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仝濤在《青海黃河源發現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實證古代“昆侖”的地理位置》一文中，首次提出這一黃河源石刻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留下的唯一一處還現存于原址的刻石，同時也是保存最為完整的一處。該文一經刊出立刻引發了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等多個領域學者的關注與熱烈討論。7月1日，仝濤接受本報專訪，對學界關注的石刻發現過程、內容解讀及自然地理環境的特殊性等問題，作出回應。

石刻發現：偶然中的必然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您介紹一下此次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的發現經過。

仝濤：這次石刻的發現可以追溯到2022年。當時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人民政府邀請我們去當地調查一處被盜嚴重的吐蕃時期遺址——莫格德哇，并為其制訂保護和發掘方案。

2023年7月，在莫格德哇古城調查結束之后，我們在當地工作人員的帶領下，探訪了三江源自然保護區內的牛頭碑、巖畫、佛塔、墓葬等其他遺跡，在扎陵湖北岸山坡半腰一處凸出的山巖基部，我們見到了這處石刻。石刻表面磨蝕風化較為嚴重，有多處石片殘損剝落，殘存字跡非常模糊，可以粗略辨識有“皇帝”“大”（后考證為“采”字）“樂”（后考證為“藥”字）等殘存文字。由于當時這處石刻不是我們的工作重點，且被告知它屬于清代石刻，因此沒有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大概在2024年初，我們在整理和制訂莫格德哇發掘方案時，才注意到石刻上的“己卯”二字。我立刻意識到這可能是一個有明確年代的碑刻，再加上小篆字體，我大膽推測，這可能是更早期的石刻。隨后，我們開始查閱大量資料，一一對比秦代文字和文獻，逐漸確定了這處石刻的年代和價值。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如何確定這處石刻就是秦代石刻題記？在論證的過程中，主要的依據有哪些？

仝濤：確定這處石刻為秦代石刻題記的過程非常復雜，但也比較嚴謹。首先，主要是依據文字本身，包括內容和寫法的時代特征。該石刻鐫刻字體為典型的秦小篆，具有很強的時代性，后世雖然有模仿，但區別是非常明顯的。其次，石刻中提到的“五大夫”爵位，是商鞅變法后設立的，一直沿用至東漢，而且“五大夫”這幾個字是合文寫法，是上古時期造字、寫字的一種特別方式，在秦漢以后就基本上消失了，這為我們確定石刻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線索。此外，石刻中“昆陯”的“陯”字的辨識是又一關鍵例證。“陯”字非常模糊、殘缺不全，又極為罕見，識讀非常困難，耗時很久。“陯”偏旁為阜旁，西漢以后這一寫法就基本絕跡了。我是通過比對里耶秦簡發掘者張春龍先生慷慨提供的秦簡清晰照片后，才最終將該字進行了確認。可以說，“陯”字的識讀成功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在此基礎上，我們才合理推測和辨識出了“昆陯”“方士”“采藥”等相關銘文，從而實現了對整個石刻文本的完整通讀。

石刻的歷史意義：探索昆侖地理位置 填補歷史空白

《中國社會科學報》：據了解，在您之前，青海師范大學侯光良教授團隊也曾發現了這處石刻。您是否了解過相關情況？

仝濤：說實話，在文章刊發之前，我并未關注到侯光良教授已經發現了這一刻石。在該文發表之后，經同行的提醒，我才得知，侯光良教授2020年7月在田野考察時就已發現該石刻，并且在他的專著《昆侖上下》中發布了對這一石刻的初步認識。侯光良教授認為該石刻的年代可能為元代或者清代，與這兩個朝代的黃河探源有關。此后在2021年相繼有其他一些本地學者也造訪此地。從時間線上看，毫無疑問侯光良教授具有首察之功。

我有幸通過翻閱文獻，辨識出石刻中的一些關鍵信息，包括人物、事件、年代、地名等，將其判斷為秦始皇時期石刻，并將這一研究成果及時進行發布，希望引起社會的關注和重視，盡早將這一地處高原無人區的珍貴文物加以保護，并發揮其應有價值。這是當時我開展這一研究工作的初衷。

《中國社會科學報》：這一石刻的最終認定對于相關歷史研究的重要意義有哪些？

仝濤：這一發現可以說是填補了多個方面的空白。首先，它可以說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留下的唯一一處還現存于原址的刻石，也是保存最為完整的一處。它記錄了秦始皇遣使前往昆侖山尋覓長生不老藥的歷史事實，這在文獻中并無記載。

其次，石刻的發現為解決先秦時期“昆侖”“河源”的地望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昆侖山在中國古代歷史地理上占據重要地位，但其具體位置一直困擾著學界。石刻的發現地點位于海拔4300米的扎陵湖畔，扎陵湖之南便是巴顏喀拉山脈，與《山海經》《禹貢》等先秦文獻關于昆侖山的最早記錄“昆侖之丘……河水出焉”“河出昆侖”等重要地標特征非常契合，證實了唐代劉元鼎及清康熙年間勘定河源時對昆侖山地望的推定，也說明昆侖山與黃河源的密切關系。

