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異常高溫、海洋熱浪頻繁、八成珊瑚白化……隨著全球極端氣候現象加劇，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正愈發成為各國衡量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關鍵標尺。中國在這一領域雖起步稍晚，但近年來卻以越來越猛的發展勢頭，展現出強勁的后來居上之勢。

2024年堪稱中國ESG政策、規則和標準建立的元年。2024年4月，中國滬深北三大交易所首次強制要求450余家上市企業進行ESG信息披露，甚至采用了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理事會（ISSB）標準都沒采用的“雙重重要性”披露原則，力度之大引發了廣泛關注。隨后，財政部發布了《企業可持續披露準則——基本準則（試行）》征求意見稿，為中國的ESG標準與國際接軌鋪平了道路，開啟了中國ESG標準與國際融合的新篇章。

今年以來，中國財政部、生態環境部又發布《企業可持續披露準則第1號——氣候（試行）（征求意見稿）》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從這些密集的政策動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在ESG標準制定上的高效與決心，其速度之快超出了許多人的預期。

如今，中國已經為ESG標準的未來發展繪制了清晰的路線圖。總體目標是到2027年，中國企業可持續披露基本準則、氣候相關披露準則相繼出臺；到2030年，國家統一的可持續披露準則體系基本建成。此外，財政部還為未來企業ESG信息披露明確指出了四個擴展方向：從上市公司向非上市公司擴展，從大型企業向中小企業擴展，從定性要求向定量要求擴展，從自愿披露向強制披露擴展。這一系列舉措表明，中國正將ESG標準和相關準則的制定工作推向加速階段，并將其作為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制度性變革，實現對中國企業的全面覆蓋。

最近，安永（EY）等國際咨詢公司在觀察中發現，中國ESG準則正從單純地與國際標準趨同，向超越的方向發展，在趨同的基礎上尋求中國特色的落實。中國為何能夠實現ESG治理的后來居上？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首先，中國政府強有力的行政推動是核心因素。聯合國氣候變化政府間組織（IPCC）評估認為，在推動應對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發展上，行政手段往往比財政、金融、經濟、信息等其他手段更為有效。而ESG工作與中國制定的現代化建設目標中建設美麗中國、和諧社會等理念高度契合，是中國現代化建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其成果也是顯而易見的：以城市空氣污染治理為例，中國政府啟動大氣污染治理工作后，用評估機構預計的一半時間，就讓多數城市的空氣污染狀況得到顯著改善，這一成就甚至被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譽為“北京奇跡”。而在環境治理與開發上，中國人也在不斷創造退沙還草、鹽堿地養魚等“奇跡”。得益于高效的行政推動，可持續發展正越來越成為中國企業的名片，也讓中國在全球ESG治理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其次，科技賦能是實現ESG目標的關鍵支撐。無論是環境治理、應對氣候變化，還是減少資源和能源的使用，“ESG+T”（Technology，科技）的模式都通過科技賦能，有效提升了能源和資源的利用效率，推動能源結構的轉型。此外，科技也在不斷提升企業的社會影響力和治理水平，尤其是在綠色低碳技術和與社會治理高度相關的數字化領域。例如中國在光伏、風力發電、電池儲能、電動汽車等新能源領域的飛速發展，奠定了中國在全球綠色低碳轉型中的領頭羊地位，并憑借領先技術和產業優勢，在全球企業的ESG治理供應鏈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而在產業之外，中國先進的數智化技術與豐富的實踐經驗，對于提升能源和環境治理效率、優化企業治理方面不可或缺。例如代表全球制造業領域智能制造和數字化最高水平的189家“燈塔工廠”中，中國以78家的數量位居世界首位。這些成功的先進技術應用實踐，為中國企業推動ESG工作提供了堅實的支撐，也預示著未來中國在企業ESG領域有望持續走在世界前列。

最后，考慮到綠色融資與規章落地的需求，香港未來或將在中國ESG發展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是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的橋頭堡，也是國際上首批采用ISSB企業可持續準則的司法管轄區域之一。在港上市的2300多家企業中，超過1400家來自中國內地。這將促使在港上市的中國企業遵循嚴格的ISSB標準，帶動企業快速適應ESG的標準化治理。疊加內地的同步政策支持，二者形成的內外合力，不僅將推動中國ESG工作取得更大進步，還將在全球范圍內樹立標桿，使中國成為ESG領域的模范生和標兵。

從政策推進的“制度破局”到科技賦能的“產業突圍”，再到香港金融與機制樞紐的“內外聯動”，中國ESG治理正以“行政效率+科技創新+國際協同”的三重優勢，重塑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規則坐標系。當西方還在糾結于ESG標準的意識形態爭議時，中國已將其融入現代化建設的底層邏輯，找到平衡發展與生態的密碼。

來源 | 環球時報 作者：王元豐

（作者是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副理事長、北京交通大學碳中和科技與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提供環境新聞線索

環境新聞線索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