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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從抗日戰爭開戰最初，就在心中做出一個分工規劃，把軍事與外交劃為自己的責任區，而把行政和黨務工作托付他人。

全國行政工作最高領導機構當然是行政院，而孔祥熙擔任行政院長或者行政院副院長（蔣介石為正），實際主持行政院工作前后7-8年之久，當然成為蔣介石最依賴的最高行政領導人。

1、慫恿投降的行政院長

早在南京時期，孔祥熙就對抗戰持悲觀態度。

當1937年7月初蔣介石還在廬山征詢各方意見，和爭取地方軍政領袖們支持抗戰時，孔祥熙就和主和派最為接近，而對宋子文和宋美齡持明顯對立態度。

淞滬戰爭失敗后，當德國大使陶德曼介入調停和平時，孔祥熙立即視為千載難逢良機，極力慫恿蔣介石接受停戰條件。即便是蔣介石斷然拒絕后，他依然對和平保持高度關切，甚至安排自己的線人與日方人士維持聯系。以致當蔣介石發現后，當即嚴厲警告他立刻停止一切活動，否則以叛國罪論處。大致而言，孔祥熙直到武漢撤退才放棄和平幻想，此后不再涉及謀和行動，以致在汪精衛脫離重慶政府的活動中，從不曾有關于孔祥熙的謠傳。

總地來說，孔祥熙趨向和平是他的個性缺乏像蔣介石那般斗志，和他對中日國力差距的理性判斷所造成。但是他從來沒有透露過絲毫與蔣介石分道揚鑣的意念。因此，雖然蔣介石對他提出嚴詞警告，但是他對蔣介石絕對效忠，不會成為心腹之患。因此盡管蔣介石并不嘉許孔祥熙的工作能力，依然信托他領導中央政府工作，甚至讓他兼任財政部長，充分授權他去籌辦軍費。基本上，由于孔祥熙和宋子文水火不容，兩人的追隨者又彼此傾軋，而蔣介石又只敢信賴親信，則孔祥熙的忠誠使蔣介石對于把政府工作托付給他可以完全放心。

結果是，在整個抗戰八年中的中央政府工作，不管是在武漢時期或是重慶時期，長期都是在孔祥熙實質掌控之下。由于行政院掌管中央政府各個部門，是抗戰的神經中樞，因此他在政府工作領域里產生了極大影響力。

中國民間歷來對孔祥熙的印象是長袖善舞，既多財又斂財，但是對許多具體事務并不清楚。

首先說到孔祥熙的行政能力，大概最被詬病的是他缺乏領導者的認真、勤奮、氣度和才能。

他對行政院職務懶散處置，經常不到院內辦公。在1941年底到1942年初時段，在國事極度困難情況下，他居然請了長達5個月的病假卻不辭職，而蔣介石也不予撤換。

其結果是行政院陷于半癱瘓狀態，大部分事務任由二級主管便宜行事，又缺乏明確指示或完成任務期限，養成行政院職員們普遍得過且過風氣。即便是孔祥熙處理院務時，也是稀松邋遢。他在稀有的召集高級干部會議中，竟然可以宣布早上11時開會卻遲至下午1時才到達會場。

根據院內高干形容，他的講詞雜亂無緒、冗長重復、東拉西扯、廢話連篇，時而慷慨激昂，時而憶舊閑談，不但令人生厭，而且完全浪費高官時間。1943年在某次院會中他與社會部長谷正綱為了革命黨人是否可以家中富有而爭吵不休，被與會高官嘲諷為“是行政院院會半年來最可記錄之一事。”由此可見行政院平日院會內容之貧乏不堪。

如此最高領導不能激勵下屬力疾從公，完全在意料之中。

2、腐敗奢靡的私生活

其次說到生活作風。

早在1938年武漢時期，行政院為了替孔祥熙安置公館和購買家具的費用過高就已經無法負擔，只好疏通由財政部，行政院秘書處，和中央銀行共同分攤。

這個案件首開惡例，中央政府高官除了支領豐厚薪水，還要把一切私人用度交由國庫付帳。而由于私人用度經常漫無限制，超過本單位財務支付的能耐，因此屬下公務員為了報銷上官的私人用費而絞盡腦汁出奇制勝，否則還要被責罵為無能。孔祥熙帶領全國最高行政機關做出這個示范，隨即鼓勵其他部會高官們上行下效，成為官場普遍作風。

但是另外一方面，孔祥熙對行政院廣大員工同樣遭遇的住房困難則漠然無視，沒有半點參與痕跡。其結果是造成極大的不公平。奉公守法者居無定所，而違法亂紀者則仿效孔祥熙做法，利用手中職權滿足個人欲望。

