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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在廣州服裝制造重鎮康鷺片區，制衣廠老板老顏的25年打拼，是無數產業工人奮斗的縮影。如今，經濟下行與片區拆遷轉型雙重夾擊之下，老顏的工廠深陷困局：訂單驟減、成本攀升，而“康鷺毛貨”的標簽更讓昔日優勢瓦解。他的掙扎，映照著廣州眾多中小服裝企業在轉型浪潮中的真實處境。

從廣州康鷺村拍攝的廣州夜景。圖：作者提供

像坐牢一樣

遠華服飾老顏，是康鷺的一位制衣廠老板。他1985年出生于湖北松滋，在制衣業已經做了25個年頭。

15歲那年，他跟著親戚到石家莊的一個制衣廠里，開始學習做大燙，這一干就是8年。用老顏的話說，那段日子“和坐牢差不多”：一兩百號人吃住在一個工廠里，大部分時間大門緊鎖，每天只有中午一個小時能出去“放風”。趕工的時候，為了避免工人們不按時回來，老板連那一個小時的門都不給開。那時工資是按年結的，每個月只給一點零花錢。能夠申請到多少零花錢，還要看個人表現。老顏勤快能干，卻很少申請零花錢。剛開始工作時，兜里揣著一百塊，幾個月都沒花出去。

做大燙是個體力活，消耗也很大。天氣熱的時候尤其難熬，因為風扇幾乎不起作用，體力消耗更是大幅增加。但工廠的伙食并不好，不僅沒有肉，甚至菜里都不見油星。十五六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吃不飽、餓得快，是常有的事，但即便如此，老顏也很少開口要零花錢，因為年底能多拿點工資，貼補家用——這是他最開心的事。剛去那會兒，月薪雖然只有四百多元，但老顏第一年就帶了3800元回家。除了給自己買了幾件新衣服、給父母家人買了點禮品外，他幾乎沒花什么錢——最根本的原因，是家里太窮了。

老顏家屬于貧困地區的貧困家庭，住的是土坯房，父母掙不到什么錢，父親還愛打牌，好不容易掙點錢，有時也會輸掉。他還有一個 在讀書的弟弟。小時候，老顏也挨過不少餓。因為家里的土地又少又零碎，還經常被水淹，種出來的糧食經常不夠吃。讓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家里連著吃了三個月的疙瘩湯，這導致他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愿再碰這道菜。老顏兩兄弟基本上沒穿過新衣服，夏天就靠兩條大褲衩湊合穿，就這還是用父親幫人殺豬時別人送的紅布做的。

打工時，老顏大多數同事的處境都差不多，賺錢是他們的唯一目標，要么是供孩子、弟弟妹妹上學，要么是攢錢蓋房子、娶媳婦。大家幾乎都在為此埋頭苦干。那時候的工人也是四處找活，希望找到更加賺錢的工作。因為聽老鄉說深圳更賺錢，而且伙食更好，老顏曾在2006年去深圳龍華干過一個月，但后來老板跑路了，他只好又回到了石家莊。幸運的是，在深圳的制衣廠里，他找到了女朋友，后來更成為了他的老婆。她是湖南人，做衣服是一把好手。

改革開放40年來，深圳從服裝代工基地轉型為服裝品牌聚集地，成為中國服裝產業轉型升級的樣本。圖為深圳蛇口工業區一家服裝生產企業車間。圖源：新華社

在康鷺，拼命掙錢

2009年兩人結婚了。婚后老婆懷孕，留在老家養胎。老顏自己一個人輾轉鄭州、廣州、湖南等地，做過服裝、保安和泥水工等，賺的錢不多，僅僅夠貼補家用。直到孩子一歲多，將孩子交給母親后，兩人才開始一起在廣州康鷺片區的城中村做車位。（在制衣業中，“車位”指的是縫制車間的工人，負責把裁片用平車縫合起來制成成衣。作者注）

一開始，他們在朋友表哥、表嫂的工廠做。康鷺大部分制衣廠都是計件制，夫妻兩人以合伙做整件為主。妻子在廣東這邊做衣服的時間長，經驗豐富，就做難度較大的上流水；老顏因為長期做的是男裝，以大燙為主，做女裝（康鷺以女裝為主）和車位還不熟練，因此做比較簡單的下流水，邊做邊學。用老顏的話說，就是“在老婆手下當徒弟”。做的多了，他也學會了大部分的工藝，而且做的越來越好，夫妻間的合作也越來越好。為了掙錢，兩人每天拼命干活，從早上九點干到晚上兩三點。連上廁所都算著時間。為了節省打水的時間，他們專門買了一個超大的水壺，打一壺就夠兩人喝一整天。

那時工廠不缺訂單，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每件衣服的工價也高，兩個人第一個月就掙了2.2萬元。一個月能夠存下2萬元。因為廠里包吃包住，每天忙于干活，也沒有什么花錢的機會，手里那沒存的2000元都花不完。

辛苦自不用說。每天工作壓力很大，整個工廠環境也不好，氣氛十分壓抑。夫妻倆每天一起做衣服，遇到不好做的工序或是哪道工序沒做好，再偶爾聊起家庭瑣事，你一句我一句，就很容易吵起來。有一次，“因為妻子話多了些”，兩人吵得厲害，最后甚至還動了手。老顏實在受不了，就拎包跑到網吧待了兩天。后來，因為網吧的椅子不好睡，再加上擔心耽誤了出貨，他就回來了。之后兩人誰也沒道歉，也沒有專門談這事，只是像往常一樣繼續一起干活——要么遞件衣服，要么讓對方幫忙拿個東西——兩人又自然而然地和好了。

