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法國是一個“看臉的社會”，可能大多數人不無刻板的第一印象會是蘇菲·瑪索、阿蘭·德龍，或者時尚產業的香衣鬢影、凡爾賽宮的浮華往事……然而，法國還有另外一重“看臉的社會”。

6月26日，歐洲人權法院（CEDH）作出判決：法國政府因對本國公民實施歧視性的身份檢查、違反了《歐洲人權公約》而被判敗訴。這一判決引發維權團體的歡呼，被稱為“歷史性的勝利”，同時也將法國憲警部門多年來一直備受詬病的“看臉查人”問題再次帶回到聚光燈下。

所謂“看臉查人”（contr?le au faciès，亦譯為“貌相檢查”），指的是法國警察和憲兵在公共場所的日常執勤中有權查驗公民身份，但其遴選檢查對象的標準不是基于對方具體行為對公共秩序的危害程度，而是基于外貌特征。雖然籠統而言，這種外貌特征的外延可以相當廣泛（例如性別、身體殘疾、政治立場符號等），但在實際運作中，主要集中在種族、宗教或國籍上（無論是真實還是推定的）。正因如此，“看臉查人”一直被指責具有明顯的歧視、尤其是種族歧視嫌疑。

“看臉查人”引發的爭議，在法國是一個老大難問題。尤其是近十余年來宗教極端分子頻頻制造恐怖襲擊、街區治安問題并無改善、涉毒及幫派問題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憲警部門承擔著巨大的安保壓力。在重點區域進行身份盤查，成為案發前消除隱患、案發后追查嫌犯的重要手段。然而在批評者看來，這種措施不僅有效性值得懷疑，而且有飲鴆止渴之嫌，無形中反而加劇了警民對立。

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固然構成了一種警告，但在“看臉查人”問題上其實并不存在一勞永逸的解方。以此為鏡鑒的意義，毋寧說在于：一方面，真正的法治原則拒絕對公民的人身和行動自由進行大規模的、專斷的限制，哪怕這種限制以冠冕堂皇的公共利益為理由；另一方面，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為出發點，針對特定族群進行或明或暗的區別對待（甚至歧視），雖然可能會暫時清除表層不穩定因素，但難以消弭深層根源，甚至可能會遭遇反噬。

“一勝五敗”的法院判決

2025年6月的這份判決，其實是一場漫長司法訴訟的尾聲。在歐洲人權法院，該案被統稱為“塞迪等人訴法國”（Seydi et autres c. France），案中共有6名原告，均為非裔或北非裔，自認為在2011-2012年間成為警察“看臉查人”的受害者，其居住地分布在巴黎郊區、里昂郊區、北部的魯貝（Roubaix）、東部的貝桑松（Besan?on）、南部的馬賽等多地，換句話說，可以近似地被看作是法國全境類似情況的一個縮影。

2012年3月，“塞迪等人訴法國”一案中的六名原告（事實上在初始階段人數遠不止六人）致函內政部，要求告知他們被警察檢查的原因，而內政部雖然回復稱會將相關情況反饋給警方，但隨后杳無下文。于是政府被告上法院，要求就“歧視性”的身份檢查承擔責任。2013年10月，巴黎地方法院駁回了相關訴訟請求。在隨后的上訴程序中，上訴法院也維持原判。于是，在訴諸國內司法救濟未果之后，六人上訴至歐洲人權法院。

然而在6月26日的判決中，最終只有來自貝桑松的圖伊勒（Karim Touil）一人的訴求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其他五人均遭遇失敗。

相比同案其他原告，圖伊勒的案情相對而言最為特殊：他是唯一一個短時間內接受多次檢查（10天里連續三次）、所遭受對待也最惡劣的人。

2011年11月22日，圖伊勒和兩名同伴在貝桑松市中心被警察攔下，接受搜身盤查并出示了身份證件。十天之后的12月1日，他在街上和兩名同伴閑坐時，看到有警察靠近，用暗語對同伴說，“看，22（意指警察）來了”，警察聽到這話反嗆說：“來吧，我們來檢查一下這個自作聰明的”，還說“我們知道你們這些街區暗號”。于是圖伊勒再次被搜身檢查。兩個小時之后，他和另外五名同伴（其中兩人第二次盤查時也一同被查）在市政府門口又被警察盤查。這一次，一名警察頗為惡意地對圖伊勒說，“你太胖了，得減肥，去運動一下。”隨后雙方對立情緒升級，在發生口角之后，圖伊勒被一名警察扇了一巴掌，被帶上警車并遭拘捕。