孔祥熙1939年搬到重慶后變本加厲，他最早選擇的官邸是位于國府路的范莊，早已是重慶市最知名的豪宅大院，原本是四川舊軍閥范紹增的財產，由范氏姨太太居住。該建筑地處半山，風景優美，有大庭院和草坪，建筑總面積超過當時在重慶市區的行政院辦公廳。但是孔祥熙并不以此滿足，不久之后（1940年）又以躲避日本轟炸為借口，在鄉間選定另外一座山上建筑了一個西洋式官邸，成為鄉間別墅。按當時行政院全體員工也為了躲避日本轟炸而在龍井灣建造了一個辦公廳，全部建筑費是8萬元，可是孔祥熙自家單一幢別墅建筑費就達4萬余元。

孔祥熙除了挪用公費建造豪華公館和別墅之外，還把居家的日常費用囑咐行政院秘書長由公費報銷。依據行政院總務部門記錄，孔祥熙宴請賓客次數頻繁開銷最大，而且公然大幅超出政府規定的節約標準，一律由院長的“機密費”開支。

更有甚者，孔祥熙以美食家自詡和引領時尚，因此受他贊賞的廚師也隨之身價陡升。

根據軍令部長徐永昌記載，在成都的軍政首長們宴會必須要到以“一至十”為招牌的餐館并且指定某名廚，因為孔祥熙推崇他的烹飪手藝，每桌餐費（1943年）高達12000元。后來地方權貴競相效尤，宴客一定以汽車接送該名廚主廚，以致該廚師在成都市侯門之間來往不息。

孔祥熙超乎尋常的嗜食和頻繁宴客，一位高官曾經提供一個生動而尖銳的描繪。

在他筆下，孔祥熙油光滿面，笑容可掬，有說有笑，“席間孔院長演說，也很得意。其實他的笑痕是時刻掛在臉上的，加以他豐滿光彩的面頰，令人一見便聯想到戲臺上天官賜福的面具。他真是生成財神的面孔。他這樣的臉孔也是他政治活動上的一種幫助，可以使人易于親近。”

當然，孔祥熙如此為國辛勞地大吃大喝也必然會產生健康后果。因為他就曾經抱怨自己體重過重（170余磅），晚上不能熟睡，醒3-4次。

無可避免地，孔祥熙的公款私用包括送禮在內。

1939年孔祥熙的“機要費”原本預算已經高達14余元，然而他在宴客送禮中全部用完，還需從財政部挪用補貼，最后仍然短缺6-7萬元。其中特別慷慨的一次是他以公款廣結善緣，私下向親信干部們打點送錢總數高達7.7萬余元，指定由“機要費”開支。不幸的是，雖然孔祥熙企圖以秘密方式散財，依然事件外泄。因此相當一部分職員由于沒有分到錢就開始抱怨，在院內掀起一場爭鬧丑劇。

當孔祥熙的消費在政府預算內無法消化時，行政院領頭做出惡劣示范，那就是擴張政府編制和預算。這個做法在行政院擬定的警衛大隊編制表和預算書中最為突出。在行政院歷史上，譚延闿時代院中警衛隊50人，汪精衛時代短暫增加到120人。蔣介石時代又大幅減少，因為他取消警衛隊，從軍隊調用憲兵70人擔任警戒任務。但是孔祥熙在1938年卻要求成立一個500人的警衛隊，編列預算高達每年30萬元，而且隊長還是少將階級將領！難怪院內高級官員也譏諷其規模幾乎成為現代“御林軍”。

以上所述的孔祥熙這許多奢侈生活，當然引起社會上普遍反感，其結果是政府在戰時倡導的許多平抑物價和節約的法令，根本無法得到人民信賴和遵守。上梁不正必然導致下梁歪。

3、孔家的丑聞

在整個抗戰八年期間內，中國社會里沒有一個領袖的家人行為，如同孔祥熙家人那般引起社會大眾的傳聞和譴責，最后打擊政府威信。

當然流傳最廣的事件是孔祥熙妻子宋靄齡，逃離香港時竟將大批箱籠，連帶女傭與洋狗，霸占機位，以致許多對抗戰有貢獻而且必須趕緊離開香港的忠貞人士無法搭乘飛機。

此事不久在民間廣泛流傳，甚至輿論界有高度公信力的《大公報》也刊登譴責社論，并且向政府提出挑戰，如果該報報導與事實不符，愿意接受政府以毀謗罪論處。但是政府只是私下多方疏通而沒有公開加以駁斥。幾年之后，中國駐美外交官也向國內報告，宋靄齡在美國生活奢侈，激起美國輿論不滿。而關于中國高官在美國銀行開設賬戶窩藏巨款的消息，在整個抗戰時期謠傳不斷，引起社會輿論嚴厲指責，孔祥熙持續是焦點人物。

