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4日，撫順戰犯管理所正在進行一場特赦大會。臺下的溥儀正襟危坐，心里不自覺地為他的獄友們高興。

突然，一個熟悉的名字從宣讀員嘴里念了出來：“愛新覺羅·溥儀。”

53歲的溥儀有些恍惚，自從1945年被逮捕后，他就從未想過還有機會獲得自由。然而，更令他想不到的，還有后續的工作漲薪、回懟郭沫若……干的事情，一件比一件暢快。

作為“前朝遺留”的階下囚，溥儀的人生經歷只能用五個字來形容：萬萬想不到。

一、被捕后，創下遠東軍事法庭的記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溥儀也頒布了《退位詔書》。4天后，他在沈陽機場行色匆匆，準備和日本關東軍一起從奉天飛往日本。

沒成想，蘇聯紅軍空降奉天，當場逮捕了這個末代帝王。

那一刻，溥儀閉了閉眼，當即認命。

在他看來，一朝天子一朝臣，如今在這種情況下被抓，也就只能任人宰割了。

第二年的8月16日，溥儀被帶到了日本，作為證人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午11點25分，溥儀被傳喚上庭。

當時的他，40歲，身穿黑色西裝、白襯衫，打著精神的領帶，腳上的黑皮鞋锃光瓦亮，滿頭厚厚的黑發，其中還有一揪落在了寬闊的前額上。

雖是戰犯身份，卻顯得格外精神。

一開始，溥儀還能氣定神閑地回答問題，詳細敘述自己在九一八事變后，是如何被強迫的。

但是，當提到自己22歲的妻子譚玉齡被殺害時、提到日本人給他送天皇神器和寶劍時，溥儀使勁兒地拍打著證人臺：恥辱！

憤怒、痛苦、悲傷，全部交織在一起。

在庭審過程中，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英文很好的溥儀，堅持在法庭上使用中文作答，而且用的還是偏文言文的中文。

這可給現場的翻譯人員出了大難題，他們不僅要做到如實翻譯，還要把溥儀的一部分“言外之意”給表達出來，向法庭做說明。

后來，由于翻譯的工作量太大，麥克阿瑟還不得不將他的私人中文翻譯也調到了法庭，協助工作。

現在我們看到的遺留下來的溥儀在庭審中的圖片，氣定神閑，坐姿頗有帝王氣質，大概率是他說完一句文言文，翻譯員們正在燒腦轉述。

因為翻譯的問題，一直到8月27日，溥儀才結束作證，退出軍事法庭。至此，他站在證人席上的時間整整8天，創下了遠東軍事法庭單人作證時間的最長記錄。

據估計，這8天里，起碼有6天的時間都用在了翻譯上。

有人揣測，這是溥儀想要最后一次在閃光燈下展示中華文化、語言魅力。但也有不少人認為，這其實是溥儀故意的，企圖用文言文來模糊部分問題，以逃避責任。

二、關押14年，迎來特赦

作證結束后，溥儀再次被送回了蘇聯的收容所，繼續他特殊的俘虜生活。之所以說“特殊”，是因為他的確過著和其他被拘人員，完全不同的生活。

• 比如，別人都是一群人用餐，而溥儀可以單獨用餐；
• 別人都要參加勞動，但溥儀可以享受歲月靜好；
• 甚至，連打蒼蠅、打蚊子這種小事情都有人幫他做了……

1950年，溥儀被引渡回中國，進入了撫順戰犯管理所，正式接受思想再教育和勞動改造。

在撫順，溥儀從一開始的抗拒，到慢慢認罪；從衣服都疊的亂七八糟，到后面還學會了自己縫衣服。“奉天承運”的世界觀在崩塌，“人民”兩個字一點點進入到他的腦海里。

到1959年時，溥儀已經徹底改頭換面，深刻認識到了自己給人民帶來的苦難。所以，在第一批特赦名單宣布的時候，他根本不抱任何希望，用他自己的話說：

“有誰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惡嚴重，論表現我也不比別人強，我還不夠特赦條件。”

當天，聽到自己也在特赦之列的溥儀，高興地像個孩子，不是因為他獲得了自由，而是他覺得自己被人民肯定了。

出去之后，溥儀回到了北京，住進了政府安排的旅館：一件小屋、一張單人床、一張桌子、幾把椅子，就是全部。

很簡單，但溥儀卻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輕松。

安頓好之后，接下來的事情就是找工作。可找個什么工作呢？

特赦犯的身份本來就尷尬，溥儀自己也沒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工作技能。更何況，在那個時候，誰敢要一個前清皇帝呢？

