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年前，我在一棟不新也不舊的教學樓里上課。從教室的窗戶望出去，是宏偉的天主教堂以及干凈而神秘的院落。那時天總是很藍，夏日的陽光傾瀉下來，灑在教堂的紅瓦上。我總是要歪著頭，才能見到教堂塔樓上巨大的十字架，因為它太高了——在老城建起那些數十層的大樓之前，它就是這一帶的制高點。

有時，我到學校的時間比較早，就會趴在窗臺上看教堂，總也看不夠。它的巨大時常讓我心生渺小之感，過于單純而機械的學業也讓我很難幻想未來。學校的喇叭總是在播放各種通知，在夏日午后尤其令人狂躁。但偶爾，它也會神奇地響起一些旋律，比如《未來的主人翁》。那一刻，白云在天上流動，我第一次需要音樂。

那時的羅大佑總讓人聽得很累，因為他太喜歡提問。比如我出生的1980年，他就問“愛情這東西我明白，可永遠是什么”。二十年后，他又在《戀曲2000》里追問“你還愿認得我嗎？”可是，答案在哪里？

當我第一次聽鮑勃·迪倫的《Blowing in the wind》（即《答案在風中飄揚》）時，我已離開了那棟教學樓，也離開了那座城市。我也不再相信羅大佑，因為我知道自己乃至自己這代人，都不會是未來的主人翁。至于那些疑問，答案還在風中飄嗎？我曾相信過。但又過了許多年，當我步入中年，便知人生吊詭之處：你的疑問越來越多，有答案的卻越來越少。《答案在風中飄揚》同樣也在提問，結果也無不同。

我生也晚，未曾經歷那個左翼運動席卷全球的60年代。但有時亦覺得幸運，因為若是身在局中，注定也是時代的炮灰，何況那時的中國恰恰活在世界之外。站在當下回望歷史，大時代里的幸運兒終究是少數，即使他們攬盡了大多數風光。

鮑勃·迪倫當然是幸運兒。

1961年，他從明尼蘇達大學輟學，開始音樂生涯。1962年發表第一張專輯，“像砂紙一般的嗓音”令人過耳難忘。1963年，他發行專輯《The Freewheel’ Bob Dylan》，其中的《Blowing in the wind》和《A Hard Rain's A-Gonna Fall》（即《暴雨將至》）讓他成為反戰者的靈魂，前者是他最動人的作品，后者則充滿詩意和末日情緒，并成為古巴核彈危機的代名詞，去年那本描寫古巴核彈危機的年度好書，便以《暴雨將至》為名。1964年，馬丁·路德·金發表《我有一個夢想》演講后，迪倫發行專輯《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即《時代變了》），專注于民權運動，使之成為那個時代最著名的政治宣言之一。

那一年的跌宕遠不僅此。那年冬天，柏克萊掀起言論自由運動，抗議學校禁止反越戰抗議，八百余名學生被捕。《時代變了》就是學生們的主題曲，可鮑勃·迪倫本人卻選擇就此告別革命。

也正因此，在許多人看來，鮑勃·迪倫的真正輝煌甚至停留在60年代，或者說停留在前三張專輯，從未帶走。這也許是因為他深深知道，那個創作歷程不可復制，即使他再驕傲，也需告別自己的神話。他曾說：

“要寫出這些歌，你必須具有支配精神的力量。我已經做過一次，而一次已經夠了。對我來說，我出現在了合適的時間，而且我也非常理解自己所處的時代。假如我現在出道的話，很難想象靈感會從何而來，因為你必須呼吸著合適的空氣去發揮創意。”

人無法復制自己的創作歷程，但反過來，好的音樂可以跨越時代，彌補這一缺陷。《時代變了》專輯推出20年后，即1984年，在蘋果股東大會上，喬布斯便朗讀了《時代變了》的歌詞，開創了屬于自己的時代。

1965年，鮑勃·迪倫推出專輯《重返61號公路》。他最初選擇民謠，是因為他無法信任搖滾：

“搖滾樂對我來說是不夠的。它們朗朗上口、有強烈的節奏，并且讓你很high，但是不夠嚴肅，不能現實地反映生活。當我接觸到民謠時，這是更為嚴肅的音樂。那些歌曲有更多沮喪、更多哀傷、更多對超自然的信仰、更深層的感受……生活太復雜了，以致搖滾樂不能反映出來。”

而此時的民謠，恰恰承繼于30年代開始的民謠復興運動，有著左翼傾向。而此時，他告別了純正的民謠，甚至不惜為此得罪歌迷。專輯中的《Like A Rolling Stone》（即《像一塊滾石》）我行我素，多年后成為《滾石雜志》評選的“歷史上最偉大的500首歌曲”第一名。

