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拖著病軀奔波70小時，將19噸救援物資送往貴州榕江洪水災區，捐出全部積蓄，銀行卡、微信、支付寶余額加起來只剩5毛錢。這樣的故事被媒體冠以“跪行巨人”“當代雷鋒”等標簽，收獲無數點贊。但說實話，我不喜歡看這種新聞，不是因為不感動，而是因為這樣的故事本不該成為常態。

胡雷的事跡確實令人動容，他自幼因小兒麻痹癥癱瘓，靠拾荒、擺攤為生，卻堅持捐款助人十余年，累計捐出超百萬元。這次救災，他掏空口袋，甚至向朋友借錢購買物資。

但感動之余，我們是否該思考，為什么一個靠低保和撿廢品維生的殘疾人，要成為救災的主力？為什么他的“傾家蕩產”會被當作正能量傳播？

社會需要善良，但更該追問，那些更有能力、更有資源的群體在哪里？那些本應承擔更多責任的機構和企業又做了什么？當一位殘疾人士不得不“捐到只剩5毛錢”時，這究竟是善良的勝利，還是社會救助體系缺位的諷刺？

胡雷的善舉暴露出兩個現實，一是民間救助仍是災害響應的主要補充，盡管政府救援體系日益完善，但在偏遠地區或突發災害中，民間力量往往最先抵達。胡雷這樣的個體志愿者，填補了官方救援的“最后一公里”，卻也反襯出公共應急機制的不足。

二是弱勢群體反而成了慈善主力，胡雷的錢來自低保、撿廢品和直播打賞，這些本應是社會幫扶他的渠道，現在卻成了他幫扶別人的來源。這種“倒掛”現象說明，我們的慈善生態仍停留在“弱者互助”的初級階段。

更值得警惕的是，媒體對“傾囊相助”的過度贊美，可能無形中制造了一種道德綁架，仿佛只有自我犧牲的慈善才值得稱頌。這種敘事會讓普通人望而卻步，“我做不到捐光所有，所以我不夠善良”。

面對胡雷的故事，我們不該止于流淚點贊，而應推動改變，完善救災體系，讓專業機構、企業和社會組織成為主力，而非依賴個體“掏空式”奉獻；保護弱勢行善者，像胡雷這樣的公益人，政府應給予生活保障，而非讓他們在助人時陷入生存困境；拒絕悲情營銷，媒體應少些“只剩5毛錢”的煽情，多追問“如何讓行善者不必如此艱難”。

胡雷說：“你能幫我一次，不能幫我一輩子，我得靠我自己。”但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讓最需要幫助的人反而成為幫助別人的人，當我們下次看到類似新聞時，或許該少些感動，多些慚愧，因為真正的善良，不該總是以弱者的自我犧牲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