就在他愁眉苦臉的時候，政府又給他安排了一個植物園園丁的工作，月薪60元。這對于已經54歲的溥儀來說，再合適不過。

每天不用太多思考，一睜眼就和花花草草待在一起，精心養神。

而且，月薪還有60元。

60元是個什么概念呢？

當時的燒餅，價格大概在3-4分錢左右。1塊錢就能買下30多個燒餅，足夠一家五口2天的口糧。

溥儀這份植物園的工作，屬于妥妥的舒適穩定，還高工資。

三、升職加薪，回懟郭沫若

在植物園干了一段時間后，溥儀又收到了一紙調令，讓他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去工作，并且月薪從60元提高到了100元。

文史資料協會，這剛剛好是溥儀的專業對口。

從小接受宮廷教育的他，早就熟讀了許多宮廷典籍，見慣了文物。他自己，就是個行走的活歷史。

在文史資料協會的工作，讓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價值觀。快60歲的他，每天都干勁滿滿，還有了新的老婆——護士李淑賢。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郭沫若也盯上了溥儀。

當時的郭沫若剛從定陵挖掘的悲劇中，緩過神來，他決心一定要繼續史學研究。那會，他已經是甲骨文研究的權威專家，公認的史學權威。

可正當他要潛心研究清史資料的時候，一個大問題擺在了面前：滿文。

郭沫若確實學富五車，但恰恰好不會汶汶。而很多珍貴的清史資料，都是滿文寫的，要想研究清史，絕對繞不開滿文。

他也曾試圖自學滿文，可語言學習的周期太長了，年近70的他實在有些力不從心。

于是，郭沫若左看右看，四處尋覓動懂滿文的人，最后把主意打到了溥儀的頭上。

郭沫若覺得，溥儀是末代皇帝，肯定會滿文，而且自己又是史學界的泰斗，讓溥儀幫忙肯定不成問題。

這天，在北京文化界的聚會現場，郭沫若得知溥儀也在場，特意拿出一個制作精美的小鼻煙壺，向眾人展示：這是乾隆皇帝的御用職之物。

溥儀在一旁默默觀看，臉色明顯有些難看。

見多了清宮文物的他，一眼就看出不管是花紋風格，還是工藝，都不像真正的乾隆文物，實在忍不住的他，直接提出質疑：“郭先生，您可能弄錯了，這不是御用之物。”

郭沫若聽完，表情馬上僵住了，立馬讓在場的其他專家們審視。

最終結論和溥儀的說法一致：確實不是御用品。

此話不出，郭沫若臉上明顯有些掛不住，畢竟當著這么多人，有些損面子。但很快，郭沫若就調整過來，這恰恰說明溥儀有見識，給自己當滿文翻譯再合適不過。

趁此機會，他又湊上去誠懇地發出邀請：

“溥儀先生，近期我正在研究清史，遇到很多滿文資料需要翻譯，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協助我工作？”

聽到這句話，溥儀皺了皺眉頭，眼神里充滿了復雜。

大家也都盯著溥儀，期待他的回復。

過了一會，溥儀緩緩開口：我不會滿文。

郭沫若想過很多答案，唯獨沒想過這個。

是的，在溥儀3歲時，他的滿文老師伊克坦，是個滿臉麻子、身材矮小，還非常嚴肅的男人。每次溥儀只要一調皮，伊克坦就去找太后告狀。

一來二去，溥儀就越發討厭伊克坦，以至于根本沒認真學滿文，到他6歲時，就宣布退位了。那個時候，他更不愿意學滿文了。

當然，溥儀的這5個字，除了是事實之外，更加是托詞。

郭沫若在文化界、史學界的地位確實很高，但他不管是在名利，還是在做研究上，都有一股急功近利的氣質，從定陵挖掘的事情就可以看出來。

而溥儀，這輩子見過了太多的大風大浪，如今的他，只想過一些平靜的日子。哪怕是做研究，他也只愿意平平淡淡。

因此，對于給郭沫若當翻譯這件事情，他本能排斥。

兩個風格不契合的人，待在一起工作，只會有無窮無盡的麻煩。

后來，“溥儀不會滿文”也成了文化界茶余飯后的談資。

但我想，溥儀絲毫都不介意這個談資，畢竟對于一個兩度當帝王，兩度退位，還經過10年改造的人來說，晚年還能順從己心，已經極為難得了。

很多人，可能終其一生，都做不到。

你覺得呢？

參考資料：《我的前半生》，溥儀，光明日報出版社202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