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光明日報》刊發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仝濤文章《重大發現！秦始皇派人去昆侖山采長生不老藥的石刻找到了》。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歷史、考古、古文字等多個領域學者廣泛熱議。

關于石刻真偽、年代等問題，學界、社會輿論紛紛參與討論。《光明日報》圍繞石刻真偽廣泛征集文章，在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連續辟出專版“學術爭鳴”刊登多篇不同觀點的論述。

石刻照片 光明文化記憶微信公眾號 圖

《文史哲》加入討論

澎湃新聞記者注意到，山東大學《文史哲》雜志近日也參與到這一話題的討論。7月2日，“文史哲雜志”微信公眾號刊發了山東大學講席教授姜生的文章《秦昆侖刻石考》，該文章原載于《文史哲》2025年第3期，封二、三、四。

姜生的文章在介紹了扎陵湖畔“昆侖刻石”的基本信息后認為，“其石在扎陵湖北岸海拔約4308米的一處凸出沉積巖上。周遭所及，唯此山巖立面較大較平整，堪為其用，且其立面坐北朝南，不獨符合‘負扆南面’的君位座向要求，更可避冬季北風攜雪之強擊，有利于石面文字之保存。其巖立面上下皆有亡脫，而關鍵內容尚存，史料意義重大。”

對于刻石內文出現的“皇帝”一詞，姜生的文章認為，刻石只寫“皇帝”而不指出具體哪一位皇帝，正是秦始皇刻石獨有的特征，因為秦始皇是歷史上第一位也是當時唯一的皇帝，如此書寫并不會造成混淆。

不過，該文也指出，尚需慮及如下幾個問題。一是在先秦時期，昆侖乃是時人信仰的可令人不死的神圣仙山，《山海經》《莊子》《離騷》等皆有記載，求仙自是時人心向往之的大事，有人曾尋找昆侖的所在自當無疑，唯其資源力量有限。二是戰國以來，先民的科技和地理空間探索能力大為提高，《禹貢》《山海經》即其典型代表。尋找昆侖山，正是這一時代背景和文化生態的產物。三是我們對于秦漢人的探索能力和探索精神應有充分的認識。

對此，姜生的文章在結尾處認為，“秦人對昆侖有一定的探索和認知、秦始皇派遣使者采藥昆侖，正與秦漢時人勇于進取的精神面貌相合。上引仝文稱使者具有不畏艱難、勇于探險的冒險精神，誠是。由昆侖刻石，吾輩竟可再睹秦漢帝國醇厚之信仰、燦爛之文化與強勁之國力，不亦幸哉！”

公開資料顯示，姜生，1964年生，哲學博士，山東大學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后入選教育部“跨世紀優秀人才培養計劃”，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山東省泰山學者特聘教授，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等。

姜生在學界倡導“從宗教理解古史”的歷史學新理論、新方法。先后出版《中國道教科學技術史》“漢魏兩晉卷”、“南北朝隋唐五代卷”、《漢帝國的遺產：漢鬼考》（入選國家社科成果文庫）等代表性著作；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等中外權威期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

石刻所在崖面

真偽？時代？各方學者激辯昆侖石刻

稍早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仝濤在《光明日報》發文宣布，近期，考古工作者在扎陵湖北岸的田野調查中，發現一處37字秦代摩崖石刻題記。所刻內容大意為：秦始皇廿六年，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領一些方士，乘車前往昆侖山采摘長生不老藥。他們于該年三月己卯日到達此地（黃河源頭的扎陵湖畔），再前行約一百五十里（到達此行的終點）。

仝濤表示，石刻內容及其所在地理位置，解決了國人千古爭訟的關于“昆侖”“河源”的精確地望問題，記錄了秦始皇在統一中國后，遣使向昆侖山尋覓仙藥的歷史事實，補全了文獻記載的缺失。他還提到，相較于此前已知的七塊秦代刻石，黃河源石刻不但是唯一現存于原址的秦代刻石，同時也是保存最為完整的一處。

進入輿論視野后，圍繞這處石刻的各方說法紛至沓來。比如，有學者質疑其中的日期有誤，推算采藥出發時嬴政還未稱皇帝號，何以石刻中有“皇帝”二字；按石刻推算出發時間可能是冬季，而冬季前往高原不符合常理；此外，像“采藥”二字不常見于先秦典籍。甚至還有網友猜測，這是“為旅游開發造了個石刻”。

