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想象，昨天還打得頭破血流的雙方，僅僅一天后，突然就呈現出一副“三贏”的局面。

6月23日，特朗普在社媒上發文宣稱，以色列和伊朗已經就“全面徹底?；稹边_成默契，然后就是24日，卡塔爾首相埃米爾證實了?；鸬南ⅰ?/p>

可這種和平卻連一天都沒能撐過去，僅僅在卡塔爾首相回應的幾個小時以后，以色列就宣布再次檢測到伊朗彈道導彈的痕跡，伊朗也緊跟著給出了否認向以色列發射導彈的回應。

按說，事情的發展本該是在各方完成“情緒宣泄”后，在談判桌上進行后續的博弈，可明顯還有人不滿意這樣的結果，妄圖謀取更大的利益，于是還在將這潭水越攪越渾。

我們并不知道這場沖突何時才能過去，但是在觀望之余，還是能夠盤一盤這場沖突背后的深層邏輯——對于參戰的三方來說，他們相當迫切地需要這么一場戰爭來緩解現存的壓力……

伊朗玩崩

如果說，內塔尼亞胡需要通過戰時狀態來緩解以色列的政治危機，特朗普需要通過調停雙方來從中東進一步牟利，那么，伊朗又是因為什么才會需要打這場戰爭的呢？

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爆發以前，伊朗曾是美國在中東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但就是這樣一個國家，卻在短短數年間與美國的關系發生了顛覆性反轉，一度成為其“頭號敵人”。

很多人將這場轉折歸因于霍梅尼的反美立場，但當我們深究其中關節，才會發現，真正決定雙方命運的或許是伊朗的“最高領袖制度”。

之所以會如此歸因，是由于這一制度的理論基礎，并不源于現代政治的底層邏輯，而是來自伊斯蘭的宗教學說。

在什葉派的教義中，必須由具備資格的教法學者來代為行使國家領導權，而霍梅尼恰恰將這種不容置疑的神學權威搬上了國家權力的舞臺，用宗教代替了選票，用信仰替代了制度。

在霍梅尼的構想中，教法學家不僅可以指導信仰行為，更是應該直接領導國家，他將這一理論系統化，強調國家必須由最具威望的神職人員治理，并賦予其宗教與政治的雙重權威。

于是，在1979年革命勝利后，新憲法迅速確立了“最高領袖制度”，賦予了霍梅尼幾乎無限的實權。

不僅軍隊、司法、媒體等關鍵部門直接向最高領袖匯報，就連總統的產生和去留，也必須得到最高領袖的點頭。

這也是為何以色列的攻勢從來都是瞄準軍隊、電視臺，甚至是政府高層與哈梅內伊的重要原因。

在革命初期，霍梅尼也曾考慮過與美國保持接觸，畢竟除了經濟與軍事援助的“紅利”，伊朗能夠獲得核技術，也是多虧美國的“傾囊相授”，因此，霍梅尼甚至派出特使嘗試溝通。

但美國對巴列維政權的固執扶持，以及后來發起營救被扣押外交人員的“鷹爪行動”，直接加劇了霍梅尼對美國干涉的警惕，因此，反美情緒逐漸升溫。

再加上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憲法為確保接班人順利上位，將“最高領袖”的宗教資質要求降低。

雖然通過這種方式哈梅內伊得以上任，但制度原本的神學邏輯卻遭到破壞，宗教權威削弱與國家權力強化之間出現嚴重斷裂，“最高領袖制度”驟然間成為了一種“強人政治”的變體。

