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從哪里出發，就會回歸何處，同行的伙伴亦會平安歸來。年輕的少男少女他們出身迥然，緣分卻讓他們羈絆成長。”伴隨著純凈如天籟的歌聲，藏族少年天寶的傳奇故事在銀幕上徐徐展開。風雪肆虐，征途漫長，這部“從頭到尾令人屏息凝神”的史詩巨制，融匯了阿壩州壯麗的自然風光和熾烈的紅色信仰，成為2025年暑期檔最令人期待的國產電影佳作。

《天寶》改編自藏族作家降邊嘉措的傳記文學作品《藏族老紅軍天寶傳》，由于守山任總監制，著名表演藝術家、導演劉勁、新銳導演藝兮聯合執導。它是繼《周恩來回延安》之后，劉勁導演的第二部電影作品，也是他作為天寶的家鄉人，獻給天寶參加革命九十周年的致敬之作、情懷之作。

天寶，原名木爾加·桑吉悅希，1917年出生于四川省馬爾康縣，1935年春參加革命工作，1935年秋加入中國共產黨。1935年春至1937年夏末參加紅軍長征，跟隨隊伍三過草地。新中國成立后歷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等職。

與傳統的紅色革命歷史題材電影不同，《天寶》以非線性敘事解構藏族小扎巴天寶的“覺醒之路”：佛堂經幡、雪山草地、土司官寨、延安窯洞，還有天寶和央珍邂逅的小河，草原上不倒的獵獵旌旗，阿壩州四季澄澈的天光云影，場景跟隨現實與記憶反復切換，打造出令人震撼的視覺效果，亦積累了澎湃的情感力量。冰火交織、生死存亡的革命之路得到了極致詩意化、審美化地呈現。

劉勁的身份既是導演也是編劇。為了創作《天寶》的劇本，他閉關一個半月，白天黑夜地寫，兩萬多字一氣呵成。“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很輕松，但那個時候寫也是跟自己較勁。因為電影劇本不像話劇或者電視劇，可以用臺詞來講故事。電影必須是用鏡頭來講故事，這是難度非常大的。我寫出來的劇本2萬多字，臺詞根本沒有幾句，大量的是在描述鏡頭怎么呈現。”劉勁回憶道。

“寫到最后結尾的時候，也是淚流滿面，把自己給燃燒起來了，激動了。”

作為同樣從馬爾康縣走出的表演藝術家，劉勁從小就聽說過藏族紅軍天寶的故事，對嘉絨藏族的日常生活、民俗文化、宗教歷史亦有充分的了解。在拍攝過程中，他數次給主創“突擊補課”，要求影片中藏民的服飾、妝容、佩飾、器物，完全與嘉絨藏民日常生活、民俗民風保持一致，盡量做到“細節真實”。為了讓自然環境作為一種象征，和人物命運相融合，影片中所有取景地也經過劉勁導演的精挑細選。他蠻有把握地告訴南都記者，少年天寶和央珍姐姐邂逅的地方——馬爾康卓克基西索村的美麗小河畔——會成為川西一個新的熱門打卡地。

據透露，《天寶》的拍攝得到了阿壩州的大力支持。一聽說要拍《天寶》，又有劉勁導演掛帥，阿壩州的13個縣市立刻表示：“我們要像當年支援紅軍一樣，支援《天寶》的拍攝！”

7月10日，電影《天寶》即將登陸2025暑期檔，在人民院線上映。目前，阿壩州境內的所有大屏，已全部換成了《天寶》的電影廣告，阿壩州政府還頒布政策，游客用《天寶》電影票根可以換景區門票。

“很多朋友在路上給我發照片，他們在高速路上看到，在阿壩州的壯美的景色里邊，在廣袤的高原上，《天寶》的大牌子矗立在山和藍天之間，那種穿越感很震撼。”劉勁導演告訴南都記者。

南都專訪電影《天寶》導演、著名表演藝術家劉勁

著名表演藝術家、電影《天寶》導演&編劇 劉勁。

非線性結構講述天寶傳奇一生

真實反映嘉絨藏族歷史文化

南都：電影《天寶》講述了一個藏族小扎巴成長為紅軍戰士，最后成為中國共產黨重要領導人的故事。您為什么起意拍這樣一個主題的電影？

劉勁：我和天寶是老鄉，都來自四川的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都是馬爾康的。天寶是我的家鄉走出來的一個藏族革命家，我小的時候就聽老師和大人們說過他的故事。后來我演上主旋律以后，就一直覺得，國內的影視作品沒有表現過他，是一個遺憾。我有一種情懷，一個夙愿，覺得自己有責任把這么一個傳奇的、民族英雄式的人物用電影的方式呈現出來。正好家鄉建州70年，阿壩州政府也有這個愿望，所以一拍即合，就把這個項目提出來了。