其中，堅持質疑的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教授劉宗迪6月11日在個人微博上表示，很多人用缺乏造假動機、造假條件為理由為石刻辯護，大家不至于這么天真吧？不說別的，石刻一出，光明日報發文，輿論轟動，引袞袞諸公競折腰，就足以說明問題了。說不定還可以拿來申報一個重大課題、冷門絕學之類，造假從來不缺動機。造假不需要考古學家親力親為，有了輿論和需要，自然有人給你造出來。至于造假條件，真把黃河源當火星了？說的現在去趟河源有多大困難似的，“我去年夏天跟著當地朋友在海北州轉了一大圈，去了很多人煙罕至的地方，還專門探訪了一座臺灣商人在青海湖附近造的一座假西王母石室，那可比造一塊假刻石困難多了。”

6月12日凌晨，劉宗迪又寫道，有位研究書法的朋友指出，秦代刻石界面都極為講究，體現出秦人對銘字立傳的嚴肅性，而河源刻石如此精美的小篆卻刻在粗糙不平、坑坑洼洼的天然石壁上，文字書寫的刻意求工，與石材處理的粗枝大葉，很不相配，有刻字的那般用心，卻不把石頭打磨平滑？

青海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博士生導師侯光良教授團隊曾于2020年發現該處石刻。至于石刻年代，他起初偏向于元代或者清代，“元代和清代國家實現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河源地區成為管轄的一部分，皇帝或者派人繪制地圖，或者派官員祭祀河神，中央政府有現實需要。再加之河源地區風蝕強盛，過于久遠難于保存”。但其近日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表示，當時做出“元代或清代”的推斷“比較淺薄，還缺乏認識，后期還需要繼續研究”。

《甘孜巖畫》專家組成員周行康曾在青藏高原實地考察上百處獨立巖畫點，他從高原石刻的風化痕跡角度給出了意見。

6月11日晚間，周行康在個人公眾號上發文表示，“秦代昆侖石刻”位于海拔4300米的扎陵湖附近，該區域屬于大橫斷區域“印度洋水汽走廊”末端的江源區域，其年降水量，高于羌塘、可可西里兩大區域，略低于玉樹區域、也低于大橫斷區域。本文選擇降水量和氣候相近的昆侖山脈巖畫、玉樹巖畫、甘孜北路巖畫，海拔相近、降水量稍小的阿里日土巖畫，進行直觀比較。其中，嘎青巖畫是一處典型的史前狩獵時代巖畫，其刻劃時間，初步判斷大于距今2500年，從中可以看出，雖說刻劃工具不同，但在這個海拔和氣候條件下的長期風化，會在刻痕中形成一些深色的風化物。同時，刻痕與巖面的交接邊緣，相對柔和。這一點，與“秦代昆侖石刻”某些局部形成的風化痕跡，較為相似；布由巖畫上的圖案為早期佛塔，青藏高原歷史上，外來佛教普及到基層，在距今1000年內。從該處圖案的刻痕風化中，可以看到刻痕底色與巖面顏色，存在比較明顯的反差。這一點，“秦代昆侖石刻”則刻痕反差表現的更加一致，說明其風化時間要長得多。

周行康表示，經對比，個人初步認為：從“秦代昆侖石刻”圖片的風化特征來看，絕非近百年內的創作，符合距今兩千年以上的觀察經驗。他還提到，在本人實地調查過的青藏高原一百多處石刻類巖畫中，存在大量隨著石面畫幅形狀，而滿鋪刻劃的現象。并非一定要先畫個框框，再在其中刻劃。那么，作為秦代來到此處的使者，其自身條件，恐怕也不允許先刻一座石碑，再搬來此處豎立。就地取材，因形而刻，實為情理之中。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劉釗教授也加入了討論。

他首先表示，昆侖刻石的文字時代特征明顯，風格統一，看不出什么破綻。如“皇”字上部從“白”，“大夫”合文符號位于人形右側手臂下，“方”字下部先向右轉再向左迴的形態，“翳”字所從“醫”字左旁豎筆出頭，“以”字從“人”的寫法，“己”字下部右曳，“年”字所從“禾”頭左斜穿透筆畫，“到”字所從“至”旁上部交叉處寫得很開，“此”字所從“匕”旁下延等，都具備秦至漢初文字的書寫特征，在秦文字中都能找到相同或相近的寫法。此謂時代特征明顯。所謂風格統一，是說全篇文字風格一致，有些細微之處亦表現得非常到位，譬如有些橫筆寫成彎曲的向上拱起狀，這在“皇”字所從“王”旁和“廿”“六”“三”等字上都有體現。設想如果是偽造，在沒有相同范本的情況下，要在眾多秦文字資料中湊齊這些字作為作偽的樣板，且能保證文字結體不誤，書寫風格統一，恐怕連專業者都難以處理得如此圓滿。

劉釗還提到，從文本看，文字簡潔，語法規范，“皇帝+使+人名”“五大夫+臣+人名”“將+人名（或職官名、書名）”“采藥+地名”“以+年月”“車到此”等簡潔準確的表述，與傳世秦漢文獻中類似的文句對比，毫無違和感。這樣的古漢語表達，顯然也不是現代一般的作偽者所能具備的。有人可能會覺得如此簡單的文句，并不難造，這就大錯特錯了。其實這種質直簡略，但表達準確的文字，更為難擬。

