鬧了半個月的以伊沖突，如今終于有了些完結的跡象，而就當伊美以三方都以為自己在中東穩操勝券之時，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卻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動作。

6月19日，中國駐東盟使團聯合馬來西亞常駐東盟使團共同舉辦了2025年中國-東盟關系雅加達論壇。

而就在論壇召開之后，廣西、黑龍江等省份便攜手東盟開啟了人工智能的跨境合作探索。

正當青年領軍者成長計劃為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建設添磚加瓦之時，一列駛自德國杜伊斯堡的“東盟快班”也踏上了與中歐班列“無縫銜接”的貿易征程。

沒人能想到，就在三、四十年前還處于交惡狀態的中國與東盟，卻在短短二十多年間就徹底扭轉了原有的關系。

這背后，又有怎樣的故事？

交惡的對抗

20世紀50年代，剛剛獨立的東南亞諸國對剛成立的新中國是極為排斥的，尤其是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甚至曾公開反華。

這其中自然有意識形態對立所帶來的遺毒，冷戰期間，美國便將東南亞作為了遏制共產主義的前線。

在印尼，共產黨曾一度壯大，馬來西亞的馬共武裝斗爭更是取得了相當的成績，這無疑加劇了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排斥，更不要說還有菲律賓、泰國等天然對中國心存戒備的美國盟友。

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東南亞國家的政府高層開始有意無意地針對華人群體，限制華人權利、打壓華文教育一度成為此時的主旋律，而這也進一步加劇了與中國的緊張關系。

尤其是在越南結束抗美戰爭，實現國家統一后，轉而將矛頭對準了中國，于1979年開啟了長達十年的中越邊境沖突。

這種不穩定的局勢就讓支持越南的部分東盟國家也一并對中國采取了疏遠政策。

直到80年代后期，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重大決策的不斷推進，與周邊國家的關系才逐漸回暖，這種緊張態勢也就此緩解。

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中國僅與東盟10國中的泰國、緬甸、菲律賓三國建交，直到東歐劇變，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也先后與中國建立了聯系。

蘇聯解體后，中國首次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了東盟外長會議，雙方建立起對話關系，經貿合作也實現了“政熱經熱”的延續升溫。

雖然1991年中國與東盟的雙邊貿易額只有79.59億美元，但這確實標志著雙方全面接觸的大門就此敞開。

此后短短的五年間，中國與東盟的合作就一舉突破了200億美元，年均增速直達20%，1996年，中國更是升格為東盟的全面對話伙伴國。

其實從這里就能看出，有著深厚歷史聯系的中國與東南亞諸國，若非在美蘇冷戰背景下，雙方的關系完全可能不會發展到對抗局面的。

在這種情況下，往往只需要一個契機，便能徹底扭轉此前的僵局……

天降的危機

要說中國與東盟關系的最大轉折點，還得是在1997年席卷亞洲的那場金融風暴。

隨著泰銖在面對外匯儲備枯竭與持續資本外流的壓力下被迫放棄了固定匯率，實行大規模貶值，連鎖效應立刻波及到了整個東盟乃至于中日韓等國的貨幣和股市。

由于東南亞國家熱衷于吸引大量短期的熱錢，過早地實行金融自由化，開放了資本賬戶，這便吸引了投機資本紛紛下場“做空收割”。

再加上東盟國家金融監管體系的不健全，大量短期美元外債直接迫使各國的債務成本急劇飆升。

可即便已經面臨這種困境，美國也沒忘了“再捅一刀”，隨著美聯儲的連續加息，東南亞國家的融資成本也跟著債務曲線一起飆升，企業債務違約問題頻發。

在多重打擊之下，這場金融危機很快就演變成全面的經濟衰退，多國經濟就此陷入崩潰，政府財政也瀕臨癱瘓，緊隨而來的，便是政治危機的接連爆發。

泰國總理差瓦立被迫下臺，長期掌權的印尼總統蘇哈托也丟掉了政權，隨之而來的是，失業率的飆升與通貨膨脹的加劇，民眾生活由此愈加困苦，社會矛盾也在迅速加劇。

在這場危機中，中國率先做出了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來避免競爭性貨幣貶值沖擊東盟經濟，一舉穩定住了區域金融秩序，而中國的這種格局與擔當，也徹底贏得了東盟諸國的信任。

于是在金融危機結束后，中國首次與東盟建立起了“10+1（東盟10國+中國）”領導人會晤機制與“10+3（東盟10國+中日韓）”金融合作機制，助推多邊化發展。

特別是2002年《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簽署，確立了2010年建成自貿區的目標，為雙方合作的進一步深化打下了基礎。

