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初的一個冬夜，夜幕早已低垂，寒風裹挾著刺骨的涼意，拍打著南通城的磚墻。

施亞夫像往常一樣從偽軍駐地返回他隱秘的府邸，他的腳步輕緩有序，看似沒有任何異樣。

然而，就在他準備推開屋門時，一個熟悉又急促的腳步聲從暗影中傳來。

來人是一身斗篷的潘宜娟，偽軍副師長范杰的夫人。

“小林信男，他們懷疑你！”她的開場沒有任何寒暄，而是開門見山地提到下午在師長田鐵夫家發生的事。

潛伏多年，施亞夫是否終于暴露了？

從紅十四軍到南通特委

1930年初，由于組織變動的需要，施亞夫轉離了紅十四軍。

他隨即加入了中共南通特委，開始專注于一項更為隱秘和危險的任務——兵運工作。

這項工作極為復雜，他需要秘密接觸國民黨部隊中的基層士兵和營連干部，在看似平靜的表面下建立起革命聯絡網絡，并為中共爭取軍事資源和潛在支持。

1931年4月，一場突如其來的打擊降臨到施亞夫頭上。

由于叛徒的告密，他的身份暴露，被特務機關逮捕。

在隨后的審訊中，施亞夫被關押在陰冷逼仄的監牢里。

敵人反復用威逼利誘的手段試圖讓他開口，施亞夫始終咬牙堅持，沒有透露任何黨的秘密。

當年的8月，在黨組織和社會力量多方面的努力下，他終于得以從牢獄中獲釋。

出獄后，施亞夫沒有選擇休整，而是迅速重新投入到革命事業中。

他與黨的上級組織取得聯系后，很快趕往上海。

在這座匯聚各方勢力的復雜城市中，他在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中找到了新的革命立足點。

此后的幾年間，施亞夫回到了南通地區，成為當地黨組織的中堅力量。

他的才能很快受到組織信任，擔任南通中心縣委的重要職務。

在1933年的“五廠兩校”罷工罷課事件中，面對工人和學生們對惡劣工作條件和壓迫教育制度的強烈不滿，施亞夫搭建起工人和學生的聯合行動機制。

隨著運動的擴大，施亞夫的身份暴露，他再度被捕。這次判決十分嚴苛，他被處以15年的長期監禁，并被送往南京的毛虎橋監獄。

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南京城籠罩在戰火的陰影下，日軍飛機的轟炸將整個城市推向了混亂的深淵。