在尋求國內司法救濟的過程中，上訴法院承認圖伊勒遭受了口頭和身體上的不公對待，但同時認為，沒有證據表明這種不公對待和種族歧視相關，也無法讓人認為其種族是引發身份檢查的原因。

然而，在歐洲人權法院看來，圖伊勒的情況和其他幾人都有不同：第一，圖伊勒提交了一份統計數據，證明他所屬的群體被警方“過度盤查”；第二，他在十天內遭遇三次檢查，后兩次甚至發生在同一天里；第三，針對第一次檢查，政府方面沒有提出任何法律依據；第四，針對第二次檢查，雖然政府方面提出貝桑松檢方曾頒令在特定時段調查某些罪行，但這次檢查并沒有發生在這一特定時段內；第五，在第三次檢查中，警方曾對他有過侮辱和暴力行為。

歐洲人權法院認為，上述因素共同構成了一系列“嚴重、確切、一致”的證據，足以構成推定——即警方在身份檢查中具有歧視性；于是，舉證責任轉移給政府，而后者并沒有針對這三次檢查中的任何一次提供客觀且合理的說明。換言之，原告成功地確立了對其檢查具有歧視性的推定，而作為被告的政府未能有效反駁，于是這種歧視性推定可以被視為成立。由此，法國政府違反了《歐洲人權公約》第14條（禁止歧視）和第8條（尊重私人和家庭生活）的規定，因此被宣告敗訴，并應當向圖伊勒支付3000歐元的精神損害賠償（原告要求5000歐元）。

打折扣的“歷史性勝利”

判決作出后，圖伊勒的律師阿舒爾（Slim Ben Achour）興奮地表示，這是一次“巨大勝利”，“因為法國第一次在歐洲層面被判定有種族歧視行為存在”。

“看臉查人”問題雖然在法國頻頻成為焦點話題、但作為行政分支的政府堅決拒絕承認有這種做法，其原因不難理解，畢竟憲警部隊直接聽命于內政部，除非過錯明顯到無法公然袒護的地步，否則政府必然要堅決維護憲警部隊的權威，加上警察工會的強勢作風，導致相關爭議屢屢成為針尖對麥芒式的對抗。2020年“黃馬甲”示威期間一名黑人音樂家遭受警察毆打之后，總統馬克龍也不得不承認“非白人會受到更多檢查”，警察工會對此不僅大為光火，甚至有底氣通過拒絕執行身份檢查這樣的“撂挑子”行為來施加壓力。

當地時間2025年6月19日，法國巴黎，巴黎北站，法國警方人員執勤。

不過在司法領域，這塊堅冰正在被逐漸打破。在近年來的多起判決中，法國國內不同法院陸續承認憲警執法中存在歧視性的“看臉查人”問題：2016年11月，最高法院在三起身份檢查案件中裁定政府相關行為具有歧視性，導致“嚴重過失”違法；2021年6月，巴黎上訴法院認定警察在2018年12月的一次身份檢查行動中犯有“重大過失”，具有歧視性；2023年10月，最高行政法院承認警方執法中的確存在歧視性的身份檢查，對當事人造成了有害影響，而且認為這并不是“孤立”事件。

因此可以說，此次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并不是石破天驚的轉折，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被視為法國國內司法意見合乎邏輯的發展，它的真正獨特之處不在于法國政府遭遇敗訴，而是在歐洲層面上敗訴，由此政府在這個問題上面臨著更大的法律和道義壓力。

