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下午，上海二中院召開（點擊查看）。會議第二階段，來自嘉興嘉善法院、馬鞍山中院、嘉興中院、上海青浦法院、蘇州中院和上海二中院的法官，以及華東政法大學專家學者，圍繞“數字經濟中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的界分”展開研討交流。現將研討內容整理如下：

一、主題研討環節

來自6家法院的法官結合兩起典型案例，就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的界分問題發表了真知灼見：

案例1：被告人侯某某參加周某組織的詐騙團伙，以虛構的文玩藏品公司以及認證公司等名義對外招攬客戶，在被告人劉某等人將持有文玩藝術藏品并有對外出售意向的被害人騙至上海后，配合劉某等人或者充當買家助理角色，謊稱買家有意購買藏品，誘騙被害人至上海市嘉定區，由劉某假裝對藏品進行信息認證，從而騙取被害人支付所謂的認證費。

案例2：被告人杜某與某快遞公司的一級網點簽訂《網絡加盟合作合同書》，加盟為某快遞公司二級網點，接受和服從某快遞公司統一管理，遵守公司的規章制度。實踐中，一級網點與二級網點進行結算，一級網點再與某快遞公司進行結算。合同簽訂后，杜某在該快遞公司運營的業務系統上開通了二級網點賬號，從客戶處取快遞件回網點掃描、稱重，電子秤稱出的重量實時上傳至業務系統，任何人無權修改。后杜某伙同他人定制虛假稱重軟件，修改快遞重量進行偷重，偷逃應向某快遞公司支付的運費。軟件在輸出重量時輸出兩份數據，一份真實數據保存在主機內不上傳，作為向客戶收費的依據，一份虛假數據上傳至上述系統。經審計，杜某采用前述方式，偷逃運費共計200余萬元。

蘭桂

嘉興嘉善法院

刑庭庭長

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的區分，需從四個方面進行考察：一是非法占有目的的產生時間，詐騙罪的目的多在犯罪行為著手前形成，而合同詐騙罪的目的可能產生于合同簽訂或履行過程中。案例1中侯某某團伙在犯罪預備階段已預設騙局，與案例2杜某在履約中產生非法目的形成鮮明對比。二是合同本質的真實性，真實經濟合同需具備市場資源配置功能，而案例1的所謂認證協議既無真實交易基礎，亦無權利義務對價，其虛構公司、買家及認證服務的行為表明該協議純屬犯罪道具。三是欺詐手段與合同的關聯性，合同詐騙的欺詐行為須嵌入合同機制，如設置條款陷阱或數據篡改，而案例1的詐騙鏈條獨立于合同，被害人付款的根本原因是基于對虛構存在高價買家的信任。四是法益侵害的復合性，合同詐騙罪在侵犯財產權外，必須同時破壞市場交易秩序，案例1的行為僅侵害財產權，藏品市場價格機制與行業信用體系未受沖擊。綜上，案例1中侯某某等人的行為應定性為詐騙罪。

林建敏

馬鞍山中院

刑二庭副庭長

應當根據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的表現形式，以合同的屬性與侵害客體的性質作為兩罪區分的“標尺”。其一，涉案口頭認證服務協議具備經濟合同屬性，案例1中侯某某等人的行為符合合同詐騙罪的表現形式，因為在收藏品交易市場場景中，行為人約定了服務對價即認證費用，且被害人基于實現藏品交易目的而締約。其二，合同在詐騙中起實質性作用，區別于借合同幌子直接騙財的模式，案例1中的被害人支付認證費系履行合同義務，而非單純受謊言誘導。其三，行為侵害雙重法益，虛構無資質認證公司提供虛假服務，破壞收藏品認證管理秩序，同時利用合同騙取錢款違反合同誠信原則。因此，根據特別法優于一般法原則，案例1中侯某某等人的行為應當認定為合同詐騙罪。

周倩

嘉興中院

刑二庭副庭長

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界分的三步甄別法：第一，審查合同地位。合同詐騙須以合同為犯罪核心工具，欺詐行為須緊扣合同簽訂履行要素，如主體真實性、擔保有效性或交付可靠性等。案例1中虛構買家意向、偽造認證必要性等核心欺騙行為，在合同簽訂前已經完成，買賣雙方未就藏品交易進行實質磋商。第二，分析錯誤認識根源，合同詐騙中被害人交付財物須直接基于對合同內容的信賴。案例1中被害人支付認證費是因誤信存在高價買家以及認證系交易必要步驟的謊言，與合同條款本身無關。第三，剖析合同的市場屬性，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必須承載市場交易功能。案例1的認證協議未約定服務標準及法律后果，認證結果虛假且無資源配置作用，系脫離經濟流轉的空殼合同。綜上，案例1中侯某某等人的行為屬于以合同為誘餌實施傳統詐騙，應定性為詐騙罪。

朱婷婷

上海二中院

刑庭審判員

對案例2中杜某的行為性質進行分析：首先，對合同進行穿透審查。杜某雖與一級網點簽訂加盟合同，但合同明確約定其接受總公司統一管理，費用結算機制顯示其知曉浮動重量費最終歸屬總公司，電子秤數據直傳總公司系統，形成與總公司的事實合同關系。其次，對非法占有目的進行客觀化、實質化認定，案例2中杜某非法占有目的的指向清晰，其主觀上明知利用偷重方式少上交快遞費用，會侵害快遞公司的財產權。最后，考察行為人是否基于合同中的實質性內容進行詐騙，包括相對方、標的物、價款、相關費用、履行地點、方式等。案例2中杜某的偷重行為本質上突破了合同約定的計價基礎，規避了運費支付義務，與總公司規定的如實稱重、系統計費的核心條款直接沖突。綜上，杜某的行為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姚麗萍

