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青海黃河源發(fā)現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實證古代“昆侖”的地理位置》一文所引發(fā)的巨大學術爭議，7月1日，首次提出這一黃河源石刻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留下刻石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仝濤就此接受《中國社會科學報》專訪，回應學界對石刻年代、文本釋讀及歷史合理性的質疑。北大教授辛德勇則在7月1日與7月2日發(fā)文，從歷史與氣候地理等方面對仝濤觀點繼續(xù)提出質疑。

仝濤認為，學術研究中存在爭議是學術發(fā)展中的一種常見現象，是推動學術進步的重要力量。歷史研究是復雜的、多面的，需要研究者從多維角度進行推測和論證，并且對同一研究對象往往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解釋。

北大教授辛德勇則在7月1日與7月2日發(fā)文，從歷史與氣候地理等方面對仝濤觀點繼續(xù)提出質疑。書法學界一些學者結合書風對比存世的秦石刻，認為其書風、章法，都不能與其使用場合應有的莊嚴、鄭重、典雅相符合，是偽刻的可能較大。

石刻所在崖面

談石刻發(fā)現：偶然中的必然

仝濤接受《中國社會科學報》專訪表示，這次石刻的發(fā)現可以追溯到2022年，“當時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人民政府邀請我們去當地調查一處被盜嚴重的吐蕃時期遺址——莫格德哇，并為其制訂保護和發(fā)掘方案。2023年7月，在莫格德哇古城調查結束之后，我們在當地工作人員的帶領下，探訪了三江源自然保護區(qū)內的牛頭碑、巖畫、佛塔、墓葬等其他遺跡，在扎陵湖北岸山坡半腰一處凸出的山巖基部，我們見到了這處石刻。”他說，當時石刻表面磨蝕風化較為嚴重，有多處石片殘損剝落，殘存字跡非常模糊，可以粗略辨識有“皇帝”“大”（后考證為“采”字）“樂”（后考證為“藥”字）等殘存文字。由于當時這處石刻不是我們的工作重點，且被告知它屬于清代石刻，因此沒有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大概在2024年初，我們在整理和制訂莫格德哇發(fā)掘方案時，才注意到石刻上的“己卯”二字。我立刻意識到這可能是一個有明確年代的碑刻，再加上小篆字體，我大膽推測，這可能是更早期的石刻。

“確定這處石刻為秦代石刻題記的過程非常復雜，但也比較嚴謹。首先，主要是依據文字本身，包括內容和寫法的時代特征。該石刻鐫刻字體為典型的秦小篆，具有很強的時代性，后世雖然有模仿，但區(qū)別是非常明顯的。其次，石刻中提到的“五大夫”爵位，是商鞅變法后設立的，一直沿用至東漢，而且“五大夫”這幾個字是合文寫法，是上古時期造字、寫字的一種特別方式，在秦漢以后就基本上消失了，這為我們確定石刻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線索。此外，石刻中“昆陯”的“陯”字的辨識是又一關鍵例證。‘陯’字非常模糊、殘缺不全，又極為罕見，識讀非常困難，耗時很久。‘陯’偏旁為阜旁，西漢以后這一寫法就基本絕跡了。我是通過比對里耶秦簡發(fā)掘者張春龍先生慷慨提供的秦簡清晰照片后，才最終將該字進行了確認。可以說，‘陯’字的識讀成功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在此基礎上，我們才合理推測和辨識出了‘昆陯’‘方士’‘采藥’等相關銘文，從而實現了對整個石刻文本的完整通讀。”

對于在他之前，青海師范大學侯光良教授團隊也曾發(fā)現了這處石刻，仝濤說：“說實話，在文章刊發(fā)之前，我并未關注到侯光良教授已經發(fā)現了這一刻石。在該文發(fā)表之后，經同行的提醒，我才得知，侯光良教授2020年7月在田野考察時就已發(fā)現該石刻，并且在他的專著《昆侖上下》中發(fā)布了對這一石刻的初步認識。侯光良教授認為該石刻的年代可能為元代或者清代，與這兩個朝代的黃河探源有關。此后在2021年相繼有其他一些本地學者也造訪此地。從時間線上看，毫無疑問侯光良教授具有首察之功。”

