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教育學者、歷史學者、作家傅國涌先生，于2025年7月7日凌晨因突發心臟病去世，年僅59歲。

傅國涌1967年出生于浙江溫州樂清，后來定居杭州。

以《葉公超傳》《金庸傳》《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百年辛亥：親歷者的私人記錄》等著作備受矚目的傅國涌先生，在長期關注百年中國言論史、知識分子命運史、企業家的本土傳統等之外，近些年也特別關注近代教育話題，并親自進行“國語書塾”的教育實踐，推出了一系列教育著作。

2018年，新黃河記者曾專訪傅國涌先生，采訪時傅國涌先生談到了自己從一個偏僻鄉村孩子成長為獨立學者的人生歷程，也談到對歷史、對知識分子、對教育等等問題的看法。以下為2018年專訪內容——

一個民族，最重要的是思想家和教育家

記者：您出生于1967年的“特殊年代”，在精神食糧如此匱乏的年代，您的閱讀和精神的起點是怎么開始的？

傅國涌：我出生在大山深處，山雖是“天下奇秀”之雁蕩，地卻十分偏僻，加上我童年和少年正處20世紀70年代，幾乎無書可讀。但我在寧波教育局和中國科學院工作的兩個舅舅讓我知道還有一個山外的世界。我上小學時，每年媽媽都會讓寧波的大舅買來單位的廢舊報紙、雜志，用來做成小袋子裝栗子，每年冬天來臨時，成堆的報紙雜志就成了我閱讀的饕餮大餐。我貪婪地尋找一切能吸引我的文字和圖片，并剪下來，裝訂成冊。時間久了，大部分都已無存，保存下來的只有完整的一冊，是《秦始皇傳》和《烏江東去》的合訂本，前者是從《學習與批判》1973年第4期剪下來的，后者是從《朝霞》1975年第4期剪下來的。到小學四年級我有機會讀到了《水滸傳》，此后沉迷于《三國演義》《西游記》《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說。

1983年，通過《名作欣賞》，我接觸到了中國現代文學和世界文學，讀到了徐志摩、豐子愷、屠格涅夫、雨果等人的作品。從1985年開始讀美學，從李澤厚、宗白華、朱光潛一直讀到黑格爾。1987年以后，我開始逐漸轉向政治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的閱讀，商務印書館的那套漢譯世界學術名著我基本上都讀了，洛克、孟德斯鳩、盧梭、密爾、韋伯、湯因比，他們將我帶進一個更深沉遼闊的世界，我對山外世界的想象不再停留在秦皇漢武、水滸三國，也不再停留在郁達夫、沈從文或拜倫、雪萊，我開始為古希臘以來一代代智者的思考所折磨，我渴望融入他們的陣營中，與他們站在一起。我想起一句詩：“雁蕩山有幾滴雁聲掉進誰的眼睛，誰的眼睛便飛起來”。山中的小世界與山外的大世界之間，從此不再隔膜，即使我終生都生活在雁蕩山中，我也不再坐井觀天，以為天空只有井口一樣大小，在精神上我已看到了那個和天空一樣大小的天空，人生至此，真是痛哉快哉！

記者：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特別關注中國近代史？

傅國涌：1989年離開鄉村中學后，我輾轉山西、杭州，非常強烈地轉向了近代史，買了《孫中山全集》，并且千方百計買到了黃興、宋教仁、陳天華、秋瑾等人的文集，做了很多研究筆記。1998年開始寫作，第一篇文章《書生論政：我看羅隆基》發表在1999年12期《讀書》雜志，此后開始一發不可收，2001年開始出書，2003年開始成為職業撰稿人。

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覺得，無論風怎么吹，事實只有一個，歷史只關心真相，真相需要從多個視角而不是單一視角呈現，因此歷史研究不是要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而是要把復雜的問題復雜化。我還想說，一個民族，最重要的就是思想家和教育家。只有這些人在這個民族里還有說話、思考、實踐的空間，這個民族才處于正常的狀態。當一個民族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失去了活動空間，這個民族就處于的它的低谷。