孔祥熙的子女們也成為政府高官和社會大眾的非議對象。

比如說，孔祥熙兒子孔令侃以平民身份卻干涉航空委員會事務，引起空軍將領高度反感。當然更離譜的是孔祥熙讓自己年齡尚未滿16歲的女兒參與公務。根據一位行政院高官的目擊記載，孔祥熙女兒在1938年行政院第一次院會時，堂而皇之地闖進會場與孔祥熙閑話家常，而孔祥熙也停止議程向在場官員們宣稱，他女兒經常為國家服務，“翻譯電報，代閱公文”等等，從未支領國家分文報償。

孔祥熙繼之憤憤不平地說，外界傳說他女兒拿國家薪俸，真是欠缺公道。但是部屬們會后私下議論，孔祥熙何以不顧滿朝大員和官方配置的譯電員，卻讓尚未成年的兒女插手處理國家大事？

至于其他子女私德敗壞和貪污枉法行為則是流言不斷，雖然細節難以取證，但是在重慶被政府高階層如此廣泛流傳，即便是謠言，若不及時嚴正澄清，就足以嚴重打擊政府威望和公務員士氣。

其實在眾說紛紜中，有一個絕對可信的案例是出自蔣介石本人筆下。

抗戰剛剛爆發，南京政府就發生紗布交易所舞弊大案。但是蔣介石感嘆“為財部職員不能究辦”，其幕后原因是孔妻宋靄齡涉案，引起蔣介石寫道，“陰性”（指女性）之極端不宜參與政治。孔姨（指宋靄齡）太露鋒芒，受忌必甚”。案件只好不了了之。

另外一個可信的指控則來自孔祥熙的好友陳光甫。

當陳氏在1939年正在極力爭取以中國礦產為抵押品而向美國借款時，卻發現孔祥熙兒子已經暗中動手在各省搜刮囤積該類物資，希望藉此發一筆國難財，導致陳光甫斷然與孔祥熙決裂。

再根據陳誠所得情報，孔氏家人僅僅在四川省內江縣一個地方就開設了五家綢緞店鋪，造成惡劣觀感。至于有關孔祥熙的子女被控行為失檢和牽涉金錢不潔時，當孔祥熙被質問時，也是盡量規避或含糊作答，反而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嚴重打擊政府信譽。

更有甚者是，孔祥熙不但本人和家人成為公眾丑聞的資料，他的親信下屬也惡名昭彰。根據一位知情高官描述，早在南京政府時代，他們囂張行為已經露出苗頭。到了1938年，孔祥熙左右隨扈和副官不下百余人，他們（及家屬）在由南京撤退到漢口的輪船上霸占優等倉位，沿途大吃大喝，對財政部官員頤指氣使。即使孔祥熙本人或許不知情，但是如此馭下無方，就是長官的罪惡。

到了重慶之后，每次行政院院會時，院長的隨從、副官、司機和各部會首長的隨扈們必定在行政院地窖或停車場聚賭，輸贏動輒數千元。

行政院職員視他們為一群“惡棍”卻無法禁止。可見不但高官貪腐，連他們的“狗腿子”也仗勢欺人，為非作歹。

到了1940年，行政院又接到民眾投訴，指控孔祥熙的副官仗勢欺人，把國府路居民十多人強迫遷出。這些居民只好呈請行政院主持公道。隨從孔祥熙出巡成都的行政院參事，居然被發現還私帶鴉片煙（200兩）回到嚴格禁煙的重慶市。

孔祥熙公館底下的人向來對財政部頤指氣使，導致行政院一位高官感嘆，孔祥熙名譽之壞，一部分是這些“家奴”造成，非常可恨。財政部一位高官談到政府腐敗情形時甚至痛恨地說：只要孔祥熙一家人就足以亡國，何需勞動日本“皇軍”？

另外一位政軍高官則直指 “孔庸之（孔祥熙號）為貪污腐敗之總代表。”

或許最為嚴峻的批評來自陳誠。陳誠本人在軍政界素來以廉正不阿著名，但是他居然以“孔賊”二字形容孔祥熙 ，而且說如果蔣介石為掩蓋孔的過失而導致國家社會崩潰，則蔣介石就真是“革命罪人”。

而著名報人王蕓生則尖酸地指出，正是因為孔祥熙大壞國事，所以還不能夠隨便予以撤換，因為他已經把財政敗壞到極點，乃至無人能夠接他留下的爛攤子。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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