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無聲，歷史有痕。抗日戰爭時期既是關系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期，也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的重要階段。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值此特殊節點，立足歷史與現實，著眼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回顧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取得勝利的抗戰史，總結抗日民主政權建設中組織動員人民群眾的寶貴經驗，對于弘揚抗戰精神、砥礪奮進斗志具有重要意義。

為民主即是為抗日

將統一戰線同政權建設有機結合，是抗日民主政權理論的開端。“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國共兩黨此時都認識到，日本的侵略給中華民族帶來的危機前所未有，民族矛盾已然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盡管舉國上下抗日情緒高漲，但不容忽視的事實是，當時中日雙方的實力對比極其懸殊，這是一場不對稱戰爭。在敵強我弱的態勢下，想要取得反侵略戰爭的最終勝利，就必須加強國內團結，最大程度地匯聚全民族力量。

民主是動員全國民眾投身抗戰的首要方式。1937年4月，毛澤東從戰略高度深刻闡釋了抗日與民主之間的內在統一性：“對于抗日任務，民主也是新階段中最本質的東西，為民主即是為抗日。抗日與民主互為條件，同抗日與和平、民主與和平互為條件一樣。民主是抗日的保證，抗日能給予民主運動發展以有利條件。”七七事變后，我們黨延續以民主推進抗日的思路，制定出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其中第三條“全國人民總動員”正是這一戰略構想的集中展現。概言之，在日寇入侵的背景下，“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為事關抗戰全局的重大政治任務。

取得這場持久戰的最終勝利，穩定鞏固的根據地不可或缺，游擊戰爭和民主根據地相互依存。在抗戰烽火中，各根據地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都經受了嚴峻考驗，特別是1941—1942年間，敵后抗戰困難重重。一是政治上動員不足，參與有限。在各級政權機關和民意代表機關中，在協商討論環節，黨外人士很少發言，難以發揮群策群力的作用。二是經濟上財政緊張，物資短缺。以陜甘寧邊區為例，軍政人員規模擴大，加之自然災害頻發等因素，人民負擔沉重，連吃飯穿衣都成了大問題。三是軍事上遭遇封鎖，犧牲巨大。伴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力量逐步壯大，同時面對日偽軍的“掃蕩”和國民黨頑固派的“摩擦”，敵后根據地人民以英勇斗爭維護邊區安全，也付出一定代價。

面對困難局面，各根據地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通過充分動員群眾，渡過了難關。動員的要領在于激發民眾的主動性，推行民主政治是這一邏輯的自然延伸。但民主意識和習慣的欠缺是需要直面的困難和挑戰。

把抗日戰爭和民主制度結合起來

政權建設是根據地建設中首要和根本的問題。中國共產黨積極將對民主政權建設的構想付諸實踐，充分聽取黨外人士意見，廣泛開展各級民主選舉，從頂層設計和基層組織兩方面入手，依靠人民民主成功找尋到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制度保障。陜甘寧邊區更是成為民主政治的“榜樣”。

1940年3月，毛澤東提出：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原則，在人員分配上，應規定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占1/3，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1/3。1941年5月，《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將這一原則以法律形式明確下來。“三三制”并非機械死板的數字規定，更不是要削弱或放棄黨的領導，而是希望通過擴大政治參與，團結帶領黨外人士為根據地建設貢獻力量。黨的領導貴在質量，重在黨員的身正垂范。“所謂領導權，不是要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愿意接受我們的建議。”這一論斷展現出強大的政黨自信，也彰顯了實踐指導性和理論穿透力。

“三三制”的推行，為黨外人士進入政權機構并發揮作用提供了保障。對進一步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和團結不同社會力量投身抗戰事業，具有重要意義。

選舉雖不是民主的全部，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環節。在根據地政權建設中，普選制原則早就被明確了下來。為克服政治素養和民主習慣欠缺的困難，充分發動廣大農民參加選舉，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根據地創造了一整套既因地制宜又行之有效的宣傳和選舉方法。

一是口頭宣傳。通過專門的選舉培訓班、座談會等形式，工作人員深入民眾，用生動的語言講解選舉注意事項。二是文字宣傳。《新中華報》《解放日報》等報刊發表大量選舉相關報道，各邊區印制多種小報宣傳品，直觀呈現選舉。三是文藝宣傳。戲劇、歌曲、繪畫等文藝形式深受人民群眾喜愛，戲劇《選村長》、歌曲《選舉要認真》等膾炙人口的作品，提升了民眾的選舉熱情。在實際動員過程中，以上幾種手段往往交互運用形成合力，共同推動民主選舉深入人心。

“豆選”是不識字的選民最普遍使用的方法，以一粒豆子代表一張選票。當時的民謠生動描繪了這種方法：金豆豆，銀豆豆，豆豆不能隨便投。選好人，辦好事，投在好人碗里頭。“豆選”開始在公開場合進行，后經完善，除監票人外，盡量減少他人的知情干擾，契合了無記名投票的選舉原則。此外，還有背箱法、燃洞法、畫杠法等投票方法，都是邊區根據實際情況創造的特色方法，取得了集中民智、反映民意、維護民權的巨大成效。

實踐表明，“民智未開”并非無法解決的難題，“接地氣”的宣傳手段和選舉方法，可以營造出空前熱烈的民主氛圍。廣大群眾在潛移默化中認識到“選好人，辦好事”的重要性，才能真正聚合基層最廣大的抗日力量。

因為邊區有民主

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為何能夠迅速發展壯大。1940年4月，陜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謝覺哉從民主角度給出了答案：“為什么全國進步人士如潮水般地涌向邊區？因為邊區有民主。全世界進步人士為什么稱贊邊區，說到中國不到延安，等于沒有到中國？因為邊區有民主。抗戰以來，邊區的文化、經濟、軍事各方面的進步和動員，為什么全國所不及？因為邊區有民主。”

一是擴大了政治參與。人民群眾和民主人士不再“袖手旁觀”，而是充分發揮主動性，為根據地各項建設貢獻了不少真知灼見。比如1941年11月，“精兵簡政”建議有效幫助根據地渡過經濟財政困難，密切了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

二是革新了社會面貌。“陜甘寧邊區是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這里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著名的“十個沒有”背后，是人民主體性力量書寫的奇跡，是“邊區有民主”的生動寫照。人民群眾真正實現當家作主，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構建提供了雛形。

三是吸引了大批人才。大批知識分子向往根據地的民主氣象，不顧生活艱苦，克服重重阻礙奔赴敵后。不少熱血青年“打斷骨頭連著筋，扒了皮肉還有心，只要還有一口氣，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四是贏得了民心未來。根據地民主開放的“延安作風”，同國統區專制獨裁的“西安作風”形成了鮮明對比。盡管物質條件艱苦，但平等融洽的人際關系和昂揚向上的社會氛圍沖破了國民黨的虛假宣傳，在輿論界大幅提升了中國共產黨的聲望。著名華僑陳嘉庚來到延安目睹民主風貌后深情地感慨：“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強大的群眾動員能力是黨的獨特優勢，也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面對民族危亡，黨以堅定決心把握時代大勢，成功組織動員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將亡國滅種的嚴酷危機轉化為民族復興的偉大契機，無愧于全民族團結抗戰中流砥柱的歷史地位。

作者系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暨浙江大學—南湖革命紀念館國家革命文物協同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羅浩

新媒體編輯：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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