此外，石刻的發現還實證了隋唐時期的“唐蕃古道”在秦始皇時期已經打通了最為關鍵的環節。這表明早在秦代，中原內地與青藏高原之間的交通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基礎，對于研究中國古代交通史、文化交流史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回應爭議：以嚴謹態度完善證據鏈

《中國社會科學報》：一些網友從刻字歷法、時令等方面提出不同意見，對此您有何回應？

仝濤：對于網上的爭議，我始終保持開放和嚴謹的態度。首先，關于石刻的年代和真實性，我們已經通過文字學、歷史學等方面的研究進行了論證。

關于刻石年代，初步識讀為“廿六年三月”，這是基于現有資料，經過推敲和權衡后得出的一個初步結論。“廿”字中間方框內似有一豎直殘痕，似可識讀為“卅”，但該殘痕呈現自右上—左下方向傾斜，與第一橫并不垂直，加之在該字左下方有斜直裂痕貫穿接下來的二字，似可與“廿”中間斜直殘痕相連接，故當時傾向于為“廿”。第二字為向下呈弧形彎曲的橫筆，中心有垂直的短豎筆，末端似有右折，一開始也識讀為“七”，但一方面簡牘文字中“七”均不見此類長弧形兩端下彎的橫筆，而且，經查所見歷譜，“廿七年三月”均不見“己卯”日，而饒尚寬先生《春秋戰國秦漢朔閏表》所重建歷譜，存在“廿六年三月己卯”日，綜合考慮，傾向于識讀為“廿六”。但關于該年號信息的論證還需要再結合刻石的超高清圖像進一步確定。

其次，關于石刻內容所反映事件的可行性方面。根據饒尚寬先生所重建歷譜，秦始皇統一中國后采用顓頊歷，以十月為歲首，應該是開始于確定歷法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20年。而秦始皇廿六年則沿用此前的歷法，該年的三月是這一年的第6個月，而非第3個月，因此從邏輯上講，采藥使團是有充足的時間可以到達的。使團選擇在冰凍的冬季出行，一方面，可能是迫于秦始皇的緊急需求；另一方面，更可能是受青藏高原氣候環境及古代交通條件所限，不得已而作出的選擇。秦時的黃河上游尚未有足夠的橋梁、舟船等渡河條件，黃河源高海拔地區又多濕地、沼澤，夏季極易陷車，只能在寒冬季節水枯結冰之時，車輛人馬方可履冰通行。黃河上游橋梁系統的建設，發生在漢代之后，至隋唐時期唐蕃古道開通之后逐步完善，此后才有條件在夏季豐水季節乘車實現高原的穿越。這在文獻中有比較多的記載。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如何看待學術研究中出現的爭議？

仝濤：學術研究中存在爭議是學術發展中的一種常見現象，是推動學術進步的重要力量。歷史研究是復雜的、多面的，研究對象往往跨越了漫長的時間和空間，常常伴隨信息的缺失和碎片化，需要研究者從多維角度進行推測和論證，并且對同一研究對象往往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解釋。

這一石刻引發如此大的關注，是我始料未及的。我真誠感謝廣大學界同仁和網友提出的各種專業見解，使我們對新材料有了更加全面和客觀的認識。同時，通過這些爭議和開放的討論，大大提升社會各界對于這片高原無人區的關注度，有利于研究和保護這一珍貴文物。

《中國社會科學報》：未來，您打算如何開展進一步的研究？

仝濤：未來的研究方向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我們希望在石刻所在區域進行更深入的考古發掘，清理出秦代活動面，找到和復原石刻上碎裂脫落的殘片，使這一石刻內容更加完整。同時，還想在石刻周邊開展相關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對目前所見的多處相關遺跡和遺物，如巖畫、石棺葬等進一步研究，復原當時這一區域的人類活動，為石刻研究提供更多背景信息。

另一方面，我們希望通過多學科合作，進一步完善證據鏈。例如，從歷史學、古文字學、古地質地理學、巖畫學等諸多領域，開展綜合性的交叉研究。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如高清掃描、微腐蝕分析、石刻微痕分析、殘留物分析、湖泊沉積物分析等，獲取更準確的年代、工藝技術、古氣候環境等方面的信息。

此外，我們希望加強對石刻的保護工作。目前，石刻所在區域交通不便，石刻面臨著自然和人為破壞的風險。我們期望與當地政府和文物部門合作，制定科學合理的保護方案，確保這一珍貴文化遺產能夠得到更好的保護。

隨著更多考古發掘和多學科研究的開展，相信這一發現將為我們揭示更多秦代歷史文化的奧秘。

本版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段丹潔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報

新媒體編輯：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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