南都：劇本是好電影的基石。您不僅擔任電影《天寶》的導演，劇本也是您親自操刀，請談談具體的創作情況。

劉勁：天寶原本是個小扎巴，他本身又是嘉絨藏族，再加上紅軍革命，所以我說這是一個革命、民族、宗教三性統一的作品。革命的東西對我們來說手到擒來，《長征》都拍好幾遍了，都是沿著長征路實景拍攝。但是民族和宗教本身就非常敏感。為什么很多人不碰這個題材，也有這個原因。沒辦法，我們寫的就是這么一個敏感的，或者說容易觸碰底線的人物。所以在劇本創作上也是一波三折。

我原本請了一個非常有實力的，也很有名氣的編劇，他也是《周恩來回延安》的編劇。《周恩來回延安》是我自己第一次導演并且主演的，自導自演的一部電影，上映后獲了很多獎。這位編劇很有經驗，但是沒想到他一寫，就不斷地被推翻、否定。他后來給我發過來30多稿，都急了。主要問題在哪？不是說這個本子專家通不過，我們自己都通不過。一寫紅軍覺得很有戲，很飽滿，但劇本里有幾條線，一寫到藏族，特別是宗教，就覺得特別干澀、沒戲，有的地方也不夠準確。為了采風，我帶他去阿壩州天寶當年生活的地方，走了一遍紅軍長征到達藏族地區，爬雪山過草地的路線。因為那里地域比較復雜，又有農區又有牧區，天寶又是三過草地，沒有方向感，你寫就容易寫亂了。

他走了一大圈，回來又寫，好一點。但是我們發現，他可能還是對藏族生活不熟悉。天寶本身是一個僧人，編劇沒有找到他身上的佛性。最后沒有辦法，很快要開機了，所以我說我自己來吧。我生活在那個地方，我對長征題材、革命很熟悉，我的同學什么的都是藏族，起碼我們那個地域的寺廟我也很熟悉，所以我就閉關，從頭到尾等于是推翻了重新創作了一個劇本。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關到屋里不出門了，白天黑夜地寫，一氣呵成。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很輕松，但那個時候寫也是跟自己較勁。因為電影劇本不像話劇或者電視劇，可以用臺詞來講故事。電影必須是用鏡頭來講故事，這是難度非常大的。我寫出來的劇本2萬多字，臺詞根本沒有幾句，大量的是在描述鏡頭怎么呈現。

寫到最后結尾的時候，也是淚流滿面，把自己給燃燒起來了，激動了。我當時拍了張照片，電腦反光映著自己的影子，模模糊糊的，我發給我們的總監于守山，我說，你看我都寫哭了，馬上要結尾了。照片他現在還留著，真的是一個特別有意義的值得紀念的瞬間。

南都：這個劇本您認為最主要的創新點是什么？

劉勁：因為我同時也是這個片子的導演，我在寫劇本的時候直接就有分鏡頭劇本了，用文字來形容畫面。

另外也遇到了一些問題。我從事主旋律的創作，從1995年開始就一直拍革命歷史題材。昨天我跟唐國強老師通話還說，30年了，我倆合作都整整30年了。我們拍了大量的戲，像《長征》《延安頌》《解放》，包括《志愿軍》、《建國大業》，全是線性結構，因為主旋律的創作就是按照歷史的脈絡來，講究的是“大事不虛，小事不拘”，大事不能去杜撰，不能去想象。為什么有重大歷史領導小組？大專家們就是把這個關的。我們以前拍的片子都是按照線性結構來敘事，創作難度比較小，也不會出什么問題，但是同時帶來了一個弊端，就是節奏慢，皮兒太厚。主旋律后來慢慢地觀眾就不愿意看，也與創作上走入模式化的瓶頸有關。我就一直想突破，電視劇可能難一點，因為電視劇太長，必須娓娓道來。至于電影，我就一直想采用一個非線性結構或者是交叉結構來進行創作。