在中國的平等姿態和開放政策下，雙方率先在2003年的非典疫情時開展了公共衛生領域的合作。

第二年的“兩廊一圈”建設，更是打造出了中越經濟走廊、南寧-新加坡經濟走廊以及環北部灣經濟圈三大重要經濟體，一度形成陸海聯運的立體通道。

在這樣的深度合作中，即便2008年又一次爆發了經濟危機，雙方也憑借經濟上密切的聯系協力度過了難關。

可以說，在中國“睦鄰、安鄰、富鄰”的政策提出之際，就已經將東盟國家視為了命運共同體的一部分。

而這種用誠意換理解，用合作換信任的做法，更是會在不久的將來換回豐碩的成果……

雙贏的合作

中國與東盟的合作，從早期試探逐步走向成熟，此后，雙方更是不斷拓展合作領域、優化合作機制，推動了一條可持續、全方位、深層次的互利共贏之路。

2013年，隨著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東盟國家也一舉成為了重點合作的對象。

這其中自然有著東南亞地處南海要沖，關系中國能源通道安全的戰略考量，同時，也是對抗美國影響、推動國際多極化格局的關鍵一步。

在這個基礎之上，雙方共同打造出了以“五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核心的中國-東盟博覽會，作為多領域交流的重要平臺。

從展覽到論壇、從投資促進到文化交流，這一平臺一度成為落實“一帶一路”倡議的關鍵載體。

在此基礎之上，金融服務展區應運而生，一邊推進人民幣的跨境結算，一邊落實亞投行的融資應用。

同時，通過舉辦港口合作論壇、鐵路技術展覽，雙方的基礎設施建設也實現了互聯互通，再配合文化旅游與教育項目等民間交流，博覽會甚至從展會平臺演變為區域整合的重要支點。

在商品貿易方面，中國與東盟構建出了“一主多專”的展覽格局，圍繞貿易狀態延伸出信息流、資金流、物流等一系列配套服務，使整體交易效率大為提升。

投資合作上，更是有著中國與馬來西亞合建的“兩國雙園”，為中國“走出去”與東盟“引進來”的雙重戰略落地提供了優秀范本。

隨著合作的深入，中國與東盟更是不斷優化設計，推進自貿區規則升級。

從法律政策到通關機制的打通，形成了“共識-規劃-建設”三位一體的服務鏈，大大壓縮了貿易與投資的制度性成本，增強了合作的制度黏性。

2015年，中國與東盟完成自貿協定升級，2020年，雙方更是實現《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核準，釋放出更大范圍的紅利。

在這14年間，中國與東盟的雙邊貿易額達9753億美元，是2002年的37倍，雙方更是達成了連續互為最大貿易伙伴的創造性“成就”。

截至2020年，中國與東盟的累計雙向投資突破3000億美元，涵蓋制造業、數字經濟、綠色能源等多個新興領域。

而隨著商品結構的升級，機電產品一舉躍升雙邊貿易的主力，占比超過60%，標志著中國與東盟的合作從“互補型”走向“共鏈型”的質變。

盡管合作取得重大成果，但中國與東盟也仍面臨著一些挑戰，數字貿易規則尚未完全對接，半導體產業鏈協同也亟待突破。

為應對新形勢，2023年中方牽頭啟動了“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談判”，重點聚焦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等高附加值領域，旨在構建更高標準、更加均衡、更具可持續性的合作體系。

未來，雙方還將深化國際產能合作，探索“中國+發達國家+東盟”的三方協作模式，在技術、市場、資金等方面形成更緊密的全球性互補，去探索更進一步的發展……

在地緣政治不斷變化的背景下，中國與東盟的關系之所以能歷經波折卻愈發牢固，核心在于一以貫之地推進“互利共贏”的合作戰略。

從早年的不信任，到如今的經濟高度融合、民心深入交流，中國憑借合作創新、戰略定力和文化共鳴，成功將曾經反華的東盟，變成了最值得信賴的合作伙伴。

中國與東盟的未來，不僅屬于今天的互利共贏，更屬于一個更加緊密、更加開放、更加富有韌性的亞洲新秩序。

這不僅是外交策略的勝利，更是區域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真實寫照，在這一理念的指導下，未來的中國與東盟，必將走得更穩、更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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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https://bynews.bjmu.edu.cn/zhxw/2025/f2792d4671744a12ad1520efe9193f9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