上海青浦法院

刑庭庭長

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系特別法條與普通法條的競合關系，二者主要區別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犯罪客體上，合同詐騙罪侵害財產權及市場秩序雙重法益，而詐騙罪侵害的是單一法益即財產權益；二是犯罪主體上，合同詐騙罪可由單位構成，但詐騙罪的主體僅為自然人；三是犯罪手段上，合同詐騙必須利用經濟合同實施詐騙，而詐騙罪的手段不限于利用合同。當行為同時符合兩罪構成要件時，應優先適用合同詐騙罪的特別法規定。案例2中，杜某與快遞公司存在事實合同關系，杜某與一級網點簽署的加盟合同系其經營活動的基礎，其依托運輸網絡承運貨物，偷重行為發生于合同履行過程中，直接違反合同計費規則，該行為侵害雙重法益，其中偷逃運費侵犯財產權，偷重手段破壞快遞行業經營秩序。因此，應當認定杜某構成合同詐騙罪。

徐奕

蘇州中院

刑二庭副庭長

嚴格限制合同詐騙罪范圍，針對案例2中杜某的行為，認為：第一，合同詐騙罪的欺詐行為必須直接基于合同機制，如利用虛構的主體身份、提供虛假擔保等簽訂合同，在合同履行環節騙取合同相對方財物。案例2中，杜某與總公司無直接合同關系，簽訂加盟合同時無欺詐行為，其本質是經營許可協議，實際運輸合同關系存在于客戶與快遞公司之間。杜某通過定制外掛軟件、修改快遞重量數據實施偷重，該手段脫離合同規則，系獨立于合同外的欺詐行為。第二，合同詐騙罪侵犯的法益具有復合性，杜某行為侵害的法益僅是財產權利，總公司財產權雖因少收運費而受損，但快遞運輸服務已實際完成，市場秩序未受直接沖擊。故案例2中杜某的行為應定性為詐騙罪。

二、專家與談環節

華東政法大學刑事法學院副院長、教授李振林對本次研討進行點評。李振林教授充分肯定了研討議題的理論與實踐價值，針對兩罪的界分，提出兩步法的判斷標準：第一步，審查合同本質，合同應在內容上體現市場財產流轉關系，形式上包括書面協議、口頭協議等形式，其核心在于是否破壞市場經濟信用原則，如案例1虛構認證服務即違背了誠信交易本質。第二步，判斷合同的工具性，關鍵在于考察合同是否在詐騙中起決定性作用，即簽訂合同是否足以使被害人自愿交付財物而無需額外實施其他獨立的欺詐行為。案例1中，被害人支付認證費是基于認證服務協議約定的付款義務，行為人通過虛假履行合同即提供所謂認證來實現騙財，符合合同詐騙罪的特征。案例2中，杜某簽訂加盟合同后，仍需實施偷重這一獨立于合同外的欺詐手段方可獲利，非因合同本身導致被害人自愿交付財物，應定為詐騙罪。關于兩罪銜接問題，上海地區合同詐騙罪的入罪標準以及升檔標準均高于詐騙罪。李振林教授主張，當行為未達合同詐騙罪數額標準但符合詐騙罪時，可適用詐騙罪，因為合同詐騙侵害雙重法益，社會危害性更大，若因數額未達入罪門檻不予懲處，有違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三、研討總結

本次研討緊扣數字經濟時代詐騙類犯罪認定的熱點，對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的界分形成了三點共識：

一是在爭議焦點解構上，案例1中行為性質認定的分歧源于對口頭協議性質及市場秩序侵害性的判斷差異。主張合同詐騙罪的觀點強調欺詐行為嵌入特定交易環節，其欺詐依托并擾亂了特定的市場信用基礎和管理秩序；主張詐騙罪的觀點認為涉案“合同”脫離市場交易實質，行為未真正擾亂市場價格以及行業運營規則。案例2中行為定性的爭議集中于事實合同關系及欺詐手段獨立性的判斷。需進一步結合結算機制、數據權屬等證據，精細認定技術手段在合同履行中是篡改了基于合同約定的計價基礎，還是直接騙取財產，進而認定構成合同詐騙罪還是詐騙罪。

二是在方法論提煉上，確立實質審查優于形式判斷原則。即判斷時需穿透合同表象，避免受限于單一形式要件，綜合考察非法占有目的生成節點、合同是否具備真實市場功能與資源配置作用、欺詐手段與合同機制的內在關聯性、法益侵害是否破壞合同信賴利益并波及市場秩序等要素。

三是在實踐規則指引上，“兩步法”認定規則提供了認定合同詐騙罪的重要審查路徑。第一步進行合同實質審查，通過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是否訂立合同，合同性質以及是否存在事實合同關系，排除非市場行為、形式合同等情形。第二步進行合同決定性作用審查，精準把握詐騙目的實現是否要通過合同訂立、履行，而非獨立于合同之外的欺詐行為。未來審判實踐中，需秉持實質審查原則，關注利用數字經濟新業態實施的詐騙，如虛擬服務合約或平臺加盟規則類案件，重點審查合同經濟實質與技術手段作用，避免因形式復雜化導致定性偏差。通過精準界分兩罪，為筑牢財產權保護基石與數字經濟健康發展提供有力的刑事司法保障。

責任編輯 | 翟珺

文字整理 | 袁婷 紀明岑

版面編輯 | 周彥雨