就在南京陷入混亂的某一天，施亞夫所在的監獄因轟炸起火。大火瞬間蔓延，監獄內部亂作一團。

施亞夫與其他犯人趁亂四散奔逃，他在混亂中竭盡全力避開敵軍的搜捕，終于找到機會脫身。

直面日寇：組建守土團抗擊侵略

1938年，日軍在南通大規模登陸后，當地局勢迅速崩塌，一片混亂。

占領迫使大批百姓流離失所，南通很快淪為日軍的占領區。

施亞夫聯絡了一些愿意站出來抗日的舊部以及當地的愛國青年，組建了一支名為中國工農守土團的抗日武裝。

守土團初創時力量十分有限，成員主要由一些散兵游勇和零散的地方武裝組成，規模僅有數百人，裝備更是十分簡陋，大多數人只能拿著老舊的步槍和寒酸的冷兵器。

在頻繁的行動過程中，施亞夫主動尋求與中共地下組織的聯系，通過這些渠道，他逐漸與新四軍建立了聯系。

施亞夫利用這一關系，不斷從新四軍那邊獲得技術指導，甚至在一些戰術安排上得到更為具體的幫助。

此外，還有一定數量的物資開始分流到守土團手中，有力支撐了這支隊伍的生存和發展。

到1940年初，施亞夫經過組織安排，偽裝成順從者，被派任南通縣偽政權中的憲兵隊和特務隊負責人，這一表面上的偽職使他迅速轉變了抗戰的方式。

他得以進入偽政權高層的核心區域，成為敵內部的“釘子”。

施亞夫以極強的隱蔽性，在日常的工作中積極表現，從而逐漸獲得敵方的信任。

從偽軍師長到地下情報員

1941年，施亞夫所部被正式改編為“綏靖軍第七師”。

從編制上看，這支隊伍成為了汪偽政府名下一支成建制的地方武裝，但所謂的“第七師”不過是個幌子，底下的實際力量遠不如名字聽上去那般體面。

當時隊伍加起來不過區區兩三百人，距離標準的師級建制差得遠，還得靠多方拼湊的老舊裝備才能勉強維持日常操作。

不久之后，汪精衛派他的得力心腹嚴濟南抵達南通，試圖對施亞夫所部進行實質掌控。

嚴濟南到達后，直接提出要對“七師”兵員進行全面統計，這使得施亞夫意識到讓“七師”以現有規模面對嚴濟南是行不通的。

于是，他迅速與身邊的心腹展開商議，制定了一套詳細的計劃。

在短時間內，施亞夫巧妙編造了一個虛構的花名冊，將原來僅有幾百人的隊伍“擴充”到1.5萬余人。

他不僅在冊上排列了“虛擬士兵”的姓名、職務、軍銜，還細致到每個人的口糧標準、武器分配，甚至連各連隊之間的調度狀況也一并備注清楚。

這份虛假的花名冊被做得天衣無縫，足以讓人信以為真。

嚴濟南接過這份厚厚的花名冊，順著紙面匆匆翻閱，他甚至沒有仔細核對，就對“第七師”的編制規模深信不疑。

此后，他帶著完整的報告匆匆返回南京，把所謂的“1.5萬大軍”呈交給汪精衛。

不到幾天，施亞夫便接到了命令，正式被任命為偽綏靖軍第七師中將師長。

他身居高位后，更加巧妙地利用身份，對日偽展開了隱秘的情報戰。

施亞夫利用自身的位置，將大量日軍和偽軍的核心信息秘密傳遞給新四軍。

在繳獲的文件中，有的記錄著部隊調動的詳細時間，有的標明了補給線的路線圖，還有一些甚至涉及“清鄉”計劃的核心內容。

這些情報每次都通過隱秘的渠道流向新四軍，使敵方多次在關鍵的作戰行動中遭遇挫敗。

施亞夫的這些神操作沒有一直掩蓋過去。

到了1943年春，一些詭異的跡象引起了日軍駐南通高級軍官小林信男的注意。

敵人發現，不止一次的新四軍作戰行動能夠準確預判日偽的攻勢，日偽內部開始懷疑綏靖軍可能有問題。

為此，小林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包括全面排查高級偽軍干部的背景，將其與情報泄露的時間點進行比對。

最終，偽第七師的活動被列入了重點審查名單。

被揭身份的危機

1944年初，小林信男已經開始對施亞夫的身份產生明顯懷疑。

1月2日當天，施亞夫仍按慣例巡視著部隊的日常防務情況，當晚九點，他結束查哨回到了駐地。

剛剛推開門，還沒來得及脫下外衣，就遇到了副師長范杰的夫人潘宜娟。

潘宜娟告訴施亞夫，當天下午她去參加一場聚會，位置是在師長田鐵夫家中。

席間幾名偽軍高層官員一邊打麻將一邊閑聊，其中有人提到，最近小林信男已經掌握了一些關鍵線索，懷疑施亞夫的背景不單純。

這些線索直接涉及他早年紅十四軍的履歷記錄、他曾擔任南通共黨組織部長的歷史，以及目前仍有人認為他正在與新四軍保持秘密聯系。

施亞夫聽完后，臉上表情毫無變化，沒有絲毫慌亂的跡象。

他平靜地回應了一句，以輕松的語氣打趣說起了“天下同名同姓的人不少”的話題，似是在刻意淡化內容的敏感。

實際行動中，他非常迅速地通過秘密渠道向新四軍蘇中軍區發出了一份簡短而明確的電報。

蘇中軍區收到情報后，立即展開分析，并快速與施亞夫商討應對策略。

施亞夫很快與組織取得線下聯系，參加了一次機密會晤。

與他接頭的是新四軍的一線領導，包括葉飛在內的幾位軍區主要負責人。

葉飛與三行署主任朱克靖親自商議后，向施亞夫傳達了最終決定：在1月11日，施亞夫必須率部起義。

施亞夫完全接受了組織的命令。他在會面中沒有提出任何質疑或異議，堅定地表態將準時執行計劃，以確保潛伏多年的成果能夠在適當時機化為實際行動。

而組織方面也為這次起義制定了初步的行動框架，并承諾提供必要的配合，比如在關鍵地點的接應及隨后的戰略安排。

起義風暴

就在施亞夫與組織聯系制定起義計劃的幾天后，新情況迅速浮出水面。

多方情報表明，偽三十四師的日軍教官小林信男已經察覺到隊伍內部的不穩定因素，并打算采取行動。

最為關鍵的情報是1月6日小林將以召開軍事會議為名，對施亞夫麾下仍忠于抗日的殘余力量進行全面清洗，這將嚴重威脅起義的進程甚至施亞夫自身的安全。

施亞夫迅速調整計劃。原定的1月11日期將戰略性起義提前至1月5日，并通過多種方式將這個決定傳達給相關成員。

他親自協調資源和人力部署，同時謹慎得當地偽裝起義準備工作，以防引起日軍和偽軍高層的疑心。

1月5日深夜，南通城逐漸恢復平靜，大多數偽軍士兵已經按照慣例各自歸營休息，城內顯得異常安靜。

施亞夫以正常的夜間巡邏為掩護，親自帶著數十名可靠部下秘密活動。

他首先解決了困擾最大的戒嚴問題，提前打探負責戒嚴的具體兵力和布防情況，并調動內部人員巧妙削弱了幾個關鍵點的守備力量。

起義隊伍最終在凌晨時分集結。

為了保證行動的突然性，施亞夫并沒有讓大部隊貿然前往重點目標。

他帶領一支偽裝小隊，借著夜色直奔南門。

當他們抵達城門時，負責值守的數名哨兵以及一名值班軍官對這支隊伍的行動顯得有些疑慮。

畢竟當時南通城門已經嚴令戒備，人員和車輛均不得隨意進出。

施亞夫憑借自身的高階軍銜和熟稔的偽裝身份，迅速鎮住了當值軍官。

他以“受命執行緊急軍事任務”為理由，順利通過了對方的質詢。

施亞夫率領的這次起義在日偽高層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動。

由于起義行動切斷了偽軍大量兵力部署和互相調度的命脈，僅用一個晚上便重創了偽三十四師的中堅力量。

與新四軍匯合后，施亞夫的起義部隊迅速被整編并投入到抗日戰場中。

在施亞夫帶頭起義的感召下，僅在接下來的一個多月時間內，周邊地區就有大量偽軍投向新四軍的懷抱，據統計，僅1月至2月間，反正的偽軍便突破20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