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西塞羅老師寫的《其實，我也想只寫“吃吃喝喝”——兼答梁文道先生》，忍不住想要為蔡瀾先生“狡辯”兩句。

我部分同意西塞羅對蔡瀾的批評。像是“人生只是吃吃喝喝”這種生活態(tài)度，過于犬儒，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一個文人，在如何讓社會變得更好方面，蔡瀾提供了一個不足為訓(xùn)的榜樣。

但我想強調(diào)，蔡瀾骨子里并不是個“儒”，不是李敖或是學(xué)校里面知識分子那一派的，所以談不上“犬儒”。蔡瀾是道的路子，他不必等到七十歲才能從心所欲不逾矩。

這其實是個很經(jīng)典的議題，就是一個讀書人，你讀了這么多書，到底為個啥呢。

比如魯迅和周作人先生，魯迅較比之下就更入世，對于社會和歷史的影響更為明顯，但是周作人先生的散文和生活方式，這也是一種價值，而這種價值是更潛移默化的，對于孕育一個民族的美學(xué)和教養(yǎng)有幫助。

同樣，蔡瀾是個生活家，以人生為樣本，提供一種健康的具備審美的生活方式，相對于針砭時弊的那些人，蔡瀾的確顯得不夠有力量，但要說蔡瀾就沒價值，這我肯定是不同意的。花花草草如果用入世的觀點來看也沒什么價值，但是好看，這不也挺好的嗎。

由于避開了儒家式的藩籬，所以蔡瀾沒有壁可以碰，無需討好時事，活得自由而有尊嚴(yán)。反倒是那些提倡進取精神的讀書人，往往會因為大時代的變故，而受到挫折，多多少少變得扭曲。

羅丹有個《思考者》的雕像，給人的感覺就是很沉重，很扭曲。但是一個思考者，為何不能是很放松地躺在五星酒店的床上那種形態(tài)呢。

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僅出現(xiàn)了西塞羅所不屑的那種逃避主義的隱士，也出現(xiàn)了更多的為形態(tài)而擾、為時事而擾的“儒士”。一定程度上，我自己寫時評，也算是半個后者。但我很清楚的是，這些東西的文化價值其實是很淺薄的。無非是圍繞事件和觀念的反復(fù)討論而已，說啟蒙就有點太把自己當(dāng)回事了，真正明白的人不需要啟蒙，需要被啟蒙的則根本不會接受自己的偏狹和無知。司馬南說的“我從來不騙正常人”這個或許才是真相。

關(guān)于儒與道的爭議，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很漫長的歷史時空，而香港又是個很輕盈的很消費主義的地方，出個蔡瀾這樣的生活家，我覺得很正常，也很美好。

個人主義的如西塞羅所說，需要思考個人與世界的關(guān)系，不能只關(guān)心蔬菜和糧食。但是把自己活成一個有教養(yǎng)的標(biāo)本，我想這個也是有意義的。

西方文人、藝術(shù)家也常出現(xiàn)蔡瀾這樣瀟灑甚至更加放浪形骸的人，他們不接受記者的采訪，每天就是喝酒，揣摩肉體上的那點快感，感覺要廢了一樣。垮掉的一代有很多這樣的人。但這個也是時代所造就的，他們選擇成為這般模樣，這也是他們的自由。況且人家的確也寫出了很好的作品。

既然不是走的“儒”的路線，就不需要去思考為往圣繼絕學(xué)，為萬世開太平。把個人生活過好，不給世人添麻煩，過輕盈的有尊嚴(yán)的生活，這不應(yīng)該被過度得輕視。

一句話，蔡瀾是用來欣賞的，不是用來吹捧的。

蔡瀾當(dāng)然不足為訓(xùn)，但一個文化系統(tǒng)應(yīng)該容得下蔡瀾這樣的人。

如果蔡瀾先生知道網(wǎng)上有這么多人在批評他，估計會忍不住感慨：

“我都這樣了，還要我怎么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