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 德國社會學家，生前任慕尼黑大學教授，同時兼任巴黎人文科學之家基金會研究員及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職。

伊麗莎白·貝克-蓋恩斯海姆（Elisabeth Beck-Gernsheim） 德國社會學家，埃爾朗根-紐倫堡大學教授，研究聚焦社會變遷與家庭制度的演變情況。

到底是什么驅使人們將自己的自由、做自己的渴望和自我等一切事物與家庭對立起來？為何要踏上這條探索自己最陌生（卻又最親近）、最神圣，也是最危險的大陸的旅程？這種看似高度個人化的卻又廣泛存在的模式，這種幾乎癡迷的熱情，這種愿意為此承受痛苦的決心，以及在撕裂自己根基、摧毀它們以檢驗其是否健康時展現出的普遍的冷酷無情，我們要如何解釋呢？

《愛的失序：現代社會的親密關系》[德] 烏爾里希·貝克 伊麗莎?·?克-蓋恩斯海姆 著蘇峰山 魏書娥 陳雅馨 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5年5月

許多人認為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問題出在個人主義者身上：他們的需求與不滿、他們對刺激的渴望；以及他們日益減少的妥協、服從或忍耐他人的意愿。一種普遍的時代精神已經深刻影響了每一個人，驅使他們各行其是，而這種影響力能有多大則取決于他們移山填海般將個人希望與周遭現實融為一體的能力。

這種解釋卻引發了更多問題。許多人過得困頓不安，卻又逃出家庭之外，我們該如何解釋這種現象呢？成千上萬的離婚者并沒有主動這樣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們背后也沒有工會支持他們主張自主、爭取罷工的權利。根據他們的理解，他們是在對抗一種常常威脅要控制他們的力量，他們相信自己正在為內心深處的愿望奮戰。每一次的悲歡離合看起來都像是一場獨特的獨角戲，穿戴高度個性化的戲服，但事實卻是，在世界各地的大都會中，這場表演以非常相似的道具一次又一次地上演，只是語言各異。

世界各地，成千上萬人仿佛陷入集體癲狂般，依個人意愿決心放棄往昔婚姻帶來的喜悅，用以換取一份新的夢想，選擇在法律的安全和保障之外，共營“開放婚姻”，或者獨立扶養小孩，我們該如何解釋這種現象呢？而今，這樣的夢想已有如夢魔，但他們仍執意如此過活，追逐獨立、多樣、變化等觀念，持續翻開新的一頁自我，為什么他們寧愿這么做呢？這是一種自我膨脹的流行病嗎？是一種需要以倫理藥水、名為“我們”的藥膏和基于公共利益的日常勸誡加以治療的發熱病嗎？

或者這是朝向新領域的先驅之航，探尋不為人知卻更為理想的答案？盡管這些個體在自我決定的問題上顯得光彩奪目，但他們是否可能成為更深層次變革的推動者？他們會是一群先鋒，宣告一個新時代和一種個人與社會新關系的來臨嗎？這會是不一樣的共同基礎：不再基于對舊有準則的既定共識。它從個人的生命歷程中浮現，每一步都要爭論質疑，找出新的安排方式，面對新的需要，為自己的決定辯護；而人們必須幫助它抵御威脅我們生命秩序的離心力和變幻無常之破壞。這是本書所要呈現的觀點和理論，其關鍵詞是個體化。在此，我們首先用一個近期的例子來對比，進而解釋這個術語的含義。

19世紀末，家庭危機的征兆已經顯露，德國《民法典》之父（德國《民法典》只有父親絕非只是巧合）對婚姻做了如下的界定：婚姻乃是以其自身為目的，以其自身為合法基礎的制度，是一個已婚之人尤其沒有權利批評的制度。人們可以在討論中看到這樣的說法：“符合一般德國人民的基督徒觀點”（仿佛是從一本功能論教科書中“一般價值體系”那一項影印下來的內容），“草案的基本觀點是，在婚姻法中……個人自由原則不該成為主導力量，婚姻更應該被視為獨立于夫妻雙方意志的道德法律秩序”。個體化旨在并確實帶來了全然相反的原則。生命歷程擺脫了傳統的規范與確定性，不再受外在情境與一般道德法規的限制，變得更加開放并依賴個人決策，成為每個人該去成就的工作。生命中與個人決策無關的部分正逐漸消失，而開放給個人決策及個人主動性的部分則逐漸增加。標準生命歷程轉變成“選擇生命歷程”，伴隨而來的是所有的壓力和“自由的戰栗”。

換另一種方式說，家庭、婚姻、親職、性或愛的意義是什么，它們應該是什么樣子，可以是什么樣子，關于這一切已不再可能有一套固定的說法；這些事情的實質內涵、例外情況、規范與道德變化多端，因人而異，因關系而變。想要回答這些問題，人們必須在如何、為何、為何不是，以及到底是什么等細節上進行斟酌、協商、安排和論證；雖然這么做可能會將原本在細節里沉睡、大家普遍認為已經被馴服的沖突與惡魔釋放出來。更準確地說，越來越多想要共同生活的個人，正在成為自己生活方式的立法者、自身過失的審判者、為自我開脫罪責的祭司，以及為自身過往之事松綁的精神醫師。然而，他們也逐漸成為復仇者，對持續不斷遭受的傷害施以報復。愛情成為一面空白—戀人必須跨過日漸擴大的生命歷程之鴻溝，將自身填入，即使這種行為可能是受到了流行抒情歌曲、廣告、色情作品、言情小說或精神分析的影響。