但如果仔細審視這一案件，不難發現，除了在歐洲層面上有所突破外，所謂“歷史性勝利”也打了相當大的折扣。一方面，除圖伊勒之外，其他五名原告的訴求均被歐洲人權法院駁回，這意味著不那么具有戲劇性沖突的案情，即便窮盡了所有司法救濟手段，也很難討到滿意的說法；另一方面，法國政府堅決否認現行身份檢查體制存在“系統缺陷”，而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也承認了這一點，認為法國的法律和行政框架并沒有顯示出“結構性缺陷”：雖然當事人在初審和上訴的國內司法救濟途徑中屢屢遭受挫敗，但是否存在“結構性缺陷”并不以是否能滿足原告期望作為判斷標準，而是看司法和行政體系是否提供了足夠完備與合理的救濟渠道。

除了“個別否定、總體肯定”的判決外，在技術層面，歐洲人權法院的法律論證也不無可商榷之處。針對圖伊勒的判決，歐洲人權法院的合議庭以6比1的多數作出判決，而來自法國的法官穆魯-維克斯特羅姆（Stéphanie Mourou-Vikstr?m）發表了唯一一份異議意見。盡管她的意見處于絕對少數地位，但其中提出的問題仍然值得認真對待。

簡而言之，穆魯-維克斯特羅姆認為，在判斷身份檢查是否存在歧視時，法院的首要考慮因素應當是當事人是否受到了憲警方面的“區別對待”，而且在“塞迪等人訴法國”一案的其他部分當中，法院也是這樣做的；但在針對圖伊勒的考量中，法院卻沒能堅持這一點，而是強調各種因素的疊加組合，并將其作為確認證據效力的主要考慮因素。換句話說，多數意見并沒有找到圖伊勒遭受所謂“歧視”的實質證據，而是把一系列對侵害當事人的情節打包起來考慮，并通過舉證責任的配置、作出對其有利的判決。但這些情節實際上和圖伊勒屬于少數族裔并沒有任何關聯。

穆魯-維克斯特羅姆警告，圖伊勒案并不只是個例，它可能會給一個新的證據模式敞開大門，即把不同因素組合起來加以考慮，而“區別對待”這一核心要素反而不再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進行跨語境類比的話，歐洲人權法院針對圖伊勒的這種顯而易見的區別對待，某種程度上類似于中國語境中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會效果相統一”：盡管在實質層面上，圖伊勒方面提交的證據并沒有一錘定音的“法律效果”，但鑒于多重因素的疊加，尤其是警察的口頭和身體暴力，導致如果忽視這種暴力、將圖伊勒和其他人等量齊觀，一味要求證明“歧視”的證據，會造成顯然不公的結果，因此法院用推定方式，為這種“社會效果”的正義尋找出口。

解法何在？

法國的“看臉查人”之所以成為一個社會問題，部分原因在于其龐大數量。法國審計法院2023年的一份報告中披露，以最近的2021年數據來看（盡管仍不夠完整詳盡），全年范圍內憲兵進行了大約2000萬人次的身份盤查，警察進行了大約2700萬次身份盤查，二者合計總數高達4700萬次。

需要明確指出的一點是：雖然此類盤查數量龐大，但法國并不允許大規模的、無差別的身份盤查。在2015年恐襲之后的風聲鶴唳背景下，法國議會曾修訂緊急狀態法律，授權各省省長無需基于特定威脅、就可以下令檢查行人、行李和車輛。但憲法委員會在2017年12月的一份裁決中宣布該法律違憲，并強調，立法者必須在維護公共秩序和保障個人自由之間取得平衡，雖然公權力可以在緊急狀態下采取特別措施，但“普遍”和“專斷”的身份檢查，和尊重個人行動自由和保護隱私權的原則背道而馳。

根據法國《刑事訴訟法》第78-2條的規定，除了司法警察偵查案件、邊境地區、跨國交通、海外領地等特殊情形外，日常的身份檢查主要針對兩種情況：一是檢方為了調查違法犯罪行為而提出書面要求，由憲警在特定地點和特定時間內，可以對任何人進行盤查；二是憲警人員為“預防公共秩序、特別是人身及財產安全受到侵害”，可以對任何人進行盤查。