天寶從1935年開始加入紅軍，一直到他70多歲退休，參加革命60多年。這也是一個傳記體的片子，怎么在一部電影里把60年裝進去？從加入紅軍開始，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開國，然后回到四川跟十八軍進藏、剿匪，又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當了十幾年西藏自治區主席，然后回到四川省當省委書記，最后退休。這么多內容怎么寫？我就要取舍。這是一個很艱難的過程。

后來我決定用非線性結構。一開始還不是像現在的電影這樣，現在上映的版本一開始是在磕長頭的路上，以前一開始就是一個夢境，夢見自己在磕長頭的路上，突然驚醒，滿頭是汗，黑黢黢地什么也看不見，就是人物的一個特寫。然后話外音：“毛主席來看大家了——”毛主席跟他有什么關系？觀眾可能不知道這段歷史，但天寶馬上反應過來，起身把門一拉開，一看是陜北高原的窯洞，他立刻往外跑，這個時候出片名。這就是非線性敘事的一個很典型的表達方式，從中間開始講故事。

但是后來寫著寫著，非線又不非線了。這就是創作的難度，因為寫非線特別難，劇情時不時要回來，怎么回來？也不能回來一下又走了，回來以后得有戲，才能構成非線性結構，兩邊才平衡。我說不管了，我就堅決先把劇本結構拿下，確定從他8歲去寺廟里當扎巴開始，一直寫到新中國成立以后剿匪，他那個時候已經成為西藏自治區主席，阿壩州藏族自治區主席了，也是成熟的革命家了。也沒想到送上去一稿通過，我們后來就是按照這個劇本來拍的。

南都：電影《天寶》里有許多藏族人民日常生活的鏡頭，其實這部分是我們大多數觀眾不熟悉的。您在拍攝藏民這部分有什么特別的講究和考量？

劉勁：我在劇本創作的時候，更多是在描述畫面里邊出來的人物，他的著裝打扮。我知道我們主創會面臨這個問題。果不其然。我們的主創都是特別好、特別有實力的藝術指導，圈兒里的大咖。但是當我們在成都集中，開始給演員造型，我一看，妝容整個就是亂七八糟。因為我拍的是嘉絨藏族，我不是拍的安多，我不是拍的白馬，我不是拍的西藏。

后來我給主創開會，從零開始讓他們去翻資料，查閱嘉絨藏族的歷史、文化，帶著他們到成都的藏族街上去看，這些衣服配飾，哪個是嘉絨的，慢慢給他熏陶，讓他突擊去掌握。他們都是高手，很快就進入了，然后重新做衣服，重新配首飾、配飾。

但是做出來的衣服太新了。那個年代的奴隸，天天勞動爬山的人，怎么可能穿得那么新？拿去做舊，再做也是新的。后來我說這樣，趕緊派人去老鄉家里邊去借，或者去買他們現在穿著勞動的衣服。這樣收集了一大批。特別可笑是什么？拍《天寶》，服化道想到要有陳設，從橫店給我拉了兩車道具過來。我后來給他們批了一頓，這東西99%都用不上。藏族家里邊或者土司家里邊，怎么可能有小馬扎、小圓桌，還有柜子？簡直是想當然。我讓他們趕緊看資料，奴隸家是什么樣子，天寶家是什么樣子，土司家是什么樣子。

因為準備的時間比較短，開機以后，我每次到現場，下車就直奔場地，看見哪些東西是漢族的，全扔出來。扔完了場地幾乎就空了，怎么拍？只能重新想辦法。

我要的是細節，是他們的生活。在阿壩州我們為電影《天寶》點映預熱的時候，沒有任何一個人跟我說哪個地方不對。

家鄉阿壩州鼎力支持

鏡頭帶出絕美川西風光

南都：聽說《天寶》的拍攝得到了四川省政府和阿壩州政府的大力支持，阿壩州的領導也出席了北京首映禮。能否講講這方面的情況？

劉勁：《天寶》是院線電影，院線電影就得考慮票房，壓力特別大。我們的資金構成也很特殊，因為牽扯到演員的選擇。現在要請流量的，有號召力的演員，就得有錢，我們又是一個沒錢的劇組。

當時立項以后，我們申報了四川省的重大文化項目基金，四川省領導一看是我在牽頭，又是這么一個題材，就給了我們評上了，等于就是中標了，給了我們一筆扶持資金。這筆資金1000多萬，基本上就可以建組了。