在整個文明史的脈絡中講述中國現代教育的起源

記者：《新學記》的副標題是“中國現代教育起源八講”，這本書的緣起是什么？

傅國涌：我一直想清理中國現代教育的起源問題，2005年編《過去的中學》，匯集了一些零散的材料，2013年主編一套《回望民國教育》系列，慢慢對這個問題有了自己的想法。不過這本《新學記》可以說是我無心插的柳。2016年的最后一天和2017年的第一天，我在蒼南給部分學生和中小學老師講了兩天的“中國現代教育起源”，共分八講，每半天完成兩講。部分聽課者把我的講課錄音整理成文，有十幾萬字，我又用了近一年的時間修訂，增補近十萬字，終于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但框架、觀點和基礎史料還是講課時的原樣。

記者：您這本書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什么？和此前寫教育史的書有何不同？

傅國涌：和以前關起門來談教育的書不同，《新學記》是要打開門來談教育，是試圖在整個文明史的脈絡中講述中國現代教育的起源?，F代教育不是孤立的，它與時代的大變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也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在一個相當長的過程里慢慢展開、逐步演變的。在《新學記》中，我從1818年整個華人世界的第一所區別于傳統教育的現代學?！挥隈R六甲的英華書院開始講起，而清政府要到1902年才開辦現代學校，這中間，時代和社會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中國現代教育的興起是一場漫長的革命。在我看來，教育革命對民族命運的影響遠比那種疾風暴雨式的大革命來得深遠。從千余年的科舉到一朝廢科舉，從過去的私塾書院、太學國子監到現在的小學、中學、大學，這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一場不流一滴血的革命。這場革命不只在校園、教室里發生，而且影響了整個文明的進程。幾千年來積累起來的那一整套跟世道人心、王朝統治相匹配的教育模式，在近代中國的劇烈變化中，被沖垮了。這是教育血統和內核的打破和重建，對中國人造成的沖擊，遠比暴力革命大得多。

教育的本質，是要尋找一個人生命的自我成全

記者：梳理現代教育的起源，是為了對現有的教育有好的啟示。您覺得現在的教育存在什么問題，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

傅國涌：我曾于1987年到1989年在一個鄉村中學當語文老師，離開學校已三十年，對現在的教育情況不是特別了解。但我相信，任何時候我們都應該不忘教育的本質。教育是什么？我們也許無法給出一個確定的答案，但是我們至少可以知道教育不是什么，我想說的是——教育不是指鹿為馬，也不是指馬為鹿，教育就是指馬為馬，指鹿為鹿，馬有馬的真善美，鹿有鹿的真善美，在指馬為馬，指鹿為鹿的過程中，即包含了人類追求真、善、美的全部渴望和努力，教育就是要在時間的不斷變化中尋求不變的價值。

“教”“育”二字連用，在《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語中就出現過，但并不是一個專用名詞，日本明治維新之后的新漢語開始賦予“教育”現在的內涵，我們是直接從日本引入的。朱光潛說，“教育”在西文中源自拉丁語，原文是“抽出”，即“啟發”的意思，教育的目的就是啟發人性中求知、想好、愛美的天性。真善美具備，人生才完美，人生來就有這些需要，只有教育才能使這些需要盡量生長、發展起來。因此我們可以說，教育的本質，是要尋找一個人生命的自我成全。

記者：作為您的教育實踐項目，“國語書塾”的緣起及現狀如何？

傅國涌：“國語書塾”始于去年10月7日，到現在剛好一年。目的很簡單，就是與童子一起讀書。剛開始找了十幾個小孩，最小的三年級，最大的六年級，現在有三十幾個小孩。我們讀書分在家讀和走出去讀，也就是“行萬里路”和“讀萬卷書”相結合，我會帶著孩子們到富春江與嚴子陵、郁達夫對話，到蘭亭與王羲之對話，到紹興與魯迅對話，到清華與陳寅恪對話，會在希臘讀普羅米修斯，讀荷馬史詩，在比薩斜塔與伽利略對話，在但丁的家門口誦讀《神曲》。最近的10月1日我還帶著孩子們到北大紅樓舊址演了一出戲，接下來我們還要開戲劇教育課和演講與辯論課。一年來，我發現孩子們的表現超乎想象，無論在背誦、閱讀，還是寫作上，孩子們都有巨大的潛力。

在這個過程中，我也跟著孩子們一起讀了一些原本不會讀的書，《蘇菲的哲學課》《和孩子一起讀的藝術史》等等，都讓我很有收獲。五十歲開始帶小孩讀書，過去五十年仿佛歸零，我體會到了與孩子一起成長的生命的大歡喜。

來源 新黃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