不過，對于從昆侖刻石確定昆侖地點一事，劉釗覺得為時尚早。

在他看來，刻石的性質應與今日“到此一游”的刻劃相近，或是表明此地重要，乃行程中休憩之地，類似驛站；或是為重來或后來者提供的標識；或是因此地位置高敞，風景佳麗，值得駐足并刻石留念。至于銘文中的“一百五十里”，有人認為應為“二百五十里”（若是一百五十里，一般會說成“百五十里”），并未表明是終點，也未表明是昆侖山，也可能指的是下一個休息地等。

石刻拓片及線描圖

質疑者連續從歷史學、地理、書風等方面提出破綻

針對《青海黃河源發現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實證古代“昆侖”的地理位置》一文所引發的巨大學術爭議，7月1日，首次提出這一黃河源石刻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留下刻石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仝濤就此接受《中國社會科學報》專訪，回應學界對石刻年代、文本釋讀及歷史合理性的質疑。

仝濤認為，學術研究中存在爭議是學術發展中的一種常見現象，是推動學術進步的重要力量。歷史研究是復雜的、多面的，需要研究者從多維角度進行推測和論證，并且對同一研究對象往往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解釋。

“這一石刻引發如此大的關注，是我始料未及的。我真誠感謝廣大學界同仁和網友提出的各種專業見解，使我們對新材料有了更加全面和客觀的認識。同時，通過這些爭議和開放的討論，大大提升社會各界對于這片高原無人區的關注度，有利于研究和保護這一珍貴文物。”仝濤說。

仝濤希望未來的研究方向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希望在石刻所在區域進行更深入的考古發掘，另一方面，希望通過多學科合作，進一步完善證據鏈。此外，希望加強對石刻的保護工作。

《光明日報》圍繞石刻真偽廣泛征集文章，在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連續辟出專版“學術爭鳴”刊登多篇不同觀點的論述。

微信公眾號“光明日報”發布的編者按稱，“提倡學術爭鳴，是光明日報的優良傳統。歷史上，光明日報曾進行過多次產生重大社會影響的學術爭鳴，如《蘭亭序》真偽問題、《胡笳十八拍》作者問題、古人‘胡子’問題，等等。這些議題，吸引學術界廣泛參與和討論，拓展了相關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促進了學術繁榮，也擴大了學術的社會影響力，起到了學術普及的作用。”

編者按強調，“為深入探討此話題，我們建立了這個平臺，期待在碰撞中厘清現有困惑、拓展認知新境，勉旃社會各界以文會友，以理服人，激蕩學術活力，共同營造平等對話、砥礪切磋的良好氛圍。”

古文字學者、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研究員劉紹剛7月2日在《光明日報》撰文認為，從昆侖石刻行款、字的疏密大小以及用筆的筆勢等方面看，這件石刻屬于作偽的可能性極大。

北大教授辛德勇則在7月1日與7月2日發文，從歷史與氣候地理等方面對仝濤觀點繼續提出質疑。書法學界一些學者結合書風對比存世的秦石刻，認為其書風、章法，都不能與其使用場合應有的莊嚴、鄭重、典雅相符合，是偽刻的可能較大。

辛德勇在7月1日發文表示：“還是那句話，我讀了四十多年《史記》和《漢書》，因為這個，我就知道它必假無疑。”7月2日，他再次發文《DeepSeek:從西安到青藏高原扎陵湖不走道路 坦克完全越野能不能到?》，質疑從秦代都城不可能到達青藏高原的這一石刻所在地，“答案很明確：在現實世界中，僅靠坦克完全越野從西安到達扎陵湖是絕對不可能的。即使是執行最艱巨任務的軍隊，也不會嘗試這種近乎自殺式的行動。”

書法研究者、曾創辦山東藝術學院書法專業的衣雪峰教授則撰文從書風考察論證其為偽作，“可信的秦代刻石書，都具有莊嚴、鄭重、典雅的風格。其章法，無論縱橫，都有比較嚴格的界格秩序。”他認為，在面對“昭明宗廟”、“頌皇帝功德”的刻石這樣的國家大事時，這個縱橫界格就是國家的尊嚴、秩序與合法性的象征。昆侖石刻的根本的破綻在于，其章法沒有縱橫界格，其書風不能與其使用場合應有的莊嚴、鄭重、典雅相符合。它恐怕是混用了秦刻石、秦詔版、秦簡、秦印、東漢《袁安碑》甚至近代篆書的一件偽刻，甚至是作偽者的一個惡作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