就前一種情況而言，針對不同人群的“區別對待”往往難以避免，因為檢方會根據已經發生的案情來啟動調查，而案情中經常已經涉及嫌疑人的籠統身份，例如在“塞迪等人訴法國”一案中，迪亞·阿布迪拉希（Dia Abdillahi）被盤查前有“兩名北非裔人員”在當地涉案，塞迪被盤查前有“兩名非裔年輕黑人”涉案，因此憲警在檢索目標時必然會側重于此類群體，因此更容易被指責有種族歧視嫌疑。

就后一種情況而言，主要集中在人流量大的公共場合、以及治安不佳的所謂“敏感街區”，其語焉不詳的措辭導致了很大的解釋空間，同時意味著賦予執法人員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法國警察監察總署（IGPN）2023年的一份報告強調，在“敏感街區”或者少數族裔聚居區域，年輕人扎堆聚集是一種客觀現實，不可能因為忌憚于被指責為種族歧視，就讓警察專門去針對白人去檢查來刻意尋求平衡。歐洲人權法院在此次判決中也承認，法院“充分意識到警員所面臨的困難——他們在并不必然具有明確內部指示的情況下，需要非常迅速地判斷公共秩序或安全是否面臨威脅”。

然而，每年數千萬次的執法行動始終處于“粗放經營”的狀態，缺乏可靠的跟進措施，導致政府在面對法律挑戰時，很難在事實層面作出有力辯解。從“塞迪等人訴法國案”中不難發現，由于既未配備攝像頭也缺少書面記錄，在大多數情況下，政府方面未能提供有效的反對證據。在法院判決中，幾乎每一例的事實部分最后都寫道——“警方版本未被記錄，或至少未被通報給法院”。

面對各方均難以滿意的困境，解法之一是為被檢查者開具書面收據，并通過這些書面收據匯總身份檢查執行情況的全貌（這也是左派政黨和人權組織多次要求的措施）。從根本上說，只有通過與身份檢查相伴隨的詳細記錄（包含族裔和國籍等信息），進而建立一個具有“可追溯性”的數據庫，才能從中明確看出這種身份檢查中是否存在種族歧視。

當地時間2025年6月18日，法國巴黎，行人抵達巴黎火車北站。

但這種解法至少面臨兩個障礙：一是政府方面無意配合，認為實施起來面臨很大困難，因為此類檢查的數量龐大，如果每次都要給當事人開具收據，并會大大加重憲警的文牘工作負擔，這和近年來的“去文牘化”改革方向背道而馳。二是即便通過書面收據建立數據庫，又會遇到法律上的障礙：1978年的一項法律明確禁止處理事關種族和族裔的個人特征數據（這也是今天法國少數族裔占人口比例的數據始終缺乏權威來源的原因）。

解法之二是讓憲警執勤時佩戴并展示可追溯其身份的號碼（RIO，相當于中國的警號），這在一定程度上確保執法者與執法對象的地位相對平等，并在投訴時有據可循，但在實際操作中，憲警成員經常不履行這一職責，或者故意將號碼放在不顯著的位置上，導致當事人難以指認。

解法之三、同時也是眼下最為現實的解決手段，是為憲警部隊普遍配備隨身攝像頭（執法記錄儀）。法國內政部從2021年開始為憲警部隊普及配備攝像頭，到2023年共配備了5.4萬臺攝像頭（其中3.2萬用于警察，2.2萬用于憲兵）。但要讓這一技術手段順暢地融入執法過程中（例如現階段無法確保攝像頭續航能力覆蓋全天執勤、而且憲警執勤時不開啟攝像頭也并不受處罰），恐怕還需要相當長時間。

意在維穩 反釀敵意

就在歐洲人權法院作出判決的前兩天，法國的人權保護專員（Le Défenseur des droits）于6月24日發布了此前委托民調機構進行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相比進行上次同類調查的2016年，法國人曾接受身份盤查的比例大幅增加，有26%的受訪者在過去五年中曾被憲警盤查，而2016年這一比例僅為16%。具有黑人、阿拉伯人或馬格里布（即北非）外貌特征的群體，遇到身份檢查的幾率平均要比白人高30%，而其中的年輕男性被檢查的風險是普通人的四倍，而遭遇搜身等“深入檢查”的風險則要高出12倍。