他也愛“垮掉的一代”。1959年，他讀到凱魯亞克，他說：“凱魯亞克、金斯堡、柯索、費林格提，他們是如此神奇……他們對我的影響就如同貓王對我的影響一樣。”他喜歡“垮掉的一代”那種不介入政治的反叛姿態，即使這種姿態與他曾經奉行的左翼文化相悖。他也無法預料到，自己的《像一塊滾石》，居然與《在路上》一樣，成為“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圖騰。

在那個風起云涌的60年代，美國青年無比需要鮑勃·迪倫。與其說左翼運動是推崇共產主義，倒不如說他們只是希望反主流文化，借此重估一切價值。這一切甚至有些無厘頭，乃至需要同樣我行我素、離經叛道的鮑勃·迪倫來負責糾偏，讓一切向真正的理想主義靠近一些。

至于鮑勃·迪倫，也許他更需要的是蘇西。多年后，他們早已分開，但后者卻被賦予眾多稱號，比如“二十世紀偉大繆斯之一”、“迪倫的繆斯兼導師”、“啟發迪倫寫出了他的一些最偉大情歌的繆斯等。沒錯，都是繆斯，沒有她，就沒有60年代的鮑勃·迪倫。

1961年，他們相遇。在鮑勃·迪倫的回憶錄里，他這樣寫道：

“第一眼看到蘇西，我就目不轉睛。她是我見過最挑人色欲的尤物。她皮膚白皙，一頭金發，是意大利人。空氣中瞬間充滿香蕉葉子的味道。我們開始交談，我的頭開始暈眩，丘比特之箭曾在我耳畔呼嘯而過，但這一次射中了我的心。遇見她就像是走進了《一千零一夜》，她的微笑照亮了一條熙熙攘攘的街。她就像是羅丹的雕塑被賦予了生命。接下來整整一周，我都對她魂牽夢繞，我知道自己生平第一次墜入了愛河，即便三十英里外我仍能感覺到她的氣息。”

也許，僅憑這段話，鮑勃·迪倫就可以拿個文學獎了吧？

一周后，他們開始熱戀，1961年底開始同居。在他為她所寫的歌中，最著名的當然是那句“我給了她我的心，可她想要的是我的靈魂”。

如果只是書寫熱戀的情歌，那么蘇西還遠遠算不上繆斯。她在《放任自流的時光》中寫道：“在我們認識時，鮑勃對政治還沒有概念，我把我對政治等方面的興趣轉移給了他。”也就是說，之所以能夠成為繆斯，是因為蘇西對左翼政治的參與。

在文字方面對鮑勃·迪倫影響至深的蘭波，同樣是蘇西“牽線”，這也是鮑勃·迪倫的詩意源頭。

所以，在他最紅的時候，已經有人稱他為偉大詩人。但即使如此，當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還是有人憤然表示“這么多詩人，為什么頒獎給一個歌手”。

其實，鮑勃·迪倫的偉大之處，在于他早已超越了詩歌本身，這也恰恰是他超越詩人之處。那個風起云涌的大時代，在他手中并非僅靠文字呈現。他的發問，他的那些在風中飄的答案，還在他的別致聲線與旋律中呈現。他的表達，比詩歌更為寬廣。

在《鮑勃·迪倫為什么重要》一書中，理查德·F. 托馬斯就探究了鮑勃·迪倫的種種超越，回顧他的創作歷程，深入分析歌詞文本，一步步揭開鮑勃·迪倫與古希臘、古羅馬的深刻內在聯系。托馬斯認為，在鮑勃·迪倫身上，舊事物與新事物融為一體，經典與新聲齊鳴，關于愛與生活、正義與和平、不安與死亡的想象，成為鮑勃·迪倫無限的藝術創造力之源。這本書其實脫胎于哈佛大學廣受歡迎的同名研討課，《紐約時報》曾盛贊其為“哈佛最酷的一門課”。

托馬斯在書中提出了“是什么造就了經典”這一問題，借此將鮑勃·迪倫從搖滾名人堂引入古典詩人的萬神殿。在他看來，鮑勃·迪倫一向回避政治立場，但仍然寫出了最好的捍衛民權的歌曲和反戰歌曲。

鮑勃·迪倫也曾經歷一次次轉變，有時很受歡迎，有時遭遇非議。托馬斯認為，鮑勃·迪倫顯然知道自己應該要走哪條路，而且總是走在歌迷的前面。

這不就是超越嗎？

書名：《鮑勃·迪倫為什么重要》

作者：[美] 理查德·F.托馬斯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譯者：張宏

出版時間：2024年7月

定價：68元

圖源 |網絡

作者| 葉克飛

編輯|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