感謝宗教改革，人們得以從教會與神圣有序的封建等級制度中解放出來，進入一個社會的、資產階級的、工業的世界，這個世界提供給人們一個看似無限的空間，讓人們能夠運用科技的藍圖培育興趣和征服自然。同樣，身處當前繁華與常規的舒適中，借由現代科技，個人不再被某種責任所限制，然而現代科技卻威脅著要接管他們的生活，使他們對任何有關繁榮和進步的斷言產生懷疑。人們發現自己身處一塊孤獨之域，在這里必須為自己負責，自己下決定，并且將自己的生活與愛情置于險境，而人們對這些尚未有充分的準備，過往的成長經歷也沒有讓人們獲得處理這些事情的相應能力。

個體化意味著男女雙方都能擺脫工業社會為核心家庭生活所規定的性別角色。這讓個人處境更為惡化，人們發現自己在物質條件不利的折磨下，不得不通過勞動市場、培訓與流動來建立自己的生活，如果有必要，還得以犧牲對家庭、親友的承諾為代價來追求這種生活。

因此那些看似是努力追求自由，發現真實自我的個人奮斗，實則也是一種符合普遍要求的普遍動向。這就決定了個人的生命歷程必須以勞動市場為核心來進行規劃；預示著個人必須具備一定的資格，而且可以自由流動。對那些極力主張快樂家庭的重要性，卻又否定其成立條件的人來說，上述的要求更是被強調。自由的感覺和實際的自由打破了舊有的家庭生活圖景，鼓勵人們去追求一種新的家庭生活，這種自由感并非個人的發明，而是晩近勞動市場的產物，另一方面還受到福利國家的抑制。實際上，這是勞動市場的自由，意味著每個人都有自由地承受某些壓力、適應職業市場的要求。重要的是你會將這些壓力內化，將其融入你的人格、日常生活，以及對未來的規劃，盡管你的家庭必然會排斥這些壓力，它們必定與你家庭的需求及家庭內的分工相沖突，你還是會這么做。

從外部或從歷史角度來看，表面上看似個體的失敗，通常被歸咎于女性伴侶，實際上卻是家庭模式的失敗。這種家庭模式能調和一個勞動市場的生命歷程與一個終生管家的生命歷程，卻無法調和兩個勞動市場的生命歷程，因為勞動市場的內在邏輯會要求夫妻雙方都優先考慮自己。要銜接兩個分道揚鑣的生命歷程需要一番工夫，是一種驚險的平衡行為，前幾代人從未如此廣泛地期待過這種行為，可是在未來的世代，有愈來愈多的女人追求自我解放，這樣的要求勢不可免。

這只是問題的一面，可這清楚顯示了，在兩性之間這場牛仔與印第安人的游戲中，一個未被察覺的、外來的、非情色的和非性別的矛盾正在浮出水面：存在于勞動市場的需求與各種關系（如家庭、婚姻、母職、父職、友情等）的需求之間的矛盾。勞動市場所傳達出來的理想形象乃是一個完全流動的個人，這類人將自己視作運作靈活的工作單位，充滿了競爭性與野心，可以無視與其自我存在和身份相關的社會承諾而為工作付出。這種完美的職場員工符合職業的要求，隨時準備配合工作需要來遷移。

個體化一詞涵蓋了極為復雜而又分歧的現象，更精確地說，個體化是一種社會變革；我們必須區分出這個名詞的各種含義，而每個含義的實際意思都不該被忽視。一方面個體化意味著選擇的自由，另一方面則代表順應內化需求的壓力；一方面它表示對自己負責，另一方面則意味著你必須依賴自己完全無法掌控的情境條件。因此鼓勵個人主義的情境產生了一種陌生的新依賴形式：你有責任將自己的生存樣態標準化。從傳統限制解放出來的個人會發覺自己被勞動市場所支配，他們不得不依賴職業訓練計劃、社會福利的管控與照顧。從大眾運輸系統到托兒所設置地點與開放時間，從入學許可到退休計劃都是他賴以生存的情境條件。

換言之，傳統的婚姻與家庭并不就代表限制，而現代的個人生活并非就是自由，只是一個同時包含限制及自由的混合體被另一個混合體所取代，而后者似乎顯得較為現代，更具有吸引力。盡管現代人的生活可能充滿壓力，卻很少有人想要回到“過去的美好時光”，可見這種生活形式是比較能適應現代挑戰的。當然也有一些男性想讓時光倒流，不過并不是想讓他們自己回到過去，而是讓女性回到過去。

歷史悠久的規范逐漸消退，不再能決定我們的行為。以往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生命歷程，現在則常被提出來檢討、溝通、討論、尋求新的同意，也正因如此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在追求親密關系時，行動者轉而成為自己的批評者、指導者和聽眾，一邊表演、一邊觀看并討論，卻無法達成快速實現目標所需的規則共識。這些規則不斷被證明是錯誤和不公平的偏見。在這種情況下，躲進固化的思維中，重新回歸非黑即白的二元思考，幾乎就像是一種拯救——“好了，就這樣，夠了”。

由此產生的多樣性充滿了獨特而相互矛盾的真理。人們嘗試打破禁忌，將之變為常態。這種變化很有感染力，甚至那些曾經覺得待在舊有的確定性中十分安穩的人，也不禁會產生懷疑的情緒。毫無疑問，多樣性要求相互容忍，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也很容易呈現出失序、放蕩或道德無序，難免有人呼吁要用鐵腕整頓。我們可以依此來解讀對傳統確定性的渴望：這樣的渴望響應了人們對失去自己的生活與社會地位之恐懼，也響應了強烈的文化不確定感，這種不確定感被個體化的過程所喚醒，潛藏在日常生活的每個層面、每個角落。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那種對“標準”的信念在暗中發聲，人們焦慮地看到性別角色在日常生活中逐漸瓦解，于是呼吁拯救祖國、國家，以及類似的傳統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