時候他就挺聰明，腦子活絡，1925年考進了黃埔軍校第五期。那時候正趕上國共合作，黃埔軍校里共產主義思想很活躍，郭汝瑰聽著聽著就有點心動了。

1928年，他在川軍將領郭汝棟的部隊里，碰上了中共黨員袁鏡銘。袁鏡銘看他思想進步，就拉他入了黨。郭汝瑰當時在土屋里對著黨旗宣誓，聲音不大，但心里那股勁兒挺足。

可沒過多久，事情就變了味。1927年寧漢分裂，蔣介石搞清黨，郭汝瑰因為堂兄是軍閥，行動受限，跟黨組織斷了聯系。1930年，他被送去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

在日本，他白天學軍事，晚上偷偷看《資本論》，心里還惦記著革命。1937年抗戰爆發，他提前回國上了戰場，在第十八軍、第五十四軍干得不錯，得了陳誠的賞識，一路升到了國民黨的高層。

到了1945年，抗戰快勝利的時候，郭汝瑰在重慶遇到了老同學任狄猷。倆人一聊，都想找黨組織。通過任狄猷的弟弟任廉儒，他聯系上了董必武。董必武跟他聊了一夜，決定讓他留在國民黨內部干情報。

從那以后，郭汝瑰就過上了雙面生活，表面上是蔣介石的親信，背地里給中共送情報。他干得挺出色，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不少作戰計劃都被他泄露給了中共，幫了大忙。

再說劉斐，1897年出生在湖南醴陵，家里窮得叮當響，但他腦子好使。19歲那年，他投奔了桂系的白崇禧，憑著聰明勁兒，很快就成了白崇禧的得力助手。1926年，他跑去日本留學，學了政治經濟，還研究了日本的軍事。

1934年回國后，他幫李宗仁、白崇禧搞抗日反蔣活動。1936年“兩廣事變”的時候，他靠著外交手腕促成了蔣介石和桂系的和解，名聲一下子就起來了。

抗戰爆發后，劉斐干得也不賴。他當了對日作戰組的中將組長，幫李宗仁指揮臺兒莊戰役，打得日本人有點懵。1940年，他升到軍令部次長，參與了武漢保衛戰這些大仗的策劃。到了1947年內戰開打，他又當上了國防部次長，負責制定作戰指令。可以說，他在國民黨軍里是個重量級的人物，腦子活，手腕硬，是桂系的“智囊”。

郭汝瑰和劉斐都是蔣介石的親信，可這倆人關系差得沒法說。郭汝瑰是陳誠的人，劉斐是桂系的，派系不一樣，性格也完全不搭。郭汝瑰做事雷厲風行，說話直來直去；劉斐呢，沉穩得很，話里總帶著點深意。倆人在國防部的會議上經常吵得不可開交，火藥味濃得嗆人。

有一次，1947年的會議上，郭汝瑰提議增兵華北，說再不打就丟了。劉斐當場反對，說后勤跟不上，硬打是找死。郭汝瑰急了，拍桌子吼起來，劉斐卻慢悠悠地說：“欲速則不達。”這種事多了，倆人甚至在蔣介石面前互相指著鼻子罵對方是“共諜”，關系惡劣到極點。

到了1948年6月底到7月初，國民黨在睢杞戰役里栽了個大跟頭。區壽年、黃百韜、邱清泉三個兵團加起來30萬人，本來計劃撤到徐州防守。可劉斐在作戰室里大手一揮，改了命令，讓區壽年兵團守睢縣。

區壽年這人優柔寡斷，聽了劉斐的話，真就死守睢縣。結果呢，粟裕帶著華東野戰軍一夜之間就把區壽年兵團5萬多人全收拾了，區壽年和師長沈澄年還被活捉了。

這場敗仗把國民黨高層震得不輕，蔣介石臉都綠了。郭汝瑰一看，心想這不就是搞劉斐的好機會嗎？他趕緊準備了一份奏折，想向蔣介石舉報劉斐指揮失誤，借機把他拉下馬。

就在郭汝瑰摩拳擦掌準備動手的時候，劉斐主動找上門來了。那是1948年7月的一個下午，南京熱得跟蒸籠似的，郭汝瑰在辦公室里寫奏折，劉斐推門進來。他穿著軍服，肩章上的金星挺顯眼，臉上帶著點疲憊。

郭汝瑰抬頭，冷冷地說了句：“睢杞之敗，你跑不了責任。”劉斐沒急也沒惱，反而走到窗邊推開窗戶，熱風吹進來，他轉過身說了句：“這是一場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不簡單啊！”

郭汝瑰當時就愣了，手里的筆停在半空，心想：這話啥意思？“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聽著咋那么像共產黨人的口氣？他盯著劉斐，想從他臉上看出點啥，可劉斐說完就走了，留他一個人在屋里犯嘀咕。

郭汝瑰越想越覺得不對勁。劉斐那句話，太像共產黨人平時說的“革命”之類的話了。他回憶起自己在黃埔軍校的時候，共產黨人老掛在嘴邊的就是“翻天覆地”、“革命勝利”。難道劉斐也是地下黨？可他手里沒證據，又不敢亂猜。

過了幾天，他找到任廉儒，在一家茶肆里低聲問：“劉斐那話啥意思？他是不是咱們的人？”任廉儒端著茶杯，搖搖頭說：“我只管跟你聯系，他的事我不知道。你別亂動，小心誤傷自己人。”這話讓郭汝瑰心里更亂了，懷疑歸懷疑，但啥也確定不了。

劉斐到底是不是中共的人，歷史上一直沒個定論。大陸的資料說，1949年劉斐選擇留在北平，參加了新政協，后來在新中國干了不少要職，可他從沒被確認為中共黨員或者地下工作者。大陸這邊叫他“黨的一位真誠朋友”，挺客氣的。臺灣那邊就不一樣了，有人指著他鼻子罵“共諜”，但也沒啥真憑實據。

1949年4月，劉斐作為和談代表團的人去了北平，見了毛澤東。毛主席在香山雙清別墅接見他，說他是“和平的使者”。毛主席還說了句：“李宗仁現在是六親無靠，只要真心和談，共產黨是靠得住的。”劉斐聽著連連點頭。和談沒成，他也沒回南京，直接留在了北平。

后來，1949年5月，他從北平跑到天津，再到香港，拉了44個國民黨軍政人員通電起義，投奔了新中國。1950年，他當了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水利部部長，后來還干過全國政協副主席，一直到1987年在廣州去世，活了90歲。

從這些來看，劉斐在解放戰爭后期確實傾向共產黨，可要說他是不是地下黨員或者情報員，真沒證據。郭汝瑰那時候的懷疑，可能就是因為劉斐的言行和政治態度太“左”了，但到底是不是同志，他也搞不清。

郭汝瑰和劉斐這倆人的故事，就是解放戰爭里國共斗爭的一個小縮影。郭汝瑰靠著自己的雙重身份，給中共立了大功；劉斐呢，作為國民黨將領，最后選了人民這邊。兩人之間的恩怨和誤會，反映出那時候政治有多復雜，人心有多難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