在這樣的背景下，伊朗變為了由少數神職集團主導的集權政治，甚至賦予了美國“大撒旦”的名字。

眼見伊朗的發展超出了想象，美國也就不再嘗試“挽回關系”，進而徹底放棄了接觸，轉向圍堵與制裁，而除了將美國變成對手，這一轉向更是在伊朗國內埋下了危機的禍根。

由于最高領袖的權力巨大，這就造成了嚴重的后果，2023年，最高領袖控制的宗教基金會直接掌握了全國35%的GDP，年均腐敗資金更是高達120億美元。

與此同時，權力傳承也再度陷入僵局，哈梅內伊已經是“放寬標準”后才得以上位，潛在候選人的資歷更加不足以服眾。

如果未來伊朗再來一次“為適應候選人而降低標準”的局面，“最高領袖制度”的合法性將遭遇全面崩塌。

于是，除了在外交上越來越孤立，伊朗在內政上也逐漸難以為繼，正是因為這種制度性困境，讓伊朗也陷入了通過“向外轉移矛盾”來緩解內部壓力的“怪圈”。

從這個層面來講，伊朗一心謀求擁核，或許也有為自己續命的深層考量：神權統治需要更有分量的“護身符”，而核武既可以作為對外談判的籌碼，也能讓內部的統治更為穩固。

之后，伊朗只需要等待“愿者上鉤”就可以了……

美以續命

如今我們已經親眼見識到了都有哪些國家愿意配合并主動“咬鉤”，但真要論起來，還真不好說是誰算計了誰，畢竟，大家是真的“各有所求”。

早在1995年，美國全面禁止本國企業參與伊朗的能源項目，意圖通過經濟封鎖來切斷伊朗發展的命脈。

但令美國沒有想到的是，伊朗的石油出口在短暫下滑后便迅速回升，僅僅一年就恢復到了日均263萬桶的水平。

這種“低效制裁”不僅沒能達到預期效果，反而促使伊朗更早地踏上了能源出口多元化的道路。

最為關鍵的是，這種制裁不僅沒能切斷技術與資金流，反而推動伊朗建立起一套平行金融體系和“抵抗經濟”框架，培養出替代性工業鏈。

美國石油公司的撤離直接留下了超過20億美元的市場份額空白，而伊朗則借此構建出“自力更生”的經濟模式，經濟韌性提升的同時，也為政權合法性注入了新的動力。

政治上的孤立同樣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美國將伊朗列入“無賴國家”名單，試圖將其妖魔化，結果卻正中伊朗保守派的下懷。

在國內輿論中，伊朗政府把這種孤立包裝成“伊斯蘭世界對抗西方霸權”的象征，使國內各派別在“共同敵人”的面前達成了空前的團結，美國的“極限施壓”，一度變成凝聚民心的推手。

長期以來，美國在冷戰思維的主導下，始終把伊朗的核計劃視為“波斯帝國野心”，而忽略了伊朗的區域性安全焦慮。

尤其是在2003年美國打擊伊拉克后，伊朗深刻意識到了即便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也無法保障自己的安全，于是，愈加將核技術視為國家安全的重要保險。

制裁越重，伊朗反應越激烈，2015年達成的伊核協議本是一線轉機，卻因特朗普退出協議、重啟制裁而被徹底打破。

伊朗隨即恢復并加速了濃縮鈾的制備，2023年便已具備制造4枚核彈所需的材料，核計劃與談判籌碼的雙面性，一度讓伊朗形成“在危機邊緣反復橫跳”的博弈模式。

每一次制裁升級，都在倒逼伊朗技術能力與制度控制力的提升，使其政權不僅未崩，反而愈發頑強。

最為關鍵的是，美國的打壓政策還讓伊朗形成了新的戰略依靠，俄羅斯出售先進武器系統，中國建設里海能源通道，與中俄合作的利好更是削弱了美國主導的國際制裁效果。

神權政體之所以能在極端壓力中存續，根本在于它將外部壓力轉化成內部合法性的憑據，這是一種獨特的“危機驅動型統治模式”。

革命衛隊等強硬派力量通過掌控核研發、石油出口和國防預算，構建起軍事復合體，再通過輿論宣傳，從事核事業的人都成了“民族英雄”。

這種形象塑造，成功激發出了青年一代的認同感，以至于在以色列暗殺事件后，報考核工程專業的伊朗學生反而激增了4倍。

在地緣層面，伊朗通過援助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哈馬斯等組織，在中東組建“抵抗軸心”，更是進一步將自身安全與地區影響力綁定。

在這樣的框架下，能否構成代理人已經不是主要關注的議題，只要存在共同的利益，美以就難以對伊朗實施全面且徹底的打擊……

美以幾十年來對伊朗的敵視政策，原本意在打擊其核野心與抑制神權體制，結果卻親手造就了一個更強硬、更獨立、更難瓦解的政權。

時至今日，這更不再是簡單的“敵強我弱”博弈，而是一套完整的“強壓促穩”戰略體系。

要打破這個閉環，唯有徹底重構雙方的安全保障與信任機制，但在當前的地緣格局中，這一切注定艱難，直到那一天到來，伊朗的“續命”，恐怕仍需靠美以的“成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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