但肯定還不夠，一個電影最少也得四五千萬，又是實景拍攝。后來我就到阿壩州找領導，找州委書記、找州長，去了好多次了。所以我現在說老實話，我們就是靠國家靠政府。

這次我們回家鄉阿壩給《天寶》預熱，我們的州領導和各個單位都集中看了，看完以后很感動，起立鼓掌，沒有提出任何質疑。《天寶》7月10日上映，在電影頻道推薦暑期檔，我親自上去推薦的，電影頻道的視頻出來了，我發給州領導，我們州長羅振華馬上電話打過來，他說劉勁老師太好了，我們阿壩州要加大宣傳，我已經給他們布置下去，第一，用電影票根換景區門票，另外，把阿壩州境內所有的大屏，不管是公路上的還是景區的、城市里邊的，全部換成《天寶》的廣告。

很多朋友在路上給我發照片，他們在高速路上看到，在阿壩州的壯美的景色里邊，在這么一個高原上，《天寶》的大牌子矗立在山和藍天之間，那種穿越感很震撼。

當年紅軍天寶那一代人爬雪山過草地，浴血奮戰，吃草根扒樹皮的，為了什么？就是為了跟今天形成這樣一個強烈的對比。紅軍長征走過的地方現在都有了高速公路、高鐵，我們這個新時代真不是白說的。

南都：《天寶》完全是實景拍攝，阿壩州地域廣袤，自然風光絕美，您是怎么挑選取景地的？

劉勁：我先是讓美術副導演還有另外一個導演藝兮，讓他們去取景。因為那些地方我都熟，不用去看。我在忙活跟主創開會，讀劇本，繼續打磨提升劇本，做各種準備。他們采了半個月景回來給我看，有的還行，有的我就給他否了。當我真正到了阿壩州外景地住下來，走到現場去看，才發現完全不對。

戲里有幾個重要的場景，當然雪山和草地沒問題，現成的。我們當年拍《長征》的時候就在那個地方拍的，因為那個地方也不能去開發，也沒有開發的價值，就是旁邊立了一個碑，向紅軍英烈致敬。再過去就是茫茫大草原沼澤地。

但是有官寨的戲，就是土司家，有天寶家的戲，拍他們那個村寨子，這里邊就有很多要求，主要是表現嘉絨藏族的特色。我要把嘉絨藏族的文化和日常，我小時候見過的那種最原始的狀態呈現出來。

小天寶和央珍姐姐第一次見面的情節，是我在劇本里強化的。我讓他們去找一個地方，山泉流下來，有一棵樹，有一條小道，央珍姐姐天天在這背水。藏族婦女從小就背水擠奶，小天寶小桑吉悅希也拿了個水桶，他是給寺廟打水，兩人第一次在那兒邂逅。然后不斷地，隨著他們年齡增大，老在這個地方有戲發生。但是這個場景他們給我找了無數個，有的離我們的駐地開車得開三個小時，到了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兒。

他們沒有理解我要什么。從天寶八歲起，我換了三個演員，八歲的小天寶，十二三歲的少年天寶，十八歲歲的成人天寶。從寺廟里邊加持皈依一直到慢慢長大，我的人物的年齡必須在幾個相同的場景里邊疊加。因為觀眾很熟悉了，例如小河邊是他們日常經常去玩耍的地方，這樣就把情感鏈條構建起來了。

我們有一首很好聽的主題歌《拉里謝姆》，小央珍唱的，他倆在河邊，還沒見人就聽見歌聲了。藏族女孩唱得非常清純的天籟，小天寶一聽就聽傻了。抬眼看見一個小姐姐背著水桶過來，這是西索村的小河邊。他本來走了一半都走到岸上了，叫了一聲姐姐，把他自己打的水倒在姐姐的桶里邊，一笑，走了。這時姐姐把他喊住，從懷里掏出一把蠶豆放在弟弟的手里，走了。弟弟看著遠去的背影，于是他們就這樣邂逅了，故事就這樣開始了。

這首歌是貫穿全劇的，歌詞很有意思。“你從哪里出發，就會回歸何處，同行的伙伴亦會平安歸來。年輕的少男少女他們出身迥然，緣分卻讓他們羈絆成長。”這是嘉絨藏語翻譯過來的，片子里會出漢語字幕。“來自遠方漢地的白銅被做成一對嗩吶，即使分開駐扎，也終會被同時吹響，從哪里出發，就會回歸何處”。這首歌唱了天寶的一生，原來這三個孩子，小天寶是扎巴、央珍姐是寨子里邊的普通的藏族少女，還有小土司，三個人總一起玩。《拉里謝姆》是嘉絨藏族的一個曲牌，民間有很多種旋律，不同的歌詞。寫劇本的時候，我一聽到這個歌，馬上就找到感覺了。將來片子上映之后，馬爾康卓克基西索村這個地方可能會成為一個熱門打卡地。