辦廠了，更加辛苦

夫妻倆的目標是一致的，就是要掙錢開廠。兩個人最開心的就是存錢的時候。那時，發工資都是現金，他們要每個月拿著幾萬元鈔票去銀行的ATM機里存錢。對他們夫妻而言，錢在機器里“噠噠噠”的聲音，是最悅耳、最舒心的，日子也過得讓人覺得特別有奔頭。三年時間里，除去家庭開支，他們一共賺了36萬元，加上結婚時收到的2萬元茶錢，手頭上一共攢下了38萬。

2015年，他們決定和一對朋友夫妻合伙辦廠。由每家拿出21萬元，分別帶上各自的親戚和朋友，一共30人，他們把朋友表哥、表嫂家兩個廠子中的一個盤了下來。從此，老顏也成了制衣廠的老板。

康鷺村內的尋找客戶的廣告。圖：作者提供

在朋友表哥、表嫂的支持下，四個人開始了分工合作：老顏和那位朋友負責跑客戶，內外兼顧；兩位妻子則主要負責車間管理。整體上，進展還算順利，但確實也比以前更辛苦。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要操心的事情實在太多了。最大的問題是缺乏穩定的客戶，訂單波動大——因為訂單不穩定，就養不起車位等固定工人；因為沒有固定工人，客戶也不愿意長期下單——這就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

一開始，為了穩住車位工，保證他們每月能掙到1萬元左右，老顏他們只能盡量提高單價，甚至不惜虧本接單。其他方面的降本壓力也非常大，還有很多事情不熟悉，臨時出現的問題也不少，不少工作還得他們親力親為，哪里缺人就得補哪里。

最難以忍受的是睡不好覺。為了盡快出貨，工廠下半夜要裁片，因此上半夜要督促工人趕尾部工序；在缺工人的情況下，工廠還要臨時招人。因此，老顏他們基本上不能離開工廠，只能睡在辦公室里。由于廠里不允許住人，老顏就只能睡在沙發上，一年來從沒睡過一個整覺。就這樣沒日沒夜地干了一年，夫妻倆掙了22萬多，和當時做車位的收入差不了多少。

兩家人合伙，還免不了遇到矛盾，最核心的就是辦廠理念不同。在合作過程中，兩家人難免爭執，時間一長，彼此之間就產生了隔閡。合伙了2年9個月后，朋友帶著最初投入的22萬元，到番禺另起爐灶，老顏夫妻便開始獨立辦廠。雖然沒有了決策上反復爭論的矛盾，但也少了兩家人分擔管理壓力的好處。

最直接的影響是——他們晚上更加睡不好了。原來，兩家人還能輪流守夜，如今只能靠老顏一個人。晚上，他要在一樓守布料，還得防止裁床工裁錯款式，因此只能睡在布料上，經常睡不到兩三個小時就被叫醒。不僅如此，為了穩住更多工人，老顏不僅要繼續支付高工價，還主動改善工人的宿舍條件，導致資金上的壓力更大。最困難的時候，他得靠微信和支付寶的貸款來周轉資金。

好在，通過老顏夫婦的努力，工廠接單數量不斷增多，能夠養的起30個固定工人，也具備了承接“十三行”訂單的能力。再加上當時整個服裝行業仍處于上行期，老顏夫婦的付出很快就有了回報。高峰期，一個廠一年就做到了700萬元的產值，年收入有五六十萬元。疫情那幾年，老顏的訂單幾乎沒有減少。雖然依舊辛苦，但也確實賺了不少錢。日子逐漸好起來了。

隨著訂單量的不斷增長，需求已超出了單廠的產能負荷，于是老顏夫婦便萌生了擴廠的想法。但他們一直苦于在附近找不到合適的廠房。直到2022年，樓上的一家工廠不做了，老顏便立刻盤了下來。兩個廠加起來總面積約七八百平方米，高峰期工人超過100人，固定車位工就有50個左右，在康鷺也算是中等偏上的規模了。

春節過后，制衣業迎來旺季。廣州中大布匹市場附近，許多廠家在路邊排成長隊招客戶。圖源：新華社

等到兩個廠都基本理順、運營步入正軌后，工廠的生產定位也逐漸清晰了：一個主要做“十三行”訂單，另一個則專注于日益擴張的網單，比如拼多多等平臺。

但就在這時，他們又開始遭遇經濟下行的沖擊，客單價越來越低。2024年，他們辛辛苦苦做了1200萬元的產值，收入卻還不如當初一個廠做700萬元時賺得多。

而成本卻是剛性的，壓都壓不下去：工人是一定要養的，不然接單能力就會下降；基本盤至少要保住，兩個廠得維持60個長期工；光是車位工資，一個月就要支出80萬元，還不包括裁床等其他固定開支；僅工人的生活費，每月就要花去3萬多元；房租方面更是只漲不降，除了管理費、衛生費、碎布費、水電費，每個月還得給房東支付10到12萬元租金，而且每年遞增10%，去年甚至漲了兩次。

更棘手的問題是訂單驟減，很多客戶不再下單。上個月產值還有160萬元，這個月可能只剩80萬，提前進入淡季。工廠的資金壓力越來越大，老顏甚至不得不將之前買的車處理掉。

為了尋找更多訂單，他開始運營抖音賬號，并和周邊的朋友們成立了服裝自媒體聯盟，希望通過抱團取暖，共同渡過難關。

老顏在社交媒體平臺的賬號。圖：作者提供

讓他更加憂心的是，康鷺正在拆遷。他身處康鷺，主打的是“十三行”路線的質量貨，而現在的康鷺卻已經被貼上了“做毛貨”的標簽。

談及未來，他坦言自己沒法暢想，眼下只能咬牙堅持，掙扎向前。

2025年6月，康鷺片區舊改補償方案正式獲批，康鷺舊改進入快車道。圖：作者提供

★本文作者：李婷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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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周浩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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