石刻拓片及線描圖

回應爭議：保持開放和嚴謹的態(tài)度

對于學界從刻字歷法、時令等方面提出不同意見，仝濤說，對于爭議，始終保持開放和嚴謹的態(tài)度。關于刻石年代，初步識讀為“廿六年三月”，這是基于現有資料，經過推敲和權衡后得出的一個初步結論。“廿”字中間方框內似有一豎直殘痕，似可識讀為“卅”，但該殘痕呈現自右上—左下方向傾斜，與第一橫并不垂直，加之在該字左下方有斜直裂痕貫穿接下來的二字，似可與“廿”中間斜直殘痕相連接，故當時傾向于為“廿”。第二字為向下呈弧形彎曲的橫筆，中心有垂直的短豎筆，末端似有右折，一開始也識讀為“七”，但一方面簡牘文字中“七”均不見此類長弧形兩端下彎的橫筆，而且，經查所見歷譜，“廿七年三月”均不見“己卯”日，而饒尚寬先生《春秋戰(zhàn)國秦漢朔閏表》所重建歷譜，存在“廿六年三月己卯”日，綜合考慮，傾向于識讀為“廿六”。但關于該年號信息的論證還需要再結合刻石的超高清圖像進一步確定。

對于高原交通邏輯，他認為，秦代黃河上游無橋梁，夏季沼澤阻路，冬季冰封反成通行窗口，與元代后基礎建設完善的交通條件不可比，”只能在寒冬季節(jié)水枯結冰之時，車輛人馬方可履冰通行。黃河上游橋梁系統的建設，發(fā)生在漢代之后，至隋唐時期唐蕃古道開通之后逐步完善，此后才有條件在夏季豐水季節(jié)乘車實現高原的穿越。”

仝濤認為，學術研究中存在爭議是學術發(fā)展中的一種常見現象，是推動學術進步的重要力量。歷史研究是復雜的、多面的，研究對象往往跨越了漫長的時間和空間，常常伴隨信息的缺失和碎片化，需要研究者從多維角度進行推測和論證，并且對同一研究對象往往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解釋。

“這一石刻引發(fā)如此大的關注，是我始料未及的。我真誠感謝廣大學界同仁和網友提出的各種專業(yè)見解，使我們對新材料有了更加全面和客觀的認識。同時，通過這些爭議和開放的討論，大大提升社會各界對于這片高原無人區(qū)的關注度，有利于研究和保護這一珍貴文物。”仝濤說。

他希望未來的研究方向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希望在石刻所在區(qū)域進行更深入的考古發(fā)掘，另一方面，我們希望通過多學科合作，進一步完善證據鏈。此外，我們希望加強對石刻的保護工作。

“采藥昆侖”石刻。 圖源 衣禾存此

質疑：從歷史學、書風、氣候等方面均存在破綻

質疑這一石刻是作偽的北大教授辛德勇則在7月1日發(fā)文表示：“還是那句話，我讀了四十多年《史記》和《漢書》，因為這個，我就知道它必假無疑。”7月2日，他再次發(fā)文《DeepSeek:從西安到青藏高原扎陵湖不走道路 坦克完全越野能不能到?》，質疑秦代從秦代都城不可能到達青藏高原，“答案很明確：在現實世界中，僅靠坦克完全越野從西安到達扎陵湖是絕對不可能的。 即使是執(zhí)行最艱巨任務的軍隊，也不會嘗試這種近乎自殺式的行動。”

“采藥昆侖”石刻。圖片 辛德勇自述

此前他表示，秦始皇二十六年七月才議定“皇帝”稱號，但石刻記載三月使團已用此稱謂，存在“未卜先知”的邏輯漏洞。而且氣候可行性上也存在疑問，河源區(qū)年均溫-4.1℃，冬季極端低溫-48.1℃。元朝都實探河源選在夏季，而秦使“三月（農歷正月）履冰通行”可稱為“自殺式遠征”。

古文字學者劉宗迪提出，“采藥”一詞未見于先秦西漢文獻，反與后世道教用語相似；“昆陯”寫法與2017年公布的里耶秦簡“瑯琊獻昆陯五杏藥”高度雷同，疑為偽造者參考新出土材料。

石刻位于三江源核心保護區(qū)，抵達需專業(yè)裝備且易引發(fā)高原反應。青海文物局證實，2020年侯光良團隊發(fā)現時即上報，但未定性；侯光良團隊最初推斷為元或清代祭祀河神遺跡。

秦代瑯邪刻石

泰山刻石殘石拓片

書法研究者、曾創(chuàng)辦山東藝術學院書法專業(yè)的衣雪峰教授則撰文從書風進行考察論證其為偽作，“可信的秦代刻石書，都具有莊嚴、鄭重、典雅的風格。其章法，無論縱橫，都有比較嚴格的界格秩序。在面對“昭明宗廟”、“頌皇帝功德”的刻石這樣的國家大事時，這個縱橫界格就是國家的尊嚴、秩序與合法性的象征。昆侖石刻的根本的破綻在于，其章法沒有縱橫界格，其書風不能與其使用場合應有的莊嚴、鄭重、典雅相符合。它恐怕是混用了秦刻石、秦詔版、秦簡、秦印、東漢《袁安碑》甚至近代篆書的一件偽刻，甚至是作偽者的一個惡作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