我還讓藝兮導演帶了一個分隊，帶著無人機等設備，去13個縣拍空鏡，把它最好的景點拍下來，這樣能用到我的片子里面。再弄一個替身，天寶一路磕長頭，正好讓替身穿天寶的袈裟，遠遠的也看不清楚，把景兒帶出來。在這個片子開始的時候，就是各種不同的在路上磕長頭，把蓮寶葉則、雪山草地都給帶出來了，太漂亮了。

主要的景一個是天寶的家鄉馬爾康，也是我出生的地方。另一個是官寨，當年毛主席、周恩來和朱老總在那兒待過幾天，而且在那開過一個很重要的會議，叫卓克基會議。當時共產黨不能擾民，嚴格執行民族政策，毛主席他們要帶頭，頭天晚上到了以后沒進官寨。官寨旁邊有三棵樹，毛周朱三個人在那拴著馬坐了一夜。那三棵樹旁邊現在還修了一個《卓克基紅軍長征紀念館》，上面就是土司官寨。第二天毛主席他們進官寨，毛主席一看震驚了，感嘆說：“古有梅屋，今有官寨。” 這些都是我小時候聽說的。

與高海拔缺氧作斗爭

全身心投入，拍天寶也是拍自己

南都：阿壩州海報較高，演員在拍攝過程中需要克服高反，料想也很不容易。

劉勁：是的。因為它的平均海拔都在三四千多，在外景地，本來就缺氧，有時候還要下雨下雪，經常就有演員拍著拍著就倒了，上一個全景鏡頭里邊他還在，下個鏡頭就不見了，送下山了。天天都在跟高海拔缺氧作斗爭。

我們的工作人員為了搶時間，習慣了現場跑去拿東西。有一次在海拔4000多的地方拍戲，需要一套服裝，服裝員小姑娘就跑到廂車去拿。因為有的時候怕穿幫，車都停得比較遠，結果沒想到跑的路上一下就暈了，昏迷了，趕緊就往山下送。后來到了醫院，醫生說你們再晚來半小時，就救不過來了。

南都：《天寶》即將在7月10日于人民院線上映，是暑期檔中的重磅。作為導演您有什么感想？

劉勁：今年是天寶入黨90年了，正好把片子推出來。我作為他的家鄉人，這個責任就像天寶有靈一樣，落在我身上了。而且只有我能拍，換個再大的導演，他也可能遇到難以解決的民族文化沖撞的問題。

其實電影拍到后來，我覺得是在拍我自己的童年和少年。電影里的生活都是我自己的，比如說蠶豆這個細節，就是我當年在學校勞動的時候，一個藏族姑娘跑過來把一把蠶豆塞到我手里，轉頭跑了，一句話都沒有。這個細節一直刻在我心里邊。

包括挖菌子的情節。當時紅軍特別體弱，打不了仗，天天吃野菜，吃得吐，后來到什么程度，吃野菜必須黨員帶頭。沒有油水，體抵抗力下降，又加上霍亂、風寒流行，減員很多很多。最大的一個干部是師級干部，最后在那兒因為這個犧牲了。我們阿壩八九月份就出菌子，山上野生的菌子，像蘑菇、松茸、鵝蛋菌幾十種，我小時候經常帶著干糧天不亮就上山，到原始森林那邊去，背著背簍，撿菌子，晚上才回來，天然的菌子是最鮮美的。影片里央珍和天寶也是去給紅軍撿菌子，在那兒遇到了假紅軍。國民黨要襲擊紅軍醫院，穿著紅軍的衣服，但他們不識路，遇到央珍他們讓帶路，但央珍姐姐發現了這是假的，讓天寶回去報信，自己把假紅軍往懸崖上帶，最后毅然決然地墜崖。這些虛構的情節里面都融入了我自己的生活。

許多專家都說，這么多年以來，在《農奴》《金沙江畔》這些藏族題材影片里邊，《天寶》是最好的一部，有創新，有美學價值，評價很高。我自己反正是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個戲了，比我拍《周恩來回延安》還上心。

采寫：南都記者 黃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