不難發現，在“看臉查人”是否具有歧視性質的問題上，它的法律意義和社會意義發生了脫節，無論各級法院如何在證據層面上斟酌，在社會公眾的反饋中，這種區別對待（姑且不說是“歧視”）早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和這種區別對待相伴生的現象是，公眾對憲警部門的不信任感乃至敵意也會隨之上升，尤其是憲警在檢查過程中出現的侮辱和暴力行徑，更加劇了當事人的敵對感。根據人權保護專員發表的這份調查結果，當看到憲警在公共道路上執勤時，已經有22%的受訪者抱持著不信任感，而如果再遭遇前者作出侮辱等“不專業”行為，這種不信任比例高達61%。

此外，在特定文化語境中，憲警方面的敵意和歧視有時還通過間接隱諱的方式表現出來，例如在“塞迪等人訴法國”一案中，迪亞·阿布迪拉希2012年2月在巴黎郊區遭遇檢查時，警察看到他證件上的居住地是南法城市馬賽，便用一種諷刺性的口吻說，“你在度假？不工作嗎？快點去找份工作，因為等薩科齊上臺，你就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這段話表面上沒有一個臟字，但實際上幾乎毫不掩飾地反映出法國社會一種根深蒂固的成見，即認為許多黑人和阿拉伯人游手好閑、不務正業，亟須右派政府上臺好好“管教”一下。

按照2014年的《內部安全法典》規定（在“塞迪等人訴法國案”事發時尚不存在），憲警在執行任務時應“完全公正無偏私”，對所有人給予“相同的關注和尊重”，在行為和言語中“不應有任何區別對待”，必須使用“您”的尊稱，進行身份檢查時“不應基于任何生理特征或任何顯著標志來確定需要檢查的人員”，檢查時“不應侵犯被檢查者的尊嚴”，“只要情況允許，搜身檢查應在公共視野之外進行”。

但和這種理想境界相反，現實中發生的身份盤查、尤其是有“看臉查人”之嫌的檢查往往給當事人帶來強烈的負面沖擊。在公共場合被攔截盤查，本身就會導致“憑什么是我”的被針對性；憲警不使用尊稱、乃至使用街頭粗俗語言的情況時有發生；在眾目睽睽之下（例如人潮洶涌的車站大廳里）公開搜身也屢見不鮮，這無疑會給當事人造成強烈屈辱感，并進而形成對憲警部門乃至整個公權力機構的敵意。

在這里，大規模的“看臉查人”展現出它真正的危險之處，即某種“自證預言”的效應——從“看著就不像好人”的潛意識出發，以專斷甚至粗暴的盤查手段為催化劑，通過刺激當事人的屈辱感和怨恨感，反而加劇了這種異己心態，并成為更大規模社會動蕩的心態根源。如果說2005年的巴黎郊區騷亂已經逐漸被人淡忘的話，2023年同樣發生在巴黎郊區、因身份盤查而引發的“納赫爾之死”迅速演變成一場大規模騷亂，再次暴露出同樣的痼疾：持續多年的身份盤查措施，或許可以消除某些不安定因素，但同時無助于從根本上緩和持續緊繃的警民關系。

既得利益群體的錯覺

在這種對抗性機制中，華人無意中成為某種既得利益群體，因為通常而言，東亞和東南亞族群暴力擾亂公共秩序的幾率較低（但亦偶有發生，如2017年的劉少堯案），所以較少成為警察盤查的對象。一個旁證是，在“塞迪等人訴法國”案中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警察盤查塞迪時，后者正和一位泰國朋友同行。塞迪本人出示身份證件后，這名泰國人起初也被要求出示證件，但警察很快改口說算了不需要，于是這種“區別對待”成為塞迪認為構成歧視的一個重要因素。

相比之下，南亞裔群體遭遇的警惕程度更高。隨著近年來一些惡性案件的發生（例如和宗教及部族相關的所謂“名譽殺人”），印度和巴基斯坦移民群體正越來越成為法國警方關注的目標， 雖然通常認為黑人和阿拉伯人是“看臉查人”的主要受害者，但有警察在匿名接受電視采訪時，已經明確把“巴基斯坦人”和上述二者相提并論。

這種細分之所以必要，是因為既得利益群體往往會形成一種心理錯覺，將“因為無害所以無視”理解為“因為無涉所以高等”，加上客觀而言華人往往成為治安案件的受害者，所以更容易矯枉過正，對本質上屬于種族歧視性質的行為安之若素，甚至不無歡迎——殊不知這可能只是沒有歧視到自己頭上。倘若換一種場合（例如當打擊街頭賣淫時），華人面孔同樣可能淪為某種刻板印象和“看臉查人”的受害者。因此，唯有以“公正無偏私”為根本價值，共同維護“觀念水位”不至于下降太多，才能從根本上維護自身利益。否則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狹隘思維大行其道，華人華裔也注定會遭受附帶傷害。

結語：中式賽博朋克參照系？

法國社會中的種族平等與融合，本身具有綿長的傳統。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就曾用不乏夸張的筆調描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黑人小伙和白人姑娘相擁走進小旅館，是唯有在巴黎才能看到的“種族平等”景象，足以讓其他歐洲人大為驚駭。而百余年之后，當類似的圖景在歐洲已經多多少少變得“正常化”之后，開歐洲風氣之先的法國，卻在平等和博愛表層之下，仍然深受分殊和歧視的困擾。不同民族和種族在這里“相愛相殺”，彼此勾連、嵌套、親近、敵視，“看臉查人”只是最凸顯的表現之一。

當地時間2024年1月21日，法國巴黎，埃菲爾鐵塔附近的特羅卡德羅廣場，法國移民法的反對者舉行抗議活動。

時至今日，在這個問題上，法國政治中的左右營壘涇渭分明。左派政黨和人權團體對“看臉查人”保持高度警惕和批判性態度，致力于強調“結構性問題”（例如2024年五家人權組織聯名向聯合國提出申訴，要求譴責法國的“系統性身份查驗歧視”現象），并期待能從根本上解決病灶；右翼則堅定地站在憲警部門的身后，認為當務之急是先樹立起權威，尋求所謂“根治”失之天真，緩不濟急。眾所周知，憲警群體是右派甚至是極右派的天然票倉，對“法律與秩序”的訴求，不僅是憲警群體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右翼的政策主軸之一。

啟蒙時代的哲學家孟德斯鳩曾言：“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很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一條經驗。”手握槍把的憲警力量，“身懷利器，殺心自起”，容易流于濫權自不待言，而從更廣義上說，其實政治光譜上的每一個生態位，都天然地傾向于擴張自己的訴求，無論是“安全”還是“平等”均是如此。但左翼的平等理想，和右翼的權威幻象，二者都必須在日常生活的經驗理性中尋找折中和妥協。司法判例的嚴正警告是一條邊界，現實運作中的可操作性是另一條邊界。圍繞“看臉查人”的種種爭議，遠沒有“非黑即白”的簡單解決方案。

跳出法國的語境，中國有句家喻戶曉的老話：“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但在日常生活中，“以貌取人”事實上屢見不鮮，而且隨著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發展，另一種“以貌取人”不僅正在成為現實，而且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面部識別技術日益深入到日常生活當中，形成了另外一種“看臉的社會”。從公共交通檢票、闖紅燈曝光、到“演唱會追逃”，“臉”正在越來越脫離個人隱私范疇，成為賽博空間里的一種公共資源。從純粹技術意義上說，這或許會成為未來法國“看臉查人”困境的另一個解法，以“明日的世界”來升級“昨日的世界”：面部識別和行為預測交給街頭全景式監控和大數據分析來完成，前線憲警力量根據威脅優先程度進行有效調配，佐之以隨身攝像頭的不間斷直播，以及后方的實時評估與介入，“查人”將更加精準高效、非個人化、非情緒化，一勞永逸地解決“歧視”指控的困擾，或者說，這種指控只能針對算法，而非個人。

只不過，對于法國憲法委員會和歐洲人權法院來說，這或許是一種更加令人不